挑起新担子

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我没有好好的受过教育，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过什么。在我的眼前闪过来闪过去的是西太后，光绪，宣统，袁世凯，曹锟，蒋介石那一群家伙。这样，直到我年过二十，我还没有看透了自己，到底我能作些什么，应当作些什么。我可能作个“混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混个肚儿圆。我既那么穷，又没有专门的知识与技能，再加上腐烂的社会的诱惑是那么多，是，我确是可以永远随波逐流的鬼混下去。

“五四”拯救了我。我自幼儿就穷，受过多少多少饥寒与压迫。五四后新文艺的内容是讲争取自由平等的，我怎能不动心呢！自幼儿就直接受着帝国主义的迫害：父亲被鬼子杀死，我自己也几乎饶上命，我怎能看着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无动于衷呢？我开始振作。我辞去薪水大的事，而去教书，一来是表示轻视金钱，二来是为接近青年。我有了点儿硬气。

这口硬气并没把我托起好高。小市民的习气往往是遇见患难就紧张一会儿，“太平”一点儿就马上泄气。五四运动过去，我只大致的承认了新文艺，喜欢新文艺，没有别的心得与表现。同时，看见别人研究古书，我就也找几本线装书念念，却念不明白。新旧两无所成，使我苦闷。于是，另想出一条路子来：放下老书，拾起英文，以为能念通一种外国语必有益处。这样，我东一扒子，西一扒子的乱搂，不知到底干什么才好。要强的心是有的，可是不知应当往哪里去。这个要强的心只能使我洁身自好，爱惜羽毛，社会革命的大道理反倒放在一边，仿佛那根本不是我应知道的事。

在行动上，我也避重就轻。举个例说，二十三岁的时候，母亲代我定下了婚；我央求，乃至逼迫母亲去打退这门亲事。我觉得这是革命行动，而我的革命行动差不多也就老是这一类的私事儿。

这样，我有求知的心，而没有专门的学识。我知道要强，而只能作到消极的洁身自好。我知道革命好，而只就有关自己的事去革命。我同情穷人（因为我自己是穷人），而又觉得我是高超的穷人，与众不同！我知道爱国，而不明白用什么行动去表现我的爱国心——是革命呢？还是维持现状？

要明白我在解放前所写的文艺作品，我想，上述的心态是必须要了解的。五四给我开辟了一条生路，教我认识了文艺，而且献身于文艺工作。可是，我的学识与思想根本不够作一个文艺写作家的。我只仗着一点小聪明和一点善于运用语言的才力来支持我写作。这是想用一根细柱撑起一座城楼。在我的作品里，我虽善于幽默，可是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地方，也没有色情的描写。但是，这只是消极的自尊自重，我是洁身自好的人啊，而没有更积极的说出什么人生的大道理。我能自觉的说：读了我的作品有益无损，而不知道文艺作品必须有宣传教育的作用，不止消极的无损，而必须大大的有益。

在我的作品里，我描写了我所同情的穷人，可是不能描写穷人造反。我心中的穷人是跟我自己一样的，很可怜，而不敢造反。赶到偶尔的我写造反了，我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因为我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更不知道革命的真情实况。有时候，我凭着我的想像，以为革命是多事，而且把我想像中的革命者嘲笑上几句。这使我在今天心中最难过！我把文艺始终看成了自我表现的东西，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没把文艺看成革命的武器，黑白分明，敌我分明。

假若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成功，我在今天也不会看清楚自己的面貌，如上所述。今天，我还没搁下我的笔。可是，我知道了我应当站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我的心中清楚了，坚定了。我一辈子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快活过，因为我看清楚了自己以前有何过错，以后当怎么改过自新。我的笔已不再是我自己的，而是大家的，我须说出有益于大家的话。我须更自尊自重，把洁身自好改成为人民服务！文艺不再是我自己维持生活的工具，而是革命的工具；那么，我就必须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和人物。我要歌颂今天社会上的新事新人，拼命的歌颂，不再像以前那样扭扭捏捏，要吃又怕烫。以前，因为不了解革命，所以不敢颂扬，即使要颂扬，也说不到家；今天，我亲自看到、亲自听到革命的胜利，并且亲自参加了政治活动，我怎能还打折扣的去颂扬新社会呢？

当然，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但是，假若真有自信心，也并非绝对办不到的。即使一时办不到，不是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帮助我逐步前进吗？我愿意下决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总有一天我会走到一个新社会文艺工作者该走到的地方！

原载1951年10月1日《新观察》第三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