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义的诗无法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

明义的诗被认为是“成书过程新学说的重要环节”，李文不厌其详，全部转录，并逐首解释。综合文中各处有关论述，现将李文关于此问题的论证思路归纳于下：

（1）“这二十首绝句，描写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2）诗中未提秦可卿丧事与元春省亲，可证明义是“根本没有读到”，他只看到了“宝黛钗的爱情纠葛”；

（3）《石头记》原稿经曹雪芹第一次增删后“约二十回，已有宝黛的完事”，而明义的诗只提宝黛爱情，所以他看到的就是第一次增删本；

（4）永忠与明义是同时代人，他也有三首咏宝黛爱情的诗，所以他看到的也是第一次增删本；

（5）第一次增删本与《石头记》原稿最为相近，曹雪芹确实是“在别人原稿基础上再创作”的。“遗憾的是，以往的红学家见不及此，或缺少参透的功夫”。

笔者不想评论这种“求证”的方法是否“小心”，这里只想指出，李文对明义诗的解释，错得难以想象。如第十六首诗是：

生小金闺性自娇，可堪折磨几多宵。芙蓉吹断秋风狠，新诔空成何处招？

这显然是写晴雯，但李文却解释为：“一个女主角——大概是黛玉——死了，宝玉的芙蓉诔是为她写的。”为什么偏说不是晴雯而含糊地说“大概是黛玉”呢？因为一旦承认是晴雯，明义就要看到第五次增删本上的第七十八回，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这样一来，下面两首诗就变得不好办了：

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

这里倒真的是写黛玉了。但李文为了使明义的诗成为“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自然不便让黛玉死而复生，于是只好另找别人，而且居然还找到了：“从第十七、十八首看来，宝玉似与另一女主角——应当是宝钗——成婚，但婚后夫妻生活也不美满，后来她也病死。”真是匪夷所思，突然又冒出个“宝钗葬花”，难怪“以往的红学家见不及此”。

李文对第一首诗的解释是与第二首合在一起的：“介绍故事发生在大观园、怡红院。”明义的第一首诗是：

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

从哪儿才知道大观园“结构类天成”呢？只有第十七、十八回，也就是在那里，元妃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但这两回也已被判为第五次增删的结果，又怎容明义看到！关于这首诗的解释，自然只好含糊过去了事。

由于让明义的诗成为“成书新说”铁证的心情过于迫切，李文的解释结果又与“成书新说”发生了矛盾。如第七首诗是：

红楼春梦好模糊，不记金钗正幅图。往事风流真一瞬，题诗赢得静工夫。

李文承认这是指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但又说该内容“后被扩写为如今的第五回”，这立即与李文前面判定该回纯为曹雪芹第五次增删时“所添”发生了矛盾。而且，《红楼梦仙曲》、十二金钗图与警幻将可卿配与宝玉是该回的主要情节，既然第一次增删本上都已有了，那么曹雪芹第五次增删时又还能“添”些什么呢？又如第十三首诗，李文解释为“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情节”。但该回在“成书新说”中早已被判为曹雪芹的旧稿《风月宝鉴》，并认定是第二至四次增删时插入第一次增删本的。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明义在第一次增删本中居然也看到了。明义啊明义，您看的那本《红楼梦》可真有点古怪哟！

永忠读《红楼梦》是在曹雪芹死后，此时明义约二十多岁。高鹗与程伟元的《红楼梦引言》写于乾隆五十七年，第一句话就是“是书前八十回，藏书者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这证明曹雪芹死时八十回本已在流传。李文既然相信“程伟元和高鹗讲的都是实话”，那么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材料证明的情况下，硬不让水忠、明义读八十回本，而强要他们去看那二十回有什么“宝钗葬花”的第一次增删本呢？而且，越剧《红楼梦》也只讲宝黛爱情，也没提秦可卿出丧与元春省亲，难道编剧同志依据的也是第一次增删本么？

鲁迅论及鉴赏《红楼梦》情形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5]

如果把读者的鉴赏眼光都当作版本考证的资料，那我们将会遇到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在对“成书新说”的“两大基石”做了驳难之后，还想再讲几句话。首先，否定李文的主要论点，绝不意味着《红楼梦》的著作权不容讨论，而只是要求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哪怕是部分著作权，必须要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同样，否定李文的主要论点，也绝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李贤平同志的研究。只要态度与方法对头，他在艰苦的工作中积累的那几百张图表仍然是有价值的。其次，笔者也充分地注意到李文中这样一句话：

反对我的理论当然也能写文章；更明智的做法是，沿着新理论的方向，发挥自己的专长，作创造性开拓工作。

这是对红学研究者的忠告和呼唤。但是，对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赞同或反对一个论点，出发点与衡量标准并不是那个“明智”，而是看到的事实与在争辩中接近真理的追求。在《复旦学报》与上海红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者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肯定李贤平探索精神的同时，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对“成书新说”表示了异议。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笔者动手写了这篇商榷的文章。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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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裕瑞：《枣窗闲笔》，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

[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

[3]　郭豫适：《电子计算机和〈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笔者认为，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语中的“十”与“五”这两数字不应坐实。如李文认为曹雪芹从1745年开始“披阅”，到壬午年或癸未年他去世，则已“披阅”了十七八载，“十”字根本无法坐实。“五”是相对应于“十”出现的，也只是形容其次数之多。若认真去研究“五次”各增删了些什么内容，恐未必精当。但既然“成书新说”已确定是增删了“五次”，而且对各次增删了哪些回都作了假定，本文也就不妨按其假定来商榷。

[5]　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统计，各回标数与各回首标题不计在内。

[6]　“仍”字由于文言白话通用，未列入表内，这一原则同样通用所列的白话虚字频率表。至于“吗”“咧”等句尾虚字，它们在前八十回并不出现或极少出现，故略。

[7]　此文已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一辑。参见本书附录。

[8]　鲁迅：《看书琐记》，见《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9]　按程甲本排印的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不包括在内。

[10]　在1987年11月5日《复旦大学学报》与上海红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李贤平同志承认句长分布与“成书新说”不符，他解释说，这是书中有较多诗词，影响了句长分布规律的缘故。但我以为，诗词多为五、七言，并不影响其他长度句子的规律，而且全书诗词（包括人物语言中所引用的）共1，600句，9，902字；分别仅占全书105，994句与729，604字的1.36%与1.51%，不能成为排斥句长分析的理由。当客观事实与主观设想不符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在文章中只列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这种办法似乎并不可取。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2]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13]　谐野道人：《〈照世杯〉序》，见《照世杯》，《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4]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5]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