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世第四十七
【题解】
本文阐释君主当如何观于民风而调整政策。指出必先了解百姓疾苦，而后才能立法行政。在不同情况下，君主都必须有统治威权，从而根据时俗变化制定政策。最可贵者，文章明确提出了“不慕古，不留今”的通变思想。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得民财，急使令，罢民力[1]。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2]。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3]，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注释】
[1]罢：同“疲”。
[2]堕：读为“惰”。倪：傲慢。
[3]廉：察。
【译文】
古代想要匡扶乱世、调和天下的人，必定会先审察国政，清查国务，考察民俗，探究治乱产生的根源，明确得失之所在，然后才开始工作。因此法度得以建立，政令能够施行。民众不和谐，国家不安定，过失如果不在君主，就在下面。假使君主倒行逆施而不循正道，不依法理诛杀百姓，加重征收赋税，搜刮民财，劳役使令急迫，导致民力疲困。这样一来，民财枯竭就难免互相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惰轻慢。民众已经到了互相侵夺、怠惰轻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戒，那样只会刑法越重而祸乱越起。民众陷于劳苦穷困，就会怠慢禁令轻视犯罪，像这种情况，就是过错在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却不改正，民众就无法生存下去。假如君主本来就轻刑简政，宽待百姓，减轻赋税，缓于使令，而民众却放纵行私，不听从节制，偷奸耍诈，暴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面了。过在下面而君主不能明察纠正，那么强暴之人就无法控制，邪乱也不会停息。强暴之人得不到控制，邪乱不停息，那么统治民众的君主之权势就会受到伤害，其威望也会一天天衰减。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1]，万民敦悫[2]，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注释】
[1]繁匿：据章炳麟说，意为变更。
[2]悫（què）：诚实。
【译文】
因此作为君主，最宝贵的莫过于胜。所谓胜，就是法度确立，政令通行，这就叫做“胜”。法度确立，政令通行，因而群臣守法尽职，百官办事也就有规则秩序。法度不轻易变更，民众就会敦厚朴实，安心农事而俭朴勤劳。所以行赏一定要足以激励人，立威一定要足以制服人，这样下面才会服从统治。古代的所谓明君，并非只有一人。他们设定赏赐的时候，有薄有厚，确立禁令的时候，也有轻有重，事迹行为都不尽相同，并非他们故意相反，而是他们都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顺着民众的习俗而行动。如果民性躁动，行为险僻，那么行赏不可以不厚，立禁不可以不重。因此圣人设置重赏，并非奢侈；立下重禁，也并非残暴。赏赐太微薄则人们都不以为利，禁令太轻微则奸邪的人无所畏惧。设置人们不以为利的奖赏，却想要使唤人，人们自然不会尽力；立下人们并不畏惧的刑罚，却想禁止人作恶，奸邪之人自然不会停止作恶。因此公布了法令，民众也不会听从。所以，行赏不足以激励人，士民就不会为君主所用；刑罚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会轻易地违犯禁令。民众总是畏惧威杀然后才服从，得到实利然后才听用，被统治然后才归于正道，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
夫盗贼不胜[1]，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2]。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3]；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4]，不慕古，不留今[5]，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注释】
[1]盗贼不胜：犹言不胜盗贼。
[2]得齐：适中。这里指政策缓急适中。
[3]葆：保，依托。
[4]位齐：制定政策适如其分。
[5]留：滞留，拘泥。
【译文】
盗贼得不到镇压，邪乱就不会停止。强者欺负弱者，多数压迫少数，这是社会所忧虑、民众所担心的事情。这种忧患得不到消除，民众就不能安居。民众不能安居，那么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对国家而言，没有比安定更大的利益，没有比动乱更大的祸害。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扬名，显耀于后世，就是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事迹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民众贪婪而行为险躁，而刑罚又太轻，罪过不被举报，就会助长淫乱而鼓励邪僻。这样做貌似有爱人之心，实际上却正好伤害了民众。这两方面是不能不了解的。盗贼不被镇压，良民就不安，法度禁令不能确立，奸邪就众多。所以做事没有比解决当前急务更紧急的，治国没有比轻重缓急安排适度更宝贵的。管制过于紧急，民众就会觉得紧迫，民众紧迫，就会出现困窘，民众困窘，生活就失去保障；管制过于宽缓，民众就会放纵，放纵则会产生淫僻，淫僻则会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为用。因此国家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因为管理力度没有适中。如果管理力度不适中，管理就难以进行。所以统治天下如何做到政策适中，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熟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是期待对人民有利罢了。所以他设定的政策恰如其分，不盲从古人，也不拘泥于今人，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习俗的更移而更移。因此治理民众的原则，没有比令人服从更重要的。令人服从，君道才能确立；君道确立，然后下面才会跟从；下面跟从，教化才能进行而又取得成效。如果民众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服从，就不能用礼义来教化他们。这些统治者都不可不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