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国府的经济账 - (共)陈大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国府的经济账/陈大康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02-015040-3
Ⅰ.①荣… Ⅱ.①陈… Ⅲ.①《红楼梦》研究 Ⅳ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8853号
责任编辑 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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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3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页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040-3
定 价 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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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对作品的捺字点数，事情的起因，是陈炳藻先生1980年6月在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那篇《从词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认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也是由曹雪芹所写。这个结论与大家阅读《红楼梦》的感受相异，而且胡适与鲁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做过考证，结论都是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曹雪芹之笔，几十年来人们一般也都接受这两位大家的主张。可是陈炳藻先生的“新论”是借助于计算机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计算机在国内还是一般人接触不到的稀罕物，当时报上又以“计算机闯入大观园”之类的标题做宣传，人们一下子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对后四十回为何人所作的问题也变得疑疑惑惑，要知道这次出场的是大家当时还感到比较神秘，且又属于高科技的计算机，仿佛是它将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判给了曹雪芹。
得知这一消息时，我还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也上过与计算机相关的课程，因此知道计算机的运算，其实是依赖于操纵者编制的程序，因此在探讨陈炳藻先生的“新论”是否靠谱时，计算机并不是需要质疑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设想及其操作的手段。阅读陈炳藻先生的论文，发现有几个要害处难以令人信服，其中包括母体与样本的设定，以及统计时只从《红楼梦》中抽取了6万字，检验的指标也只有14个，等等。
1982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以庚辰本为底本且与诸本校勘的《红楼梦》，这对从语言学角度做统计提供了可靠的版本。1983年，我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统计工作，统计对象是全书的72万余字，而非6万字，检验指标近80个而非14个，其中包括虚字、句长与作者习惯使用的专用词汇。这项工作历时一年多，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红楼梦》捺字点数。计算机在国内开始普及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我在八十年代初时的统计只能靠手工操作。第一步工作是点清作品各回的字数。第一次点完不放心，又做第二次复校。如果某回二次点数结果不一致，那就得点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准确地掌握了作品各回的字数后，第二步工作是点清各虚字在各回中出现的次数，以便计算它们各自的出现频率。这一步操作得十分小心，因为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语言场合字义会发生变化。如“的”通常是虚字，但在“有的放矢”等场合，它却是实字；又如“了”通常是虚字，但在“一目了然”等场合，它也是实字，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点数本来就是烦琐的拼耐心的事，再加上不断地要做字义判断，其进度当然快不了。其实，就是使用计算机统计，它确可很快就告诉你有多少个“的”字或“了”字，但要从中筛滤出实字并剔除，还是得靠人工判断。关于句长的考察也是由手工完成，作品中各回有多少句，不同长度的句子各有多少，要得到这些数据，同样无法越过捺字点数的环节。
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点数，我对作品的语言风格也越来越熟悉，这时有些念头会突然在脑海中闪过，提醒自己应作深究。这些念头怎么会冒出来的，我至今没弄明白，也许是点数点得多了，自然产生了语感的缘故。譬如对“索性”这个意思的表达，我突然感到前八十回是用“越性”这个词，只有后四十回才用“索性”。为了验证这一感觉，就需要将《红楼梦》从头到尾再查检一次。结果发现前八十回确实在用“越性”，偶尔也出现了“索性”。庚辰本源于己卯本，将两者做比照，可发现那偶尔出现的“索性”是过录者的笔误。又如前八十回喜欢用“越发”一词，但在后四十回里，同样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加”一词；前八十回一般用“才刚”一词，而后四十回里却是用“刚才”。甚至“脏”字的使用，前后两部分也有明显差异，在前八十回里，就连尊贵的王夫人或清雅的林黛玉也难免有时要说个“屁”字，而那些婆子或丫鬟开口时，一些很不文雅的“脏”字有时就会直闯读者的眼帘。后四十回的作者似乎很不屑于使用“脏”字，在那二十多万字里只出现过两次，而且相对来说还较文雅。一次是贾政在气急之中骂了声“放屁”，一次是贾琏引用了“大萝卜还用屎浇”这俗语。诸如此类的用词差异发现了27种，而对每次的发现都需要将《红楼梦》查阅一遍以证实。
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红楼梦》也查检了百余遍，根据获取的约2万个数据，可以对作品的语言风格做数理定位。最后的结论是：将作品前八十回均分为A、B两组，它们的语言风格完全一致，确为一人所写，后四十回定义为C组，它的语言风格与A、B两组有明显差异，应非出自曹雪芹之手。若将后四十回按顺序均分为C1与C2两组，那么C1组的数据有向A、B两组靠拢的趋势，而C2组的数据则是更为远离，这表明在第八十一回到第一百回之间，当含有少量的曹雪芹的残稿。不过运用数理语言学做统计分析，只能指出残稿的所在区间，却无法确定究竟哪些内容属于残稿。
从数理语言学角度分析《红楼梦》的工作结束了，可是我在文学作品意义上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却刚开始。先前只是考虑统计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对《红楼梦》捺字点数，这一过程反复进行了百余遍后，对这部文学巨著已是异常熟悉，一些情节或细节的描写经常会在脑中萦绕，更有趣的是，书中的内容会自发地在脑海中越出情节线索做串联、归并之类的组合，冒出一些以往人们似不曾关注或研究的问题。譬如说，贾雨村是书中最坏的人之一，可是曹雪芹为什么偏偏要安排他去当林黛玉的老师？读者厌恶的人物与偏爱的人物怎么会形成这种奇怪的组合？与此相关联，因贪酷而被革职的贾雨村又为何偏为林如海所赏识？又譬如说，贾兰尚属年幼，父亲又早就去世，贾母与贾政怜爱他是情理中事，可是他的亲祖母王夫人为何从无这样的表示？相反，她还将贾兰的奶妈赶了出去，理由是贾兰大了，不需要了，而贾兰的姑妈辈如迎春等人，那些奶妈都还在她们身边照料呢。作品熟悉后，又会发现一些应有的内容作者却没写，如王夫人与李纨是很亲近的婆媳关系，几乎每天都有接触，可是书中却没有这两人的对话，这显然是曹雪芹的有意安排，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同样，探春与贾环是同父同母的姐弟，也是很亲近的关系，可是书中也没有这两人的对话，作者只是极其概括地提了一句：探春的秋爽斋“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来嘈聒”。当然，要认定曹雪芹确实没写这些人的对话，都需要将《红楼梦》从头到尾再检阅一遍。
作品的前八十回以一个封建大家族的生活发展为主线，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尤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描写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以及立体感，那是因为作者不是单纯地只关注情节的推进，他同时糅合了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贾府全方位的生活画卷。这些内容经常与情节进展似非直接相关，只关心故事进展的读者阅读时，甚至还会将它们自动筛滤。这样做不会影响故事的阅读，却会妨碍对故事内涵的理解，因为那些内容或是故事发生的起因，或是导致故事转折的潜在因素，或是烘托了故事进展的氛围，有时甚至参与了故事走向的决定。它们在阅读时易遭筛滤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是诸多种类内容的集合，作者对此又不是做系统的集中介绍，而只是视情节进展需要而显现，故而在作品中是一种零散的状态，阅读时也确实容易被忽略。可是对《红楼梦》十分熟悉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些处于零散状态的内容竟会在脑海里自行分类组合，成为一个个有序的小系统。譬如说，作品在叙述过程中，先后涉及二十多个管理机构，如总管房（又称总理房）、帐房、银库等等，它们在脑海里的自行分类组合，就形成了一幅荣国府管理结构图，有关荣国府管理制度的情形也同样如此。对这两者有所把握后就会明白，曹雪芹能有条不紊地展现荣国府的奢华生活，那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与制度的支撑是重要的因素。
大概是早年由数学专业出身的缘故，在那些自行分类组合的内容中，我最易敏感也最感兴趣的是数字，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经济数据。贾府中各色人等都无法脱离经济而生活，即使再清高洒脱者，也免不了为银钱所困扰。曹雪芹为各人物结局的设计，须得在贾府经济状况由盛而衰的大形势下方能实现，也正是由盛而衰的转折，加剧了那些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借用探春的话来说，尽管大家“是一家子亲骨肉”，却像乌眼鸡似的相互瞪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邢夫人的兄弟邢大舅讲得更干脆，那些矛盾冲突的发生，“就为钱这件混帐东西”。书中有些故事就是因经济问题而发生，有时经济内容是故事组成的重要部分，不过在更多场合，那些随情节而来的经济数据似乎可有可无，它们的整体也呈现为离散状态。《红楼梦》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经济数据的提及完全服从情节发展的需要，若按经济学逻辑考察，其出现次序有点凌乱，但它们的全体，却有如针灸穴位显示着人体经脉网络似的功用，借助于对这些数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勾勒出荣国府的经济体系，并考察其发展变化。这一事实提示了理解《红楼梦》的新思路，书中那些情节的发展变化受到了潜在力量的有力制约，在曹雪芹创作的全盘设想中，有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发展变化，它同时还配以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故而作者能采用网络式的结构展开故事，从而表现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能运用如此高超的艺术手法的作品，《红楼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
在曹雪芹的创作中，似乎游离于情节主干外的描写还相当多，但是这种游离状态只是表象，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情节主干之间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这类联系的揭示需要有细心的归类分析。通过对似乎游离于情节主干外的方方面面的描写做综合梳理辨析，我对这部文学巨著有了自己的理解，对一些易被忽略的方面较为关注，对一些问题做出了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其中有不少就是围绕这部作品中的经济问题而展开。有些见解曾先后发表于报刊，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俊先生与我商议，能否就经济专题撰写一部关于《红楼梦》的书稿，我也很乐意能有机会，将阅读这部作品的心得体会做一次较系统的梳理总结。在我看来，曹雪芹笔下的情节发展是一个大系统，而我比较关注的许多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个系统的“边角料”。这些边缘状态的细节描写在书中以零散状态呈现，可是将它们从大系统中抽取出来做归类分析，却也可形成一个新的专题性的系统。这是整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它与大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将这两者时时做对应考察，子系统的性质方能显示得更为清晰。本书就是依循这一原则写成的，而对作品，特别是对那些似乎游离于情节主干外的描写的熟悉，是本书能够成稿的前提。若要追问此“熟悉”的由来，那就又回到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捺字点数的统计工作。一部《红楼梦》被捺点了百余遍，这其实也是那些情节、细节以及人物的言行等等反复地向脑海中灌输的过程，其结果便是那“熟悉”的形成，尽管此时我的本意并不在此，而只是想获取相关的数据。当年统计的“副产品”，成了今日研究的基础，这是自己先前未曾想到的。为此，我在本书最后附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两篇论文：《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与《“〈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既是想以此说明本书的分析阐述为何只取材于《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同时也算是对三十多年前那场研究的纪念。
前言
捧读《红楼梦》，各人关注的重点会互不相同。有人感兴趣的是贾氏封建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发展史，有人为波澜起伏的情节进展而兴奋，有人津津乐道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情感经历及其归宿，也有人着眼于书中小人物的命运遭际。阅读《红楼梦》后的参悟也是因人而异，鲁迅先生就曾做过归纳：“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各种解读《红楼梦》的著作不知凡几，其中也有涉及经济的内容，如讨论贾府的入不敷出、坐吃山空，如分析探春在大观园的改革措施之类，但多为就事论事式的议论，基本上未分析书中已有交代的经济细节，并未展现贾府整体经济框架及其运行机制，也未从各人物所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交叉点上做审视。
《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多有经济利益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位置，它是各人物的思想、言语、行动以及人物间相处准则的重要决定因素，书中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王熙凤愿出面帮张家退亲，就是因为可坐享三千两银的谢礼，而此事引发的后续效应，是“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赵姨娘央求马道婆作法魔魇王熙凤与贾宝玉，原因就是“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荣国府的一场风波就是因这原因而被引发，而且它作为一条伏线贯穿于许多情节。为何一时间几家仆人都要给王熙凤送礼？原来他们都是王夫人房中丫鬟的家长，金钏儿死了，“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儿呢”。林之孝安排秦显家的接管大观园厨房，秦显家的上任伊始，就“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这只是书中写到的钱权交易中的一例。此外，如分配贾芹分管家庙、安排贾芸督办大观园里种树等均属此类。含有经济动因的这类情节或细节的描写，在《红楼梦》中时时可见。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恰到好处地加入经济内容的烘托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倪二借钱给贾芸时，尽管是醉眼蒙眬，行动趔趄，但讲到银钱数量却是清醒得很：“十五两三钱有零”。这位泼皮式的人物看似粗狂，涉及银钱却是毫不含糊；而贾芸拿了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一直走到个钱铺里，将那银子称一称，十五两三钱四分二厘”。这既印证了倪二所言不虚，同时也写出了贾芸办事谨慎周全的一面。贾母将李纨的月钱提升到二十两银子，王夫人在金钏儿死后决定让玉钏儿拿双份月钱，都是她们为平衡府内矛盾与人物关系的深思熟虑的谋略。要付医生一两诊金时，读者看到了宝玉不识星戥，作者还让他吩咐麝月：“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作买卖，算这些做什么！”这正是宝钗所批评的“膏粱纨绔”的形象注脚。曹雪芹也运用这一方法刻画另一主人公林黛玉的形象，纠正了读者可能产生的她同样不通俗务的错觉。庆贺宝玉生日那天，林黛玉与宝玉说了番体己话：“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在读者的心目中，黛玉的形象是清高孤介，超凡脱俗，可是由这段描写却可以知道，她居然在估算荣国府的收支状况，这并非是偶尔为之，而是已成“每常闲了”时的重要功课。黛玉每日价不是只在谈诗论文，曹雪芹的这段描写，显示了这个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作者几乎用了两回的篇幅描写宝玉生日庆贺的活动，从清晨写到夜宴，内容相当丰富，若只着眼于庆生主旨，黛玉的这番话完全可以不写，可是作者偏要写上，既让热热闹闹的庆生活动与家族入不敷出的经济背景相联系，同时也凸显了黛玉留心俗务这一不为人们注意的一面，不参与管理家务的她如果不是平日细心观察与获取有关信息，如何又能得出“出的多进的少”的结论。黛玉为何要关心这些俗务？这就会涉及大家感兴趣的林家财产的归属。自清道光间涂瀛以降，就不断有人对此发表议论，这是《红楼梦》给大家留下的话题。作者对此未作明线安排描写，但某些情节进展与人物形象刻画仍然显示出受此因素的影响。与此相类似，那支预示李纨命运的《晚韶华》曲中，有“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一语，也是与经济紧密相连的线索的揭示，尽管作者有意做淡化处理，甚至运用了“不书”的写作手法，但它涉及李纨与王夫人、王熙凤等人关系以及贾兰前途安排等重大问题。有的经济问题作者是安排了明线描写，最典型的如“月钱”，它在书中引发的风波可真不少，上自王夫人，下至普通丫鬟，大小人等都卷了进去。由以上几例可以看出，有关经济的描写，不仅是某些情节进展或人物形象刻画的需要，其中有些已被作者处理为全局性的结构安排。
提及“月钱”，人们就会想到王熙凤挪用众人月钱放债的故事，其数目是三百两银。荣国府二门内从主子到丫鬟的月钱数都有“定例”，各位主子能使唤不同等级丫鬟的数目也有明确规定，根据这些基数略做计算，可发现其总数也正是三百两左右，这说明曹雪芹关于王熙凤放债的数目并非随手填写。当然，曹雪芹不会在做一番加法后再来写故事，何况书中不少经济数据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如果处处都要做一番计算，那也不是文学创作了。更使人佩服的是，《红楼梦》中不仅有大量的前后左右可相互照应的经济数据，而且它们虽散见于各情节中，却非孤立状态式的存在，而是附着于作者描写的经济管理制度与管理机构，一起构成了个经济体系。尽管它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只是断断续续地无斧凿痕迹地点滴显示，但我们阅读《红楼梦》时会时常体会到这个经济体系的客观存在。其生成并非是依靠作者创作时的悬空构想，更何况它又这般地浑然一体。《红楼梦》的创作能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就在于曹雪芹在那样的封建大家庭中生活过，即使后来他的家族衰败了，社会上这样的家族还有的是，曹雪芹的交游中不乏生活于大家族的朋友，日常的里巷传闻也会听到不少，而昔日繁华的大家族生活的积累，使他对这类信息的理解要比一般人更为深刻。他创作《红楼梦》写到有关经济生活的内容时，可以做到信手拈来，自然妥帖，不像有些作品是靠临时杜撰拼凑，无法根据它们构建经济体系，因为那些数据互不匹配，破绽百出。曹雪芹这一创作特色的形成源于对生活细致观察的积累，故而一个封建大家族的经济生活体系能成功地映射到作品中，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又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封建大家族的经济生活风貌。恩格斯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论及巴尔扎克作品时曾写道：“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红楼梦》在经济描写方面的成功，也同样可使读者获得类似的收益。
不过，曹雪芹毕竟是在创作小说，而非撰写封建大家族经济生活的教科书，不可能按各个经济专题安排章节叙述，作者是以故事情节发展为描述的主线，只有当情节推进或人物形象刻画需要时，有关经济的内容才会出现。因此，尽管那些经济方面的描写可自成一系统，它们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但在作品中又必然是以散见于各处的零散状态而呈现。即使某几回比较多地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它们的出现也仅仅是为了满足情节进展或人物形象刻画的需要。《红楼梦》中含有大量经济生活内容的描写，它们真实可靠，且又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可以将其构建成一个系统，这就提供了对这类内容做集中考察的可能性。同时，这些关于经济生活的内容并非作品可有可无的点缀，它们对推动情节发展或加深人物形象刻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对此做集中考察不仅是可能，而且还非常有必要。可是，这些内容只是以零散的形态呈现，并没有直观地展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给集中考察与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曹雪芹没有也不可能按某些专题描述这个封建大家族的经济生活，但他留下了足够的信息，使我们能动手来进行这一件事。若要较深入系统地考察贾府的经济生活，就须得对作品按专题做分解式阅读，并做相应的归类梳理。此处不妨以“月钱”为例。在《红楼梦》中，“月钱”是指各人每月按“分例”领取的零花钱，故而又称“月例”。黛玉进京见贾母是荣国府故事的开端，就在这一回里，读者开始接触到“月钱”一词，黛玉听到王夫人问王熙凤：“月钱放过了不曾？”此后，“月钱”一词屡见，前后共有十七回直接写到与月钱相关的故事，与此相关联的人物从贾母一直到府内的小丫鬟，而未明确提及月钱但实与此相关的描写还有许多。其间，王熙凤的挪用放债、赵姨娘的抱怨、王夫人的过问、袭人与秋纹的催讨以及宝玉与麝月不识星戥，乃至小丫鬟对干娘侵占的愤恨，等等，都引发了大小不等的矛盾冲突，是《红楼梦》故事情节中的重要内容，而综合这些故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作者将贾府的月钱发放等级与制度交代得清清楚楚，也使读者明白了月钱对不同人的作用与意义。在这些描写中，还含有涉及其他经济问题的伏笔，如第二十六回中写到，林黛玉以及潇湘馆丫鬟们的月钱并非王熙凤发放，而是贾母派人送来的。这一反常的安排意味着什么？这是曹雪芹留给读者思索的问题。
月钱只是贾府经济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其他专题，如大自庄田与收租，小至饮食开支等等，都还可以开列许多，同时又可进一步从中抽象出贾府的管理制度与机构。将这些专题的内容逐一归类梳理，获得明确认识后再将其融入作品阅读，这时可发现对《红楼梦》的理解顿时丰富许多，甚至原先阅读故事时感到似为可有可无的赘笔，此时也发现它其实具有独特的含义。如第五十四回回末写到元宵节后，十七日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接着又排了张名单：“十八日便是赖大家，十九日便是宁国府赖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吴新登家。”就阅读故事而言，这一介绍删去也无妨，但从支撑作品情节进展的内在结构着眼，曹雪芹是借此透露重要的信息。赖升家属宁国府，荣国府的四家中赖大与林之孝两对夫妇读者相对较为熟悉，另两家在作品中出现较少，但作者已点明他们身份的重要。吴新登媳妇在探春面前碰了壁，那些管事的媳妇们便私下议论道：“连吴大娘才都讨了没意思，咱们又是什么有脸的。”在第五十六回里，平儿又将吴新登媳妇与单大良媳妇称为“管事的头脑”，其他管事媳妇“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紫鹃扯了个谎说黛玉要回苏州去，宝玉登时发起病来，而代表管家阶层前来探望的，则是林之孝家的与单大良家的。赖大、林之孝、单大良与吴新登四对夫妇是荣国府管理中枢总理房的人员组成，离开了他们荣国府那套管理机构就运转不了，故而众多管家中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请贾母吃年酒。将这些信息排比联系后，在第七十三回中看到王熙凤“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四个媳妇到来”，就不至于会有茫然之感。
荣国府中上下人等有四百之众，前八十回里各种大小事件纷繁迭出，作者的笔触描写了生活的各个侧面且又细致入微，而这些的展现却都有条不紊，前后照应鲜有脱卯失衡之处。人们钦佩曹雪芹那不可企及的创作功力，这其中就包括设置了经济生活体系，并以此支撑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是该体系没有直观地展示，而是隐含于各故事的描述之中。本书的目的，就是从书中筛滤出那些经济生活方面的基本元素，分析其间的相互联系，并通过组合，尽可能地将该体系状况做较完整的直观展现，即将这体系较系统地显化。《红楼梦》中有些大家较感兴趣且议论较多的谜团，而通过对经济生活体系的剖析，对它们也可做出相应的解释。本书拟由此着手，逐步完成显化《红楼梦》中经济生活体系的预设目标。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或许并没有专门考虑为作品设置一个经济体系以支撑，在他脑海中，那些经济活动实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故而在展现贾府的生活画卷时，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就自然地交融于其间，他并非按经济范畴的逻辑做思考与设计，作品中何时出现关于经济活动的描写或叙述的详略，全都是出于创作的需要。这些内容的描写，有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或是为后面的情节做铺垫，有时是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富，有时加剧了矛盾冲突，从而凸显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时则是作品气氛及其转折的重要烘托，即从文学角度考察，这些描写无一是赘笔。本书以逐步显化《红楼梦》中的经济生活体系为旨归，侧重点是经济，并按其逻辑顺序展开叙述，同时也注意这些经济内容的描述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毕竟是一部小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贾府经济生活的分析，取材于曹雪芹撰写的前八十回，依据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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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黛玉家产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