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来话北平

刚到济南，便听说杨今甫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们由北平来到此处；这是在八月中旬。他们大概是没停住脚，便往南去了，所以没能见面；他们在路上所受的委屈也就无从知道。

紧跟着，老向到了。我们谈了一点多钟，可惜要谈的事太多，因而全无系统。当天，他便到济南城外去工作，我所要探问的事便无从得到回答——我忙，他也忙，隔着十几里路便很不易相见。况且空袭的警报，不知哪一会儿响叫起来，若走在半路上便须找地方去等候几十分钟，也太不方便。

不过，就那天所听到的，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还没能逃出来。他们不是不愿动，而是不能动。有家眷的，未必有积蓄；即使有一点钱，设若全花费在搬动上，逃到了目的地以后，饭食怎办呢？莫若不动。不动吧，收入已经断绝，而物价猛涨，能支持多久呢？又是问题。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用处与才力，他们自己也晓得这样坐困既不利于己，更无济于事。可是弃家独逃于心不安，而外间情形如何又无由晓得，于是由顾虑而迟疑，便无可如何的且等一下再说。吃亏在无组织，无联络！

在这种无组织的情形下，大家可是非常的镇定；知识阶级如是，一般民众也都如是。他们都喜听炮声，希望听见炮声，因为郊外一有炮声，必定是我军反攻，使他们兴奋狂喜。敌人能攻破我们的城池，但绝不能攻破我们的心，于此可见。

我问到老向过天津那一“关”时的情形，他似乎不愿多说自己的苦楚；他既未被扣留，也没受拷问，黯然一笑，颇有失望的神情——他以为敌人太小看他了！

过了几天，北平《实报》社社长管先生逃至此处，拟在济复兴《实报》，约我写稿。“逃”字用在他身上是非常正确的，既系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他是直接与敌方宪兵磨擦的。他是由家中越墙出来，在天津还被扣了十点钟。

同时遇到一位不相识的人，也是从北平来的。他没说什么事实，只指出以往知识阶级的错误，就是读书人不明军事，而轻易喊一致抗战与抗战到底，以致军队未及充分调整，而敌人已先发制人。这个论调，我以为，不十分正确。不错，知识阶级的好唱高调不能不算是个毛病，可是以敌人的处心积虑侵灭我国，和他们的精密的侦探工作，恐怕并不因为我们的呼声高低而决定发兵与否吧？敌国内部的矛盾与军阀的野心促使他们必来侵伐，而且早动手必定有便宜。再说，我们的呼喊也不是全无作用：舆论自有它的力量，我们的呼号正足以在敌人必来的时候给执政者与人民一些鼓励，使全国有应战的决心；反正敌人必来，难道我们连口还不开一开么？

开口容易，以身作则的去实践却是难事，这倒是知识阶级所应自警自励的。反之，战事已发，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而灰心而后悔，是与奸商和富翁之主张平和同调矣。

本月初，周君来，得到很多消息。关于北平，他说尚无恐怖，只是恐慌。中小学教员已有断炊者，苦人们就更可想而知。这样下去，谁也不能不揪着一把心。我们为这个揪心，敌人更毫无办法，在城内则寝食不安，而一出城门便有暗箭等着要他们的命。吃过了所不能消化的必患胃病，敌人的胜利也便是敌人的愚蠢，他们已经消化不良了。今日我们的失败可转而为我们的胜利，而敌人今日的胜利却是猫咬尿泡而已。没有人能灭了中国！

关于朋友们，他对于我所关切的只提到两三位。有一位，他说，因为责任的关系不肯轻易离平，可是生计大成问题：假若老得不到外间的接济，他纵使忠于职守，可是没法避免饥寒。另一位有个音韵学专家，现在正领着几个学生埋首著作，大概在数月之中，能至少写出四五本书来。可是他自己与学生们都须吃饭，而外间的援助至今还没有一点可靠的消息。第三位是颇有干才的人，理应出来作些组织民众的事务，但是他既顾虑家庭的安全，又不知道外间的情形；最讨厌的还是连路费也找不出来。

以这三位为例，其他朋友的情形大概与此大同小异。我以为大家须各就所识的友人急去接济，教他们马上出来作些他们所能作的事，否则始终困在那里，损失未免太大。

关于周君自己，他说走到天津曾经被扣留。据他看，敌军的兵士的扣留旅客似乎并无标准，而只是必须扣留几个，以便塞责。他被扣之后，还没经宪兵审问，即被释放。

可是，周君刚走，我便听说至友赵水澄过津被毒打的消息。我不晓得水澄是在哪一天路过济南的，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可靠与否。不过周君的观察若是正确，就足证明敌军的兵士并不热心作事，因为他们准知道师出无名，对自己毫无好处——好处都是上级军官的。另一方面，假若水澄遭毒打的消息属实，那么以前听到的学生失踪，以及敌人种种残暴的兽性的行为，便正如到处轰炸平民一样的确实。我们只能拚命了，别等着被人家捆起来收拾，且在手脚还自由的时候先扑奔敌人的喉头去！“丧失了生命的便得着生命”，那只看你敢不敢先扑过敌人去！

原载1937年11月1日《宇宙风》第五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