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任务

中国在一般的文化教育上还落后。中国在紧随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些方面正在阔步前进。我们作家有责任提供更多更好的书、剧、诗和故事，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同时改进我们的文学圈子和技巧。

至于写些什么，我相信一切有助于建设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生活的事情都值得写出来。我们的文学在这八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已经排除了那种颓废、猥亵和反人民的成分，那些都是充满信心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人们所不能容忍的。现在的调子是严肃和健康的，致力于真实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并鼓舞他们继续前进。

像周立波和赵树理这样称得起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轰动了中国读者，在国外也受到了称赞。他们以发生的事件为线索，从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上阐释了我们是怎样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描写了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剧烈斗争。他在《铁水奔流》中把我们带到产业工人当中。赵树理以他独特的幽默笔调，在《三里湾》中讲述了合作化运动如何改变了农村。

我们新文学的创造性成就已经澄清了一个首要问题：作家应该用作品为谁服务？　我们相信我们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他们是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人。我们还该为谁服务呢？难道我们要在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在我国已经成为过去的阶级——当中去寻找读者和突出他们的观点吗？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我们只写工农兵。文学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一边，采取他们的观点。但作者了解或希望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写。剧作家曹禺就在《明朗的天》中写了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作主人公。我自己在《春华秋实》中写了资本家。但我们两人笔下的人物不是静态的，像他们原先那样，而是处在改变他们自己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中扮演他们的角色。

社会主义对我们大家都是新事物，所以就难写。假如我们想刻画一位当今的英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他可能是工人、农民、战士或知识分子，但正是新社会造就了他，他的个人发展是随着大家的共同进步而来的，他的道德是新的。在旧社会并没有这样的人。作家们并没有积累过这样英雄的经历，而且今天也很少有时间结识他们。结果，当我们想创造这样的英雄时，他们常常是活的概念，具备一切应有的品德，唯独没有血肉，没有灵魂。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为了适应一种抽象概念、按照公式去写作的恶劣倾向呢？我们首先来挖挖根。这种倾向的出现是因为作家没有在真实生活中发现他的素材，而是事先从方针政策或理论中学到一般的观点，再从这点出发去表现主题。这样可以表现政治热情，但方法却错了。文学当然应该为一项政治事业服务。但只能通过作为对生活具体而真实的图解的真正文学才做得到。

不仅是老作家有困难。处于他们要描写的生活中间的青年作家也常常创作出陈腐的概念化作品。他们的失败来自不够深入的观察或缺乏文学技巧。我们已经与这种教条主义的写作方法斗争了几年了。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的号召就是为了帮助作家从这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束缚中解放自己，鼓励他们为提高自己和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