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

——自汉口到宜昌

七月十九，武昌大轰炸，我躲在院外的空地上。炸弹在头上吱吱的叫，晓得必落在附近，也许是以我住的地方为目标。警报解除，回到院中，院墙及邻舍已倒；我的屋里只落下些灰土。大家决定搬到汉口去。我十分难过。这里并不是我的家，可是我十分的爱它，特别是在轰炸后。不论是多么不顺眼的地方，一经暴敌轰炸，便很可爱了。况且我所住的地方又是那么清静宽敞。匆匆的卷起铺盖，不好意思落泪，可也又是一番小流亡的滋味呀。

由武昌迁到汉口，只是一江之隔，尚且难过；离开武汉，奔往他处，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可是，廿六日文艺界抗敌协会开会，决定总会迁往重庆，我必须去！当然得尊重会中的决议，虽然我决不想走。路上的苦处，到重庆后的困难，都不便预先害怕；我是舍不得武汉，特别是在大轰炸之后。轰炸有什么可怕呢？炸死，不过是一死；炸不死，多少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尽自己一点点力量。轰炸只是使人愤怒，只有日本人的愚蠢才以为我们害怕呢。

廿九晚还参加“文协”的招待阿特莱女士茶会，卅日夜间可就上了船。走，是服从“文协”的命令；船票，是老向去买的。（船票是自己掏钱，不动“文协”的一文。）我只尽了跟着行李，走上船去的责任。假若前几天的炸弹落偏了一些，我必定不会走上船来！可是上船的滋味，并不比听着炸弹吱吱的往下落好受。我几乎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为何要挤在人群里。家信已发了：打回老家么？我越去越远了！儿女们还好吧？还记得这两句，可是不敢多去咂摸：把家信作为例行的公事吧。朋友们呢？在武汉交了许多新朋友，昨天还在一处言笑，今晚又分别了。何时能再会面呢？最后，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所以放在最后；最后，武汉怎样呢？武汉是不会陷落的！这样告诉朋友们不止一次了。可是，我为什么走呢，既相信武汉不会陷落？这无可自解的矛盾，使人把舌团在口里。身已在船上，即使万感交集，难道还不是以一走了之么？岸上的灯光，射在江里，万星沉浮，动荡无定，心也随着欲碎。别矣武汉！

因为票价贵，船上并不十分挤。可是以人声去判断，简直不知有多少人，而且都发了疯。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乱嚷乱闹，莫非这就是逃亡必须有的表示么？不在路口上立着，大家便都能过去。可是偏有许多人立在那里，自己不走，也不许别人通过。等一等，大家就都能走过去；然而谁也不等，都往前拥，都开口就骂。中国人大概不会严肃。

安闲自在的只有茶房，酒钱是票价的五分之一，先付。他们穿着拖鞋，托着水烟袋，坐在客厅里闲谈。外国船上的茶房理应如此，他们没有国难，也没有任何责任；可羡慕的隐于舟上的生活呀！

船只有轮廓。一切零件，久已残落，决不修补，门上没柄，壶上没嘴，净桶没边沿，椅子没靠背，床前没号数，电灯没开关，……这船的轮廓要把几百条生命送到宜昌去。票价很贵；此外，一律须加“不”字。饭不能吃，开水不开，出恭不方便，……污辱中国的江，中国的人，岂只是日本暴敌呢？

可是中国人挺自在，舱里充满了鸦片烟味。疏散人口，免去无谓的牺牲，就是使这些鸦片烟鬼多活几天的意思么？鸦片烟鬼有钱，坐得起污辱华人的洋船，很自在的享受着中西合璧的腐臭生活。有谁敢来干涉他们呢！看，那群孩子！这就是保存国家的元气么？脏，瘦，皮在骨上挂着，一天到晚不是哭便是吃糖果。鸦片烟鬼的后裔呀，也去到后方去安全的害童子痨啊！

船上没有医生。有人把洗脚水倒在开水桶里。我拉痢，害病的还很多呢。两天内，舱里死了七个人。买了船票的猪狗们，就喝搀了洗脚水的水吧，就死在舱里吧，外国人只要你们的钱。大概洋船长教你们都跳下江去死，你们也不发一声吧？

没心去看江景。那夹岸的青山，云中的塔影，蒲上的流烟，多么美好的江山哪！可是，这是被奸污了的美妇。除了把强盗们都赶出去，谁有心肠去谀赞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呢！那些鸦片鬼们终日倒在床上，那些能坐着的壮士，终日围坐着麻雀桌旁，他们也无心观看美景。他们不理会中国的伟大，所以也就不替中国着急。无限的青山，滚滚的长江，你们是位置在没有诗，没有热情的地方；等着听炮声吧。

船白天走，走得很慢；晚间停住，没一定地方，没一定时间，全凭洋船长的旨意。领江的没有夜间开船的本领；在白天也还触到沙上而几乎搁浅了好多次，四天的工夫没离开船，船白天慢慢的走，夜间不定停在何处，不靠码头，怎能下去呢？只好闻着鸦片烟味，听着牌声，看着那群死尸，喝着不开而且搀了洗脚水的水。就是这样，我到了宜昌。痢疾更重了。茶房又来要小账；预先付过的大概是算了。松懈，肮脏，怯懦的流亡，啊！还用到别处去找国耻吗？

原载1938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七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