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林黛玉之钱财观

以上是以作品的描述为依据，对林家财产流入荣国府后去向可能性的探讨，而用于建造大观园与迎接元春省亲是最合乎情理的一种解释。动用林家的财产并不是一件小事，它应该是贾府高层共同讨论后做出的决定。很显然，如果没有贾府最高权威贾母的同意，这样的决定无法做出，即使做出也无法实行。可是，贾母最疼爱的子女是黛玉的母亲贾敏，同时实际上又是黛玉的监护人，她能同意林家的财产刚流入荣国府就被耗费殆尽？

贾母在贾府是最高长辈，谁也不敢与她的权威抗衡，但她早已不是实际上的管家人。贾府的经济体系是由总管房、帐房、银库等管理机构以及一系列的祖宗定下的“旧例”，即各种规章制度在维持运转，常规事项外的杂务由贾琏、王熙凤这对夫妻操办，而重大经济决策如大观园工程的规划与上马，又是由贾珍、贾赦、贾政等主子以及赖大、林之孝等大管家在讨论决定。贾母对许多事已不甚清楚，她对运转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贾府经济体系不能不表示尊重。更重要的是，元妃省亲是整个贾家的大事，涉及家族的最高利益。在开国之初，贾家靠战功博取了功名与家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贾府的权势已在走下坡路。关于这一点，曹雪芹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里借宁、荣二公之魂已说得很明白：“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可是，连宁、荣二公之魂还抱有挽回颓势的希望，那么生活在人世间的贾府诸人就更要设法保住家族的权势了。既然皇上降恩让他的妃子回娘家一次，那么迎接元春省亲就自然是贾府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一切都得以它为轴心而旋转，一切也都得服从它。筹办元春省亲，贾府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匮缺，而此时正好遇上对林家财产的接收，焉有不用之理？贾母虽然疼爱外孙女，但家族利益更须优先考虑，如果迎接元春省亲的事办不好，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不堪设想，老太太是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的。

动用了林家的财产，今后该如何向黛玉交代？首先，黛玉尚未成人，要有所交代也是好些年后的事，而迎接元春省亲已是燃眉之急。急当从权，林家的财产当然是先用了再说。其次，林黛玉的归宿未定。如果她长大后嫁出去，林如海的遗产问题就必然会提出，迎娶黛玉的夫家也不会放过这件事的。可是，如果林黛玉留在荣国府做媳妇呢？这时，作为黛玉的嫁妆，林如海的遗产就应该成为荣国府财产的一部分，于是贾府的动用只是提前使用而已。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大，曹雪芹在叙述故事时对此已做了多次暗示。

由于许多影响的缘故，许多人即使没读过《红楼梦》，也知道黛玉与宝玉未能结合。这首先是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的影响，特别是在他所设计的“掉包计”的提出与实施过程中，贾母明确地主张宝玉与宝钗，而不是与黛玉结合。许多读者接受了这个结局，还误以为这是曹雪芹的原意。诚然，在曹雪芹的创作计划中，最后确实是宝玉与宝钗相结合，这在第五回暗示诸人结局的曲子里已说得很清楚：

〔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由于受后四十回中所谓“掉包计”的影响，许多人以为在曹雪芹的写作计划里，也是贾母、王夫人等考虑宝玉的亲事时，抛弃了黛玉而选择了宝钗。但也有人根据前八十回里的情节、伏笔以及脂砚斋批语里的暗示提出异议，认为黛玉去世在讨论宝玉婚事之前，因此不存在黛玉被抛弃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红楼梦》只是曹雪芹的未完成稿，上述两种意见都只能算猜测，但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合乎情理，因为在前八十回里，作者通过许多细节描写使人们看到贾母对黛玉的疼爱，甚至是偏爱，而这种态度又始终如一，一直到第七十五回时，他还在努力让读者加深贾母将黛玉与宝玉捆绑在一起考虑的印象，她吃饭时就吩咐下人说：“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腌果子狸给颦儿、宝玉两个吃去”。贾母对黛玉的疼爱经常是与宝玉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老太太意图的揣摩，汇成了当时荣国府内占上风的舆论，曹雪芹几次三番地对此做了描写。第二十五回里，王熙凤当着李纨、宝钗等人的面，拉着宝玉问黛玉：“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王熙凤是荣国府里最会揣摩贾母心思的人，曹雪芹也不会随意地就安排她来与黛玉开这番玩笑的，而在场的李纨、薛宝钗诸人，也不会将王熙凤的言语当作纯粹的笑话看待。虽然书中写道：“李宫裁笑向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此语看似在说明王熙凤所言只是开玩笑，可是世故的宝钗真的会将王熙凤的这番话当作“诙谐”吗？须知王熙凤与李纨，也都知道关于宝钗有“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的预言。

诚然，关于宝玉婚事的议论曾一度显得较复杂。先是第二十八回里，作者写元妃给贾府诸人端午节的赏赐，她有意让宝玉与宝钗得到的礼物完全一样，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而“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元春虽然只是过节赏赐，但她精心安排中所包含的意思谁都看得明白。在第十七、十八回元春省亲临结束时也有过赏赐：“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宝玉亦同此。”这是她事先在宫中的准备，故而诸人获赠礼品的规格相同。省亲时她亲眼看到了林黛玉与薛宝钗，显然对薛宝钗比较属意，于是她端午节赐赠时就有意让宝钗与宝玉相同。对于这次赐赠，宝玉的反应是感到奇怪：“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林黛玉则是委屈与不高兴：“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宝钗自然也体会到元妃的意图，但作者写她的反应比较含蓄：“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元妃的赏赐激得三个年轻的当事人思绪翻滚，贾府的长辈们岂会忽视元妃的如此明显的暗示。

元春过节送礼的规格只是一种暗示，如果她下达懿旨，那局面就无法挽回了。可是此后她却再无后续动作，连暗示也没有了。按常理判断，这应是她听取了贾母等人意见的缘故。第十六回里作者曾写到皇上的“恩典”：“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即贾母等人每月可入宫觐见，元春做出暗示之后，她们见面岂有不谈此事之理。元春那里显然已经谈妥，故而她再无后续动作，不过对误以为“金玉良缘”有望的薛姨妈还得做些工作，这当然也只能用暗示法。在第二十九回里，贾母带了一帮人去清虚观打醮，她当着薛姨妈与薛宝钗的面，托张道士帮宝玉留意适合的小姐，并声明“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在前一回里，作者刚写了元妃端午节的赏赐唯有宝玉与宝钗规格一样，而紧接着贾母就让张道士为宝玉另找对象，薛姨妈与薛宝钗应该明白贾母的言外之意，即为宝玉择偶时，薛宝钗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在后来第五十回里，贾母又向薛姨妈打听薛宝琴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

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因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薛姨妈心中固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因贾母尚未明说，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他父亲是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着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他母亲又是痰症。”

此时，顺着贾母心思凑趣的又是王熙凤：

凤姐也不等说完，便嗐声跺脚的说：“偏不巧，我正要作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贾母笑道：“你要给谁说媒？”凤姐儿说道：“老祖宗别管，我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已许了人，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

明明已有“金玉良缘”之说，元妃通过赏赐也已做了很明显的暗示，可是贾母与王熙凤却一搭一挡、含含糊糊地向薛姨妈暗示提亲的意向，但对象却不是薛姨妈的女儿薛宝钗。宝玉有通灵宝玉，宝钗有金项圈，薛蟠曾提及薛姨妈告诉他的话：“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可见这是薛姨妈心中的一件大事，就连薛家的丫鬟莺儿都当着宝玉与宝钗的面说，宝玉所带通灵宝玉上的词，“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金玉良缘”之说在荣国府内流传，其发源地自然是薛家，而这“什么金什么玉的”，也是黛玉与宝玉经常闹矛盾的根源之一。可是荣国府的最高权威贾母却撇开宝钗而打听宝琴的年庚八字，这是委婉但又很明确地否定了“金玉良缘”的说法。此时薛姨妈的感受如何，人们是不难想知的。

薛姨妈当然听懂了贾母的这层意思，也明智地做出了反应，那是在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里，她干脆当着林黛玉与薛宝钗这两位当事人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薛姨妈说的是否是真心话，或是否有其他什么意图，我们不能妄测，但有一点却可肯定，即经过这次风波，黛玉将与宝玉结亲的舆论，在荣国府里又重新占了上风。曹雪芹在第六十六回里又一次提到这个话题，这次是贾琏与王熙凤的仆人兴儿向尤二姐、尤三姐介绍荣国府里的情况,当提及宝玉的亲事时，他说：“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贾母的意图可谓是合府皆知了。经过一番周折，贾母又重新控制了局面，老太太的利害精明由此可见，而她维护外孙女的苦心与执着也颇感人。若不再有其他风波发生，那确实是“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贾府的长辈们到时不会有人反对，其实还有一层谁也不曾明言的原因，那就是黛玉的亲事，实际上还涉及林家的财产问题。薛姨妈所说的“岂不四角俱全”，或许也是领会到了这层意思。

黛玉与宝玉的婚事曲折起伏,未见定论，相应地,林家的家产也就含含糊糊地一直挂在那儿。有一点可以肯定，除了第二十五回里王熙凤说漏嘴外，荣国府中谁也没和黛玉谈到家产问题。除不懂事的雪雁之外，黛玉身边已无林家的旧人，她寄居在荣国府，许多事是不方便说也不方便问，而且联手对她不提林家财产的力量，是整个贾府的上层，包括她的靠山贾母。于是林黛玉在荣国府就处于一个极为奇特的地位：她是很有钱的人家的小姐，却又是“一无所有”，她在第二十二回里还曾赌气地说自己是“贫民的丫头”，无法和“公侯的小姐”史湘云相比。她为什么特地说自己是“贫民的丫头”？她肯定知道自己父亲不但不是贫民，而且家中的财富未必就亚于荣国府。这种自嘲正表现了黛玉的心病，她心里存有摆脱不开的阴影。随着年岁渐长，黛玉也开始慢慢地懂得“俗务”。在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里，林黛玉与薛宝钗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两人互诉衷肠。这时作者写道：

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宝钗笑道：“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如今也愁不到这里。”黛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道：“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你反拿我取笑儿。”

林黛玉竟然讲论起买卖、土地与房产来了，这可能会使忽略了这一细节描写的读者大吃一惊，它似乎与我们熟悉的林黛玉的形象不符，但处于那十分特殊的地位，黛玉这方面意识的觉醒却是必然的。

上述文字表明黛玉对薛家的经济状况已有所了解，至于她生活于其中的荣国府，她的了解就更深入了。在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里，作者主要是写众人给宝玉祝寿的故事。午饭后大家散开休息，黛玉和宝玉站在花下闲聊。当两人议到探春利用暂时治家的机会做了些改革时，曹雪芹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描写：

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

这段话看似平淡，稍不注意就会被忽略，可是仔细玩味，其中包含的内容其实极为丰富。曹雪芹不是说黛玉偶尔有空时才做此“算计”，而是说“每常闲了”，这是“常常当有空的时候”的意思。我们当然不必理解为黛玉一有空时，不去吟诗作画看书，而是在给荣国府算账，但荣国府收支状况不佳经常萦绕在她心头却可确定无疑。这位超凡脱俗的女诗人“每常闲了”竟然在给荣国府算账，这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算账的结果是荣国府“出的多进的少”，即入不敷出，这和王熙凤在第五十五回里所说的“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是一个意思。王熙凤在荣国府管理家务，收入与支出情况她心里当然清楚，可是林黛玉要得出“出的多进的少”的结论，她必须得知道“进”有哪几项，数量是多少，而“出”又是哪几项，数量又各是多少。这位弱不禁风的小姐哪怕是只知道大概的数字，也须得是平日细心观察方能获取有关信息，因为她并没有接触账目的机会。若联系第二十六回里给潇湘馆众人发放月钱时黛玉在一旁监看的细节，可以发现她确实是很有心机，故而作者称她“心较比干多一窍”。黛玉在荣国府有寄人篱下之感，但在潇湘馆，她须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亲自照看着发月钱是让潇湘馆的奴仆清楚这一点的方法之一，这同时也是黛玉经济意识的一种表现。曹雪芹一方面赋予黛玉清逸脱俗的诗人气质，另一方面又使她无法摆脱俗务，这无损于黛玉的形象，相反，作者是用相当精细的笔法，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很显然，只有将关于这些内容所透露的信息也考虑在内，我们对林黛玉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曹雪芹首先是要让读者领略黛玉清逸脱俗的诗人气质，同时也希望人们了解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从这条线索考察黛玉在荣国府中那些年的表现，可以发现她的性格其实曾有个变化的过程。林黛玉对客居荣国府的地位极为敏感，她初到荣国府时还是个小女孩，在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里，周瑞家的代薛姨妈给姑娘们送宫花，黛玉是未接先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说故意让别人挑剩了再给林黛玉，这恐怕是言过其实，但周瑞家的一处处送时将黛玉安排在最后，潜意识中似确有以自家小姐为先的念头。因父亲去世，林黛玉二进荣国府时已是个孤儿，年龄也渐长，挑剔送花那般提防受欺负的尖刻语言已不常出现，但寄人篱下的意识其实更强烈。在第二十六回里，黛玉夜晚去怡红院，恰好遇上晴雯与人怄气，不肯开门。这样的委屈与难堪黛玉还从未承受过，若将事挑开计较，她完全可出这口闷气。此时黛玉想到的却是“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她强让自己忍了，第二天与宝玉谈起此事，误会解释后也只是一笑了之。随着故事的进展，黛玉言辞尖刻的一面在渐渐消退，友善大度的一面则在显现，在后来几次的诗社活动中，她还多次引起伙伴们欢快的笑声。黛玉明显地变得豁达起来。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里，她甚至安慰起性格豪爽的史湘云。湘云与黛玉都是父母双亡，当湘云感叹“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时，黛玉却能笑着劝她：“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通过浓墨泼洒的明写与润物无声的暗示，以及伏笔的交叉结合，曹雪芹塑造了一个立体式的复杂的幽美绝俗的典型形象。

黛玉一开始被困惑和心理阴影所笼罩，可是她又逐渐地走向了超脱。无端失踪的巨额家产，最终没能成为黛玉心灵上的枷锁，她始终不渝坚持的是对自己的“知己”，即宝玉的相知相爱。用五世先人积累的家产，换取一个可以和心上人共度少年时光的大观园，也是种不错的选择吧？这才是在曹雪芹构思中的“绛珠仙子”。

最后，我们还是得提及涂瀛，他在《红楼梦问答》中第一个提出了林黛玉的家产问题，启发了许多人在这方面的探究，而他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很值得注意：“林黛玉聪明绝世，何以如许家资而乃一无所知也？”涂瀛对此的解答是：“此其所以为名贵也，此其所以为宝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将数百万家资横据胸中，便全身烟火气矣，尚得为黛玉哉？然使在宝钗，必有以处此。”[1]尽管时光已流逝了近二百年，但涂瀛的解答在今日仍然有启示读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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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涂瀛：《红楼梦论赞》，见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