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李山,轩新丽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4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13332-5

Ⅰ.管… Ⅱ.①李…②轩… Ⅲ.①法家②《管子》—译文③《管子》—注释 Ⅳ.B2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4018号


书  名 管 子(全二册)

译 注 者 李 山 轩新丽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周 旻 熊瑞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4月北京第1版

201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字数 8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332-5

定  价 86.00元


前言

《管子》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大家知道,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就是“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名家、兵家等学派,横空出世,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各家的学说主张,都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批具有原创价值的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熠熠生辉。《管子》即是其中之一。

《管子》一书,是否可以顾名思义地认为,是春秋时管仲的著作呢?研究表明,不是。这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也有学者称此书为“管子学派”之作。管子即管仲、管夷吾,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就是这位春秋早期的政治家,当北狄入侵邢国之时喊出“诸夏亲昵”的口号,率先张起华夏意识的大旗,在精神上统一当时的诸侯邦国,抗击外敌入侵。《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狄人侵邢,邢向齐国求救,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堪称齐桓公“尊王攘夷”事业的精神纲领。这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上是有其地位的。对管仲的历史贡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是说他凝聚诸侯不以武力。又说:“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是赞美他辅佐齐桓公抗击外敌入侵,捍卫了华夏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孔子特别以“如(乃)其仁”评价管子的功业。管子的功业是非凡的,他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在辅佐齐桓公争霸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治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又说:“贵轻重,慎权衡。”在这样的政策背后,是一种堪称伟大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平实而深邃的思想洞见。其价值就在于承认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升以物质生活的保障为基础,因而与法家不要社会精神文明的统治逻辑相异,也与过分注重教化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治民主张不同。无疑,管子这样说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管理国家的理念下,管子治理齐国,重视“通货积财”,重视“轻重”之术等。这样做,是因为这位有智慧的政治家能够“与俗同好恶”,这与“仓廪实”的语句意蕴相通。所谓“俗”,是民俗、民情;趋利避害,是普天下一般人共同的追求,因其普遍,因而“俗”。利在远途,民追求;利在深海,民追求。既然如此,政治家先讲究的应是如何顺应这一点民之“俗”,而不是像一些思想家如荀子等,将人性的趋利避害视为“性恶”(如此即须加以管教矫正)。承认民众求利是发乎人性(管子并不称此为“恶”),政治上就要顺应这一点,于是就有管子辅佐霸业的“通货积财”。尽管管子还不是完全的“富民”论者,其经济上的首要目标还在于“富国强兵”,但终究因为正视民性的特点,而承认经济上“富民”的作用。《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小问》篇也说:“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这些见诸《管子》的言论,虽未必出自管仲手笔,却与管仲的政治精神相通。这是应当予以正视和肯定的。

管仲身后整理他的言论,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可能从春秋后期就开始了(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39页)。而大量的“管子”篇章的出现,则要在更晚一点的战国时期。人们高度重视管子,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名显赫,更主要的原因是《管子》篇章的作者们有意要追寻、总结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帮助当时的战国雄主成就新的霸业。换言之,《管子》是一部阐述“霸政”的大书。这就涉及《管子》成书的背景:战国时齐国的争霸。

从西周到春秋晚期的齐国君主为姜姓,经过“田(陈)氏代齐”到战国时齐国君主则改为了田(陈)姓。田齐历经了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各代,其霸业的顶峰在威、宣之际。从西周的姜太公时期起,齐国就利用自然条件,广开渔盐之利,是一个经济发达的邦国。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除《史记》记载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之外,还有《国语·晋语二》所说的:“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诸侯来齐国时带来的礼物少,走的时候得到馈赠的礼品多,归顺的诸侯对齐国更加尽心,没归顺的诸侯则心生羡慕。这样来维持霸主地位,国家不富裕是办不到的。而管仲就有这样的能力,既能带兵打仗,管理国家经济,也是盘盘大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不以兵车”,也是说齐国凝聚诸侯,不是靠武力杀伐,而是靠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

到“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齐国的争霸,还是那样自有特点。很明显的对比是,它不像商鞅在秦国变法那样,主张“重农主义”,主张“利出一孔”(百姓要获得土地,只有去为国家打仗一条路,叫做“利出一孔”)以控制全国民众。一个老牌贵族国家,“渔盐之利”搞了几百年,如何可能只重农业?经济发达、百业皆兴,又如何可以“利出一孔”?田齐霸业自有特点,那就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强盛的同时,学术也极端繁荣。与商鞅极力禁绝民众读书、求学相反,田齐君主多对学问、对有学问的先生们大感兴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大宅高官地给七十多个士人以优厚待遇,便是齐国特有的霸主气派。正是这样的气派,给非凡的学术兴旺提供了条件。稷,齐西门之称,学宫设在稷门附近,称稷下。稷下学宫最盛时,学生就有三千多。各家各派的学者,还远不止《史记》所述的士人。据学者钩沉,活跃于稷下的人物,还有许多,举其大者,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都先后到过稷下,荀子还曾为学宫的祭酒。举目望去,稷下学宫的规模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学者、思想家们在学宫的话题是无拘无束的,各家各派都在发表自己的主张,处士横议,议论生风,思想的风云际会之中,有冲突、辩驳,也有吸收、融合,形成了学术的交融。按当代学术界的看法,在稷下的这些学者中,就有一些人士,对管子如何辅佐齐桓称霸的经验感兴趣,并写出了相关的著作,这就是《管子》一书。当然,《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其他内容,如黄老道家的文献、儒家思想等等。《管子》为数众多的篇章,就产生在田齐争霸的时代。

学术交融的大背景,决定着《管子》一书的特色。不同于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论语》《孟子》等等,《管子》的显著特色,是它思想的融通性。可以说,它是一部汇聚百家学说的著作。在《管子》中,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如《牧民》篇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还是《牧民》篇,称“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也”,与《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颇为相符;可以看到法家的思想,如《权修》篇称“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颇似《商君书》的口吻;还可以看到阴阳家的思想,如《幼官》和《幼官图》两篇,其努力将人事行为限定于顺守时令的用心,正是阴阳观念的硬核;此外,墨家的非攻言论,农家对地利的筹划,兵家的战事计谋等等,都能在《管子》中分明地嗅到它们的气息。因此,《管子》一书的学术性质难定,说它是道家,它有儒家的内容;说它是法家,它又有黄老的思想。它的统一性,不表现在思想内涵的一致,而表现在成就霸主、帝王目标的确定。为了这一点,什么学术思想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管子》是一部杂凑的书。《管子》的融通百家,是为齐国打造一个帝王、霸主的学术,这正是统领全书的中心。书中关于帝、王、霸等等的言论颇多,就是明证。那么,这是否就可以说《管子》只是融汇,就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新内容了呢?不是。在融汇中,《管子》作者也发展了某些思想。例如道家思想,在《管子》的《白心》《内业》和《心术》诸篇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思想由《老子》向“黄老道家”的转移。举例言之,《老子》中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之类的言语,在上述黄老诸篇中,已变成“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式样的言论。《老子》是“君”与“民”相对而谈,在黄老则是变成“君”和“臣”的相对,其间的变化不是很大的吗?这也恰恰可以看到《管子》帝王术的特质。

在《管子》诸多思想的表述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富国”主张。这部分内容,一般称为“轻重”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市场物价波动的规则,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例如粮食与货币,当年成好的时候,粮食丰收,同样的钱能买好多粮食,如此就可以说,粮食为“轻”,货币为“重”;相反,若粮食歉收,则货币就“轻”,粮食就“重”。孰轻孰重,变动不居,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争取在这样的波动、变化中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类似的观点曾流行于战国东方一些国家,但像《管子》这样集中深入地加以论述,则实属罕见。说到《管子》的经济思想,它的一些观点真有些出人意料。例如《侈靡》篇说:“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鸡蛋雕一雕花再煮了卖,木柴刻纹后再卖了去烧,这样的说法,直到很晚近的时期,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是在表达一种消费可以刺激就业的经济论。多少年人们读不懂它,是因它与古代主流的节俭的经济观念差异太大。

战国时期在当时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分别形成了两大经国理念系统:一是西部商鞅变法所形成的以“重农主义”,具体说是以重小农经济为核心的法家治国主张;一是《管子》所表现的以“轻重”之术为核心的治国方略。前者表现为绝对“富国强兵”的政治取向。据《商君书》表达的政治逻辑,小农穷困懦弱,就便于利用;利用的手法就是“驱农归战”,其具体路数即:利用国民获得土地的欲望,以军功爵位吸引农民投身战场,以“首功”换取土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严厉实施“利出一孔”的政策,即严厉禁绝民众从事其他可以致富的生业。后者,即《管子》的所陈述的经国理念,强调利用市场、利用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价格波动,使政府在财政上获得最大利益。《管子》也强调“富国强兵”,可是,《管子》的“轻重”之术毕竟是要利用市场、利用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允许民众获利。请看《轻重乙》篇这样一段文字:

“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令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坏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当为“七”),君得其三。”

这种与民“三七分利”的设想,是将国家的富强与工商业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管子》的作者认识到,若没有生产者的积极性,社会财富就不会真正的增长。因此,《管子》中的“富国”论是一个兼顾民间利益的“富上而足下”的“上下俱富”论。这是《管子》学派与法家治国言论的重要不同。因此,可以称《管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有限的富民论”。然而,历史的实际却是,从秦汉开始,王朝政治主要采取的是法家的“富国强兵”理论;如此,后世的人们对《管子》的“轻重”之术陌生,对“雕卵然后瀹之”不解,也就很自然了。然而,《管子》政治思想的出现,正显示了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明进展所达到的广阔与深厚。

强调以“轻重”之术经营国家的《管子》,在战国这样一个铁血杀伐的时代,还提出了征服天下的另一种设想,那就是“商战”之说。在《轻重甲》篇中提到“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等“五战”之说。在《轻重戊》篇中,《管子》学者曾设想以“绨”的市场价格的变化,在经济上打垮“鲁梁”之国,令其无条件“请服”。战国实际发生的征服是军事,是扩展“土地”与“人民”,《管子》的“商战”之说,则着眼于市场的大胜。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固然只是设想,然而却是与铁血杀伐完全相异的想法,显示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活跃。

“轻重”的治国之术,还是主张“无籍”的,即主张政府不要向一般小民直接征收赋税。《国蓄》篇说:“夫以室庑籍(纳税),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马非百说:“养赢”一词,与《盐铁论》“养强”一词同义,是对大户有利的意思(见马著《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243页)。《管子》此段文字内容亦见于《海王》篇和《轻重甲》篇。《管子》的作者很清楚,各种直接税收,会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这是他们不主张“以室庑籍”等的原因之一。《管子》的学者们对此还有更精彩的洞见,《国蓄》篇说:“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而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直接向民众征税,要求的时限越短,民众卖出产品时价格则越低。从国家的角度说,是“轻重”之权操在富商手里,从小民角度说,是财物凭空被商人剥夺。两千多年的时光,因直接的赋税而导致丰收了的小民不能因丰产而获利,不是古代一个恒久的现象吗?如此,《管子》的“无籍”主张,不就是那个思想活跃时代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说法吗?

在《管子》“轻重”之术的言论中,有许多有趣的说法。如《山权数》篇中那个“御神用宝”的故事,初看似戏言,细思则不然。该篇说有人在齐北郭挖出一只龟,管仲教齐桓公利用政治与金钱的手段将这只龟神秘化,其做法是声称此龟为东海神灵之子,以此令其身价无量。几年之后,齐国伐山戎,齐桓公就用这只被神秘化了的龟,从齐国富豪丁氏家换得整个战争所需的军费。故事看上去荒诞,可是细想,其合理的内核就是今天所谓的“炒作”。在我们这个时代,若干年前不是曾有这样的现象:一盆君子兰经过一番喧嚣蛊惑之后,价值竟可以高达十几万吗?类似的现象其实还有不少。就《管子》所言的“御神用宝”而言,其赚取的矛头指向的是国内的富豪。而经济上斗豪民,也是《管子》“轻重”之术的内容之一。

《管子》一书,因有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献,可知其中最早的篇章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韩非子·五蠹》篇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据此《管子》的篇章在战国晚期颇为流行。汉代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更可据知《管子》该书在西汉同样流行。西汉中晚期刘向负责整理皇室藏书,整理《管子》,综合数百篇同类文章,去其重复,定为八十六篇(若干篇今已佚失),以“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形势解”“轻重”等八部分编排。这是《管子》最早的定本。此后,唐、宋的各种类书等对《管子》也是多有征引。同时,在唐代早期也出现了《管子》注释的著作,那就是尹知章所注释的《管子》。此后研究《管子》者也不乏其人,其中如中唐大理财家杜佑就摘录《管子》章句,成《管氏指略》(今佚)。

目前所知《管子》最早的刻本为南宋时期的两个版本:一是浙刻本,前有杨忱序,后附张嵲《读管子》;二是南宋绍兴年间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本(到民国时下落不明)。两个版本都源于尹知章注本。明代刻本较早时有刘绩的《管子补注》本,晚期万历年间有赵用贤刻本。赵本改正了南宋浙刻本的一些错误,又吸收了刘绩刻本的成果,因而影响较大。后来明凌汝亨本《管子》,清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本和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均题据赵用贤本。有学者称,赵本之后的各种版本,“形式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有细枝末节的修订而已”(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历代《管子》研究著作也不少,如南宋叶适《习学记言》、黄震《黄氏日抄》和王应麟《困学纪闻》中都有研读《管子》的内容。明代朱长春《管子榷》,清代洪颐煊《管子义证》、王念孙《读书杂志》、宋翔凤《管子识误》、戴望《管子校正》,近代以来郭嵩焘《读管札记》、何如璋《管子析疑》、梁启超《管子传》、尹桐阳《管子新释》、李哲明《管子校义》、石一参《管子今诠》、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黎翔凤《管子校注》等,还有日本学者猪饲彦博《管子补正》、安井衡《管子纂诂》等,都对研读《管子》文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部分)、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等,对理解《管子》的经济思想很有帮助。近年来疏解白话今译《管子》的,有赵守正《管子注译》等。

此次注译《管子》,正文主要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的《管子校注》。此书列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于2004年出版。《校注》以宋浙刻本(书中称“杨本”)为底本,前有杨忱序,后附张嵲《读管子》之文。此书出版编校严谨,可为依据。个别地方也参照了其他版本。另需说明的是,此书的注译,轩新丽博士注译了前六卷,其他主要由笔者完成。其间博士研究生赵云涛、蒲帅、张少辉、朱军、李喆等也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书稿的改定由笔者完成,因而书中所有错误都由笔者来负责。

《管子》一书历来号称难读,尽管有许多的研究,一些篇章中的文句理解,还是很有疑问。此书借鉴了许多前人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至于书中不尽人意的地方,就要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了!

李 山

2018年12月

牧民第一

形势第二

权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马第五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幼官第八

幼官图第九

五辅第十

宙合第十一

枢言第十二

八观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大匡第十八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问第二十四

谋失第二十五

戒第二十六

地图第二十七

参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称第三十二

四称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侈靡第三十五

心术上第三十六

心术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水地第三十九

四时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势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变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国第四十八

内业第四十九

封禅第五十

小问第五十一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入国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问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地员第五十八

弟子职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问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形势解第六十四

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巨乘马第六十八

乘马数第六十九

问乘马第七十

事语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国蓄第七十三

山国轨第七十四

山权数第七十五

山至数第七十六

地数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国准第七十九

轻重甲第八十

轻重乙第八十一

轻重丙第八十二

轻重丁第八十三

轻重戊第八十四

轻重己第八十五

轻重庚第八十六


这是第一篇牧民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