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人
——9月28日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发言
我们这次反右派斗争，是要辩论明白大是大非，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国画界也有右派分子，所以国画界也得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全国性的运动，国画界也必须参加。
恐怕在座的还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和国画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有人背地里说：“这是官报私仇，要整某某人。”
不是的，这不是为整某某人。这是全国性的重要政治运动。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一个艺术家必须先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人，其次才是作一个艺术家。反之，若不先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人，而只作画家，那就可能成为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个工程师首先要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人，而后才能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程师。画家也是如此。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不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看吧，徐燕荪一个反社会主义的人，给国画界带来多少损害啊！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一个社会主义的画家，必须要有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和一位工程师，一位理发师一样，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因此，走不走社会主义的路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
有人说：“画国画，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看看吧，绘画是不是完全与政治无关。在老年间，画一张画也有一定的目的性。给铺子掌柜的，就画“招财进宝”；给地主或财主就画牡丹，还题上富贵寿考；给文人雅士就画梅兰竹菊与山水，表示清高。这都有目的性。在今天，乡间还喜欢胖娃娃抱大鱼的年画。从前的画既可以有目的性，今天的画就可以进一步为政治服务，画家应当考虑怎样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
可是，我们反对江丰的看法。他教条地攻击国画不能为政治服务，所以就不要国画。事实上，仗着给战士们画一幅国画牡丹就打胜仗，正如仗着给战士们画一幅油画牡丹就打胜仗，是同样说不通的。但是，战士们可能因为喜爱国画，所以看见一幅国画牡丹就提高些士气。党要保存国画，是因为人民喜爱国画，是因为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为团结画家。江丰单纯地以国画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作用而排斥国画，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江丰不应当借口所谓不能为政治服务而排斥国画。国画家也不该借口江丰的错误而说国画绝对不应当为政治服务。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叶恭绰、徐燕荪等以爱护国画为名，而不许国画再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里，一切都要取精去粕，推陈出新。这就是说一切都要发展。
看我们今天的戏曲吧，逐渐改得多么干净、精采。可是右派分子张伯驹反对。他以为一切老的都是好的，丝毫不可改革。照他的荒谬看法去办，那么恐怕连旧日戏院里的扔手巾把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就都该恢复了。
叶恭绰、徐燕荪等对国画的看法也是如此。他们看到任何稍有创造性的作品，就斥为不是国画。假若郎世宁今天还活着，也必受他们的排斥。党要求国画有所发展，不走绝路。可是叶、徐等人排斥彩墨画，辱骂一切新的尝试。他们也主张凡是老的都是好的。
党一方面领导我们批判江丰，因为江丰违背了党的政策，排斥国画。党在另一方面也领导我们批判叶恭绰与徐燕荪等，因为他们妨碍了国画的发展，破坏了国画界的团结。朋友们，这种不偏不倚，有错必纠的办法就叫作领导。领导并不是拿着《芥子园画谱》教给大家作画，而是告诉我们如何批判地接受传统，从而推陈出新，和文艺应如何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凡是老的都是好的这个看法不对。如果老的都是好的。我们今天就不应造喷气式飞机与汽车，我们就应当恢复唐、宋时代用的铜镜，而取缔玻璃镜子。以前我们不能造的机器，现在能造了。这是发展，是党的领导的结果。妨碍和破坏这种发展便是罪过。
党爱护我们知识分子，我们可不该因此而骄傲自满。画山水的应当想想，把山峰与瀑布搬来搬去，这张画的瀑布在右边，那张画的瀑布在左边，就叫创造吗？徐燕荪是画人物的，难道就自比于吴道子吗？我们应重承袭传统，但也须有前无古人的创造气魄。徐燕荪等攻击李可染的山水画，有的人也攻击某画家的山水，说他只会画圈圈。要知道，李可染敢于描画真景，给山水画开辟了新的途径。这应当鼓励。他的笔墨还欠功夫，告诉他嘛！他画的还有某些缺点，提出来讨论嘛！大米小米发明了用大小墨点，表达峰峦烟雨，又为何不可画圈圈呢，假若他的确用圈圈画成了山水画。还有，叶浅予画的人物，反映了兄弟民族生活的美丽，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说他画的不是国画呢？是的，他在笔墨与线条上还欠成熟，那就应该教给他嘛；他愿意向老先生们学习。想一棍子打死他，是何居心呢？
敦煌壁画上的人物并不和徐燕荪画的人物一样，难道就不算国宝了吗？把自己掌握了的一些技巧看作优良传统的全部是恶霸思想，想独霸画界，不要别人。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不允许恶霸横行。
周总理说的是：一位空军司令不见得会驾驶各式的飞机，可是他会指挥作战，打胜仗。他明白各式飞机的性能。有一次我请彭真市长到市文联去讲话。他懂文艺，但是他还约了不少朋友谈了半夜，以便决定到文联去说什么。彭真市长不写小说，大概也不会炼钢，可是他把北京的一切设施领导得很好，受全体市民的爱戴。他对北京的一切都摸底，所以领导得好。
党先集中人民的意见，才决定政策的。它必须领导国画界，因为文艺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知道人民喜爱国画，所以就保存国画。党也知道国画有某些弱点，所以既要我们继承传统，同时又鼓励创造。
是的，我们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请看，齐白石大师不是用传统的画法，创造了新东西吗？他的功绩不是在画了鱼、虾、螃蟹，而是在于他画出了前无古人的鱼、虾、螃蟹！以此类推，大家都不该只保守，不创造。
领导要看全面，我们个人往往只看片面。解放初期，新政府接收了一个极大的乱摊子。因此，政府不可能样样照顾周到，马上就成立国画院。在那时候，不先建工厂，而成立国画院，是不大合理的。政府办事有计划，有步骤，所以今天就成立了国画院。
社会主义事业是集体事业。徐燕荪等想把持国画院，只要个三人的核心小组，独断独行。在过去，徐燕荪就最恨国画研究会的各小组。小组一提意见，他就说这是思想混乱。当他独断独行的时候，他就说这是集中领导。想想看，一个人拿主意怎么“集”、怎么“中”呢？他的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背道而驰的，反社会主义的。
在座的老画家们还有不肯说话的，怕得罪了徐燕荪。不说话，不参加斗争，是个人主义的明哲保身。是和社会主义不谐调的。这样的人，即使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也是不即不离，对社会主义没有热爱，对集体事业不热心。陆定一部长前两天说过：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我想，这三个“狠狠地”对我们大有益处。
是的，国画家与西画家，一切画家，都要好好团结起来。国画合作社要改进工作。合作社是为人民服务的，也能解决了一部分画家的生活问题，有什么可耻呢？合作社内部必须公平，不许有把头，操纵一切。一部分的画家的生活还相当的苦，这须克服困难。国家还没有力量每月致送每位画家二百元生活费用，我们画家也不愿这么接受补助。走社会主义道路须往远处看，不要看得太近。能够独立卖画的，不应看不起画书签的。对独立卖画的，在这里我提个意见，似乎不应定价过高，因为这与人民的经济力还不相称。一位画家的地位并不完全由售画笔润的高低来决定。黄宾虹先生不肯要笔润，他的地位还是很高。作家向报刊投稿，稿费似乎偏高了，所以近来作家协会自动地提出稍行降低稿酬的建议。稿费太高，很容易使作家生活腐化。国画研究会的工作也有缺点，应当改进。最要紧的是把小组搞好，发扬民主。以前，一方面会务由徐燕荪等把持，不许提意见，另一方面会员们不争取民主，而只在背地里抱怨，所以工作不能作好，团结的也不亲密。要把会务搞好，大家都须负责。叶恭绰说画会可以取消了，他的话不能算数儿。画会存在与否决定于大家的意见与党的领导。
叶恭绰说，市文联不能领导国画会。可是，市文联曾经为画家们作过不少的事，至少要比叶恭绰作得多的多。叶恭绰根本不要领导，所以看不起市文联。市文联的工作，老实说，是有缺点的。首先是，市文联的组织形式已与北京市文艺各部门的发展不相称了。因此，今后可能成立北京市作协分会、美协分会等，以便顺利进行工作，而作协总会与美协总会得以匀出时间，考虑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这些分会何时成立，那就要听从党的领导，看条件如何了。据说，徐燕荪反对成立美协分会，但是成立不成立不能听他的“圣旨”。
叶恭绰说重视国画是外国人给逼出来的，这是胡说。外国人没逼着我们重视中医，党怎么也重视中医呢？刚才我们说过，初一解放，不可能马上成立国画院。我们不能因为办事须有步骤就出怨言。建设社会主义是艰苦的，大家都要先苦干，而后才苦尽甜来。叶恭绰也说共产党不懂政治，可是这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建设为什么会这样突飞猛进呢？假若蒋介石现在还在南京，我们不是都会饿死了吗？共产党懂政治，所以中国逐步富强起来，有了很高的国际地位。我们都该为党领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大路而感到骄傲！
有的老人会说：我自幼学画，并没学过政治，也会画的很好。可见学画用不着政治思想。对这个说法，我这么回答：时代不同了，以前学画不学政治，并不见得今天学画也不必学政治。况且，徐燕荪等就是只学了画，而厌恶新社会的政治生活，所以才成了画界的恶霸。人家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画家还不晓得社会主义是什么，难道他会为人民服务吗？再说，有了政治热情，教画的就能毫无保留地把本领传给下一代，而学画的也能在三年学会从前须费十年才学会的本领。这对国画的发展难道没有好处吗？有政治热情，画家们就能团结的好，互相切磋，互相竞赛，这不好吗？有了政治热情，就明白不以一技之长而骄傲自满，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求进步，要求有所创造，这难道不利于国画的繁荣吗？
最后，我还要引证陆定一同志前几天说过的几句话。他说：作家们创作是手工业式的，自己写作，自己签名，所以容易自高自大。一位将军打了胜仗并不自我宣传，而归功于党的领导与战士的英勇。一位技师发明了机器，也不在机器上签名。这几句话很好地说明了个人劳动与集体劳动的区别，和作家们如何容易骄傲自满的原因。我想画家们也许更容易自高自大，因为不仅在作品上签名，而且要打上图章。要知道，今天没有党的关怀，人民的帮助，我们实在作不出什么来，以才子自居会使自己吃亏。
诸位先生们，在这几次的辩论会上，我们看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具体人物，具体事实。这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我今天说的有些拉杂，有些意见还不成熟，还请大家批评！
原载1957年11月《美术》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