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方针

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意识到了“百花齐放”方针带给他们的好处。今年年初，四位著名作家表示了他们所担心的所谓后果。他们唯恐被指责为概念化或按照公式写作，便抱怨说“作家们不再敢写真正反映当前政治斗争的作品；那些家庭生活、爱情和冒险的大量故事，要把所有的斗争挤出文学艺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就要黯淡了。”

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文学界的舆论批评这是由“左”倾教条主义观点产生的虚惊。这四个人受到批评：他们忧心忡忡地从反面看待“百花齐放”方针，因为他们看不到主要的东西——这一方针赋予了作家和艺术家用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发挥他们天才的天地，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批评指出，连他们看作反面的成果也有另外一面。反面的成果将提供群众辩论和分析的教材，可以澄清大家关于谁优谁劣的概念。后来这四个人承认他们片面了。这就是今天在中国得出真理的办法——通过公开讨论，教育参加的双方和群众。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由一位二十二岁的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的尖锐问题。一位青年教师被调进北京城里的共产党区委会工作。和他对这样机构的预期相反，他发现他的两位顶头上司有官僚作风，对工作中的缺点不闻不问，成天不干正事。他感到震惊，出于年轻气盛，便和他们斗争。　但他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虽然小说中暗示他还要斗下去，但调子却是灰心丧气的。

比较教条的读者斥责这篇小说是“对党的污蔑”。比较“自由”的人则把这位青年主人公牢记在心。于是在重要的批评家中展开讨论，他们的一致意见与上述两种“一边倒”的反应不大相同。他们认为，这位青年作家把文学矛头指向侵袭一些党组织的官僚主义是应该庆贺的，值得称赞。这种暴露如果能够动员人民为纠正错误而坚持不懈地斗争是很合群众的兴趣的。但这里也就涉及了作品的缺点。主人公具有优秀的品质：真挚、热心、不能容忍错误。但他也暴露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他看不到周围人的优点和力量，单枪匹马地去斗争。所以他在遇到障碍时才会感到困惑和沮丧。那些看不到这一缺陷的人自己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并没有真正转到集体主义观点上来。对这篇小说的分析说明了，我们所说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有两条战线的含义：既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又要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这两种观点都是和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