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民主

这些都是北京外观上发生变化的例子。老百姓又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我要提一提妇女的活动。家庭妇女大概是我们居民中最伟大的力量了。她们不再关在家中不出门，而是参加了街道上的工作。比如说，在我那篇《胡同》里有一位方大妈，她常到我们院子里检查，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干干净净。她给我们讲开会和别的有意思的事，布置预防各种疾病的接种注射，还为有需要的邻居找人帮忙。

男人们也都很忙。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伙身体好的人，自愿打扫胡同。

上年纪的人同样闲不住。他们发放退休金和政府慰劳军属或在朝鲜的志愿军家属的食品和津贴。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争当最清洁的院子的竞赛中，仍然住得挺挤的比较穷苦的人家倒比富裕些的家庭成绩更好。简直到处都是这样，反映了北京的劳动人民新的自豪感。

我在一些美国报刊上看到，他们说我们是“警察国家”。我们当然有警察，但是他们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人民为他们服务。各种会议上都有派出所的民警，他们和大家商量改进工作的事。不仅如此，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他们号召所有的人给他们提意见！居民开会把心里的不满意说出来，民警就得站起来，做出解释，如果意见提得有理，还要做出检讨。

经过“三反”和“五反”之后，北京举行了选举。每条胡同都开大会选代表。然后街道上再开会，把各街巷提名的男女候选人加以比较，挑出大家普遍赞成的人。再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照这样的程序重复下去，这样就产生了参加北京人民代表会议的候选人。

除去按地区以外，不同的行业也推举自己的候选人。我是个剧作家，经常和城里的男女演员们打交道，知道他们通过参加全行业选举大会的五十五名代表提出了五名候选人。这种两条线的选举代表办法并不违反“一人一票”的原则。因为我属于戏剧工作者的选举区，就不在街道上投票，而我的夫人则在住处参加选举。

一位代表当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他和他的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比如说，流动演出的演员们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子女建立学校，还要准备特殊设备以便运送他们的演出服装和道具。胡同里的居民则要求更多的路灯、修路和消灭有害的东西这类事情。如果街道上有人丧失了工作能力或得了病，代表就要安慰他或催他去看病。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能为他们邻居做很多事，他要是不主动，下次就会落选。一句话，没有人待人不友好，也不再被人遗忘了。人人在政府中都有代表，都有人为他的事情操心。

不用说，老百姓非常喜欢这个制度，而这个制度自然极大地改变了生活。比如说，人们现在对食物能够信得过了。所有的熟食都是在洁净的条件下做好的，而且在出货的时候都要罩好，不落尘土。每个小贩都得出示经营牌照的号码，如果卖出了不好的食物，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价格是固定的；用不着讨价还价；每卖出一样东西，都要开发票，多要了钱就得做出答复。在街上已经听不到吵嘴拌架的声音了。

老百姓想受教育而且正在得到这种机会。除去建立了更多的学校之外，所有的街道都成立了夜校班。市人民政府决定三年之内消除城区里的文盲。为了不落伍于时代，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在公共场所或邻居中有收音机的人的家里收听重要的电台广播，同时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还在固定时间给仍然不识字的居民读报纸。我那个十六岁的儿子一周就要给人读好几次。这并不是说，年轻人就没有他们的乐趣了。他们总是忙个不停，而且也比过去健康多了——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参加一些体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