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
去年七月十七，我随北路慰问团到达洛阳，刚下了旅舍，便接到之的兄的电话，约到他们那里去吃午饭。他们——作家战地访问团全体——都住在西车站的一所房子里。房子相当的好，院里有高高的梧桐与不少的花草。大家见面，虽然只别离了几十天，那种欣喜可是不易形容的，大家多数的是在写着一些什么，我没有问他们，可是能猜到必是整理路上所获得的材料呢。天气很热，可是大家不肯偷闲，即使要偷闲，恐怕有礼锡先生那两只和善的眼，那低而恳切的语声，那不断的笑意，老在有意无意的督励着，谁也就不大好意思了吧！他的年纪、态度、热心、名誉、学问，都正好作这一团人的团长。
那些天，正赶上北方的雨季，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阴便下起扯天扯地的大雨。我们都没法离开洛阳。也许是冒着雨，或是乘着初晴，我几乎是每天去看他们。大家整理材料，写稿子，读书，开座谈会，天天都相当的忙。用不着说，礼锡先生是最忙，因为在团内的工作而外，还须到处奔走，接洽，交际，可是，他没有一句怨言。他忙而不慌，老是那么婆婆妈妈的，勤苦而不急躁。有一天，因为空袭，他只理了半边头发，就跑回来了；他只是笑——这点幽默感理应是长寿的。对于团员们，他每向我谈论，总是说大家的精神很好；他好像是决不忍批评任何人！
天热，事忙，他的样子有点显着疲倦，但绝无病容。恐怕呀，那时候他已经是病了，而勉强支持着——在英国几年中所受的饥寒，大概已教他习惯了与困苦争斗，把苦处咽在肚子里，脸上还露出快乐与活泼来。
直到七月三十日，我们才能动身，访问团却早走了两天。我因患痢，没有能送他们走——谁知道与礼锡先生就不能再见了呢！
八月十九，我们绕回西安，二十四日，我与友人上了终南山，二十六日下山进城。二十七早晨看报：“作家访问团团长王礼锡先生在洛阳病逝！”
和礼锡先生相识，一共不过半年。可是相识的久暂并不就能决定交情的深浅。有两三个月，我们几乎是每天见面。我们很说得来。他是那么能容纳人，乍一看，我还以为他是故示宽大，好拉拢人；及至谈过几次之后，我明白了他。他对任何人的弱点，在谈话中，都给予原谅：而且是对友人的行动的不得已，与他的宽厚中，提出他的意见——是批评，也是原谅。这种话使谁听了也得相信，因为说话的人是那么从容，真诚，热情。这种话不但解除或减轻了友人们之间的误会，而且使听者也受了感动，也学着把心田放宽了一些——把心放宽，天下就少了不可原谅的人！
啊，这样的人会死？我看，看，看，看那段新闻！我不肯相信，可是泪落在了纸上！我急忙托中央社往洛阳打电。回电到了，真的！
想一会儿礼锡先生，想一会儿访问团的诸友，怎么办呢？我没有上洛阳去的能力，又准知道大家失去了团长是怎样的苦痛。我急，我愁，全都没用。“礼锡先生会死了！”从早到晚挂在我的口中！我又发电，只能安慰他们，别无办法！三十一日，我离了西安；多少天——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礼锡先生，第一样呈现在心中的总是他那个迟迟不去的，像灯光迟迟才灭掉的，笑意，这点笑意使我直到今天总以为他还健在！
今天，他已去世了一年——泪在眼里，那不会死的笑容却仍旧温暖着我的心——啊，这冷酷的世界，可能有几个好友呢！
原载1940年8月26日《大公报·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