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谴
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
“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可是，这只是那一时的感触。及至身体好了一些，便又忘了病痛与乡思，而想打起精神去作事；即使终身流浪，只要儿辈能“家祭无忘告尔翁”以胜利的消息，便死也安心了。
可是，直到今天，身体还未全好，每逢说多了话，或写多了字，头就发晕。非常的着急，但心越急头便越昏——病是我们自己的最大的仇敌！医生嘱咐多吃猪肝脑、菠菜与豆腐。可是住在别人的家里，怎好意思发号施令呢？况且，肉已难买到手，还能强使人家专为我自己去找肝与脑吗？有时候，我后悔结过婚；假若我是独身汉，大概就不会在无聊的时候因想念儿女皱眉。没有闲愁，或者就可多写出一些东西。及至遇到了猪肝这一类问题，我又否定了这个悔意，而切盼家眷能够西来，人生要有多少小小的矛盾才算及格呢？！
且不提新的工作，去年未写完的东西到今天还都秃着尾巴。《剑北篇》，到去年秋季，只成了二十八段。所余的材料，大概还够写十二段的。二十八加十二，整四十。即使四十段未必能有一万行——原本是想写成一万行的——可是四十这个数倒还整齐，就此结束，未为不可。可是，过半年了，并没在二十八段之外多添上“一”个字。每逢有空袭，我必抱着那足以再成十二段的材料入洞；纸已有了破烂的地方，而我还没能把这些将要模糊的字变成韵语。这简直是块心病！是的，即使我能写成四十段，它们能算作诗不算，还是个问题，我知道。那么，写完或写不完，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把戏是假的，工夫是真的”，我愿把它写完。假若我去扫地，我应把地扫干净。同样的，虽然写得完整并不就是写得美好，我还愿意把它写完。我总觉得有始有终是个好的习惯，虽然这个办法也许并不适用于文艺习作上。
今年春天，《新蜀报》决定出文艺丛书，就把《剑北篇》的前二十段要了去，先出上册；等全篇写完，再出下册。上册刚刚印好，恰遇上新蜀印厂失火，同归于尽。莫非这是一个什么谴责么？虽然我并不迷信。
《无形的防线》是个四幕的剧本，从去冬到现在只有了两幕。已写成的两幕，经朋友们看过之后，必须大加改正，才能使三四幕有好戏。可是，这该改正的几十张纸也只做了我的伴侣，别无关系。看见它们，我就伤心；拿起笔来，我就头晕！
《面子问题》——三幕剧本——算是写完了。写完它的那一天，我的头晕开始。有好多新的意思，写完才想起来，都应当加进去。把它们加进去，势必得从头另写；头晕阻止了我那么办。
旧欠未清，新的工作就无从说起。今天，可已又到了“七七”——半年多，什么也没写出来！
头一个“七七”，我在青岛。第二个，在武昌。第三个，在留侯祠。第四个，在陈家桥。今天，这第五个“七七”，是我头一次在陪都纪念它。
像我这样的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人，遇到这样伟大的日子，实在不敢讲说什么，要说，只好说说自己。我总以为每个人要都能尽力于他所能做的，而且经过客观的批判——是最有意义的事，大概社会上就会得到应该由他那里得到的好处。我自己没有什么本事，除了能写点平庸而有时候还清楚的文字。写出来的小说也好，剧本也好，虽然说不到什么文艺，可是也许碰巧能使一个青年，或一个老人，或一个受伤的士兵，得到一点往好里去的鼓励，或一点安慰；这就没白耗费了工夫。这是我能够做的，而且客观的觉得并非全无意义，所以我就这么做了；在抗战前，与抗战中，我始终是这么老老实实的拿定了我的笔。
一个人也许不见得能充分了解他自己吧？假如我去做些别的事，说不定或许比写文章更有好的成绩呢。可是，我不冒险。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消极的”态度，却足以保证自己不是以文艺为敲门砖，而到时候就可以放下纸笔，另有所图。有些人，我曾看见，以为别人从事文艺是为了给他们自己搭一座浮桥，等到走过了河便把桥拆掉，而永远不再提起文艺。因此，这些人在一开始弄文艺的时候，便先要打倒别人，诟骂别人，不过也是给自己搭起浮桥而已。这样的人，我永远不愿说什么；即使他们骂到我自己的头上来，我还是相应不理，而只为文艺伤心罢了。在这个消极的态度中，我保持着些积极的精神，文艺决定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同时，我也切盼浮桥主义渐次消灭，而使文艺得到他应有的尊严。
可是，我已有半年多没能写东西了！在抗战中，不是一个人应做三个人的事么？我却做了半年的废人！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呢！没有身体，便没有一切；用脑子的人应当怎么看清他的身体啊！“七七”，这伟大的日子，我敢说什么呢？没有尽到心的，就没有说话的资格，我只能谴责自己！
原载1941年7月7日《新蜀报·蜀道》（“七七”复刊纪念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