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大家作

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结果，半年来的抗战经过，在一方面有二三十万血性男儿在沙场为国流血，在另一方面却有多少多少人袖手旁观，不动声色；怎能不打败仗呢？“全面抗战”尽管喊得山响，怎奈战争是真杀真砍的事，空口说白话完全没用。

目前有句最流行的话：“汉奸真可怕！”这里面含藏着不少可耻的心理。不错，汉奸在前线与后方确是作出许多可恨可杀的事。那么，我们为何不说他们“可恨”“可杀”，而单说“可怕”呢？

想想看吧：“可怕”便是汉奸有办法，我们甘拜下风的表示：也就是汉奸肯干，而我们不干的证明。说“恨”与“杀”，须我们发怒与亲自动手去收拾他们。我们哪肯多操这个心呢？于是，我们一动不动，大害其怕；汉奸可就得其所哉，为所欲为，并不是汉奸有翻江倒海的本领，而是我们替他们鸣锣清道，所谓增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者是也。

汉奸作，我们不作，自然就有高低之分：无论汉奸怎样愚蠢，既肯作就总可以玩出一些花样来；无论我们怎么聪明，既不作就总是坐以待毙。汉奸之猖獗是我们纵养成的。高低既判，我们就加倍害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事事归罪于汉奸，也就是替汉奸作了广告与宣传。

这样惯了，每一坏事都推到汉奸身上，是汉奸作的也好，不是汉奸作的也好，反正咎有所归，我们便可以埋起头去睡觉，什么事都是汉奸，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唉，汉奸真可怕！”说罢此言，长叹一口气，“完了”！

说句伤心的话：这种怕汉奸的心理不仅给予汉奸以成功的机会，而且教敌人敢放胆的来侵略。敌人之所以敢来横行者，一半是因迷信自己的武力，一半也是因自以为深晓中国人的怕事的心理。他的武力无论如何充实，假若我们人人存着必死之心跟他死拚，他就得抓抓头皮想一想。可是，他以“中国通”的资格，看透了我们的一动不如一静的人生哲理，他干吗不事半功倍的干一下子呢？不过，这究竟有点冒险：万一这宝没押对，而我们个个争先赴难，决不含糊，他岂不骑虎难下，而碰死钉子么？可怜，我们在过去的半年内，确是不起劲，敢卖命的很多，愣着发呆的可也不少，这就难怪小鬼子抿着嘴儿笑了。

那说“汉奸真可怕”的人们，还要有诗为证，告诉我们：“汉奸有组织呀！”

这话可又说漏了底！汉奸有组织？当然的！在这个年月，事无大小，只要打算作，就得有组织。汉奸有组织才不算新奇。密探与特务工作，在敌方，是有正规经费与专门人才来维持着的，收买汉奸自有一定的计划与效用。在军事上，汉奸与炮火有同样的力量，并不是随便的玩玩，以表示花样多，应有尽有。因此，说“汉奸有组织”的人不外乎：（一）根本没想到凡事都应有组织，所以一听说汉奸有系属与联络，就觉得惊异，好像听了个闹鬼的笑话似的；（二）汉奸既有组织，就只好承认这是一种不可侮的势力：他们杀人放火是理之当然，我们自应肃静回避！此二者，一无知，一怕事；总起来说，都是汉奸的助手。设若多想上一想，即马上看出：汉奸之有组织，正因我们自己毫无组织；于是汉奸便水到渠成，而我们束手无策。汉奸组织如何严密，须与我们民众组织作个比较，乃见上下；设若我们长期发呆，清静无为，则我们的力量永等于零，而汉奸的厉害便成为绝对的了。我们的军民不相往来，而敌军与汉奸却切实的合作，我们怎能不头朝了下呢？前此汉奸之成功，实因我们平日没有组织之故；此后汉奸是否变本加厉，全视我们大家能否改守为攻。不幸，此后若还只听到汉奸的引敌入室，而我们却没有防患除奸的表现，那可就真可怕了！再说，汉奸本是中国人，既能被敌人利用，怎不能回过头来为我们自己用呢？这就在乎我们自己须先有办法，而后才能对付汉奸：可以利诱，则利诱之；应当剪除，就干脆杀掉。以我们的力量抵住他们的力量，以我们的策略破坏他们的阴谋，他们既非金身罗汉，就会失败，就会畏惧，就会解体。反之，我们只知害怕，已成怯胎，汉奸为何不可以贪点便宜，而作坏蛋呢？怯胎与坏蛋相去固不甚远，分别只在“不作”与“作的不对”之间，其不爱国则一也。那么，汉奸为何不露一手儿，既知道我们是连手也不想动一动的。

这篇小文并非要讨论汉奸问题，而是借此设喻，指明初期抗战的失败并不在力量单薄，而是在根本没有把力量拿出来。不动手，手就等于白长；既已无手，则危患在前，只有颤抖而已。国民的怕事心理自然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原因养成的，过去的哲学，政治，伦理等等都负着使国民呆如木鸡的责任。今日设若仍不活动，恐怕就要追悔不及，永成木鸡了。在上的应给人民以动的机会，在下的要各个人拿出力气来；亡国不便包办，救国人人有责；事情要大家作呀！

原载1938年1月16日《抗到底》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