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不可能写出像最近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这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怎么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本质上是大不相同了。

虽然我从一九二四年就开始学习文艺写作，可是始终不大明白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应当为谁写。我的最初的写作动机是看见别人写，我也要试试，我要写，我要发表我所写的，我希望成为文艺作家。别的，我不管。

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以后，就有人来约稿了，我不能不再写。我真的成了一个“作家”。这时候我又为谁写呢？　多半是为我自己，小半是为读者；我有了读者，不可放弃。我的读者是谁呢？大概地说，他们多半是小市民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是我的读者呢？因为气味相投——我的思想和他们的思想距离不大，我的思想不会教他们害怕。他们讲趣味，我写的有趣味。这时节，我还是为自己写作，不过捎带着要顾及读者。这里所谓的“顾及读者”并不是我要给他们什么教育的意思，而是要迎合他们的趣味。

为丰富自己的文艺知识，在写作之外，我也读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

我读过一些世界文艺名著。可是，我并不明白它们的真正价值何在。我只用个人的趣味去判断它们的高低。我的趣味是小市民的，遇到俏皮的文字，招笑的情节，或一段漂亮的写景，我就赞叹不已，究竟那有什么教育价值与文艺价值，我不过问。

我也读过一些文艺理论。可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个中心思想，就没法子批判地理解它们。我只能说某时代某人的主张如此，另一时代另一人的主张如彼，而说不出为何如此如彼，也说不出哪个对，哪个不对。这使我感到苦闷，甚至慢慢地厌弃理论。我会说：写吧，不必管理论！作品是真东西，理论是空洞的。这样，我便信笔一挥，写出来就算作品；甚至写出《猫城记》那样有错误的东西，也拿去发表！

是的，我也描写过劳苦大众，和受压迫的人。不过那是因为我自幼受过苦，受过压迫，愿意借题发挥，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我有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正因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我可是不敢革命，于是我笔下的受压迫的人也不敢革命。我只写出我对他们的同情，而不敢也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我用他们的语言、形象、生活等等描画出一些阴森晦暗的景象，其中可没有斗争，也就没有希望与光明。有人问到我为什么只写悲惨的景象，不写激壮的斗争呢？我总是说：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制度很严哪，而不说自己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在文艺与政治斗争当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

真的，在抗日战争中我就写过京戏鼓词之类的通俗文艺，为大众“服务”。其实呢，这点“服务”精神远不及我的自得自傲：我自居为全能的文艺作家，连京戏鼓词也会写！不管写什么，我总是由证明我是个文人出发。我这样的文人的法宝是文字与文艺形式；我有这两件法宝；通俗也好，典雅也好，我都能写；有时候还写一首五言或七言的旧诗，显显本事呢！至于文艺的思想性和战斗任务，我向来不关心。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力。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管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永远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

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体。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教别人。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了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乐于接受批评，就是像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便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然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的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

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这怎能算你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地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大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写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的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我感谢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

原载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