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前言
一 《尚书》产生的过程及其流传
《尚书》各篇，最早当成于史官之手，并作为档案被各代政府保存下来。《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足见周代之前，夏、商两代政府档案积存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周公是一位极为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受周公的影响，有周一代的政府档案积存的数量恐怕比夏、殷两代还要多。正因为如此，在周代便已经设立了保存这类档案及书籍的机构叫“守藏室”，并为这个机构设立长官叫“守藏室之史”，著名哲学家老子就曾经担任过这样的长官。
史官在远古时代有过一段显赫的历史。《尚书·皋陶谟》：“钦四邻。”《尚书大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丞，就是史官。《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于是有进膳之旍，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四邻又称四圣“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可以想见。《大戴礼记·保傅》所记是周初的历史，史的地位虽较远古有所下降，但权力依然很大。随着集权于中央的帝制日趋巩固以及君主与权臣权力的无限膨胀，史官的地位日趋下降。到了春秋时代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深受后人崇敬的齐大史兄弟二人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外，史籍的保存也成了严重问题。《孟子·万章下》：“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这些史籍因“恶其害己”而遭到诸侯的销毁。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自孟子时始，恐怕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面对这种情况，史籍的散佚就更加不可避免。《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墨子和惠子能够拥有那么多的书，当然与史籍的散佚有关。
古代的史官制度造就了史官这一特殊的文化团体。而这一文化团体随着社会变迁也在不断地沉浮变迁。在这种沉浮变迁中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史官，《尚书》各篇就是在这批优秀史官手中被保存下来，而且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加工、润色、整理，使之日臻完美。
《尚书》的编纂并非自孔子始，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人编纂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僖公二十七年为公元前633年，赵衰以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为由推荐他为三军元帅，并明确指出“《诗》、《书》，义之府也”，可见在此之前《诗》、《书》早就已经编纂成书了，早于孔子至少在一百年以上。其具体内容虽不可确考，既然这部《书》被赵衰称之为“义之府”，所引《夏书》文字又见于今文《尚书·皋陶谟》，可以推断，其中当有不少篇章也被孔子收入所编纂的《书》之中。
孔子是一位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教育家，大约在三十岁就已经开始授徒讲学。既要讲学，就必须要有教材。可以想见，孔子为了教学的需要不断搜集资料，这些教材是在教学中根据搜集来的资料经过不断地补充修订逐渐完备的。《史记·孔子世家》：“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据此，孔子正式而系统地编纂《尚书》当在四十余岁之后。
《尚书》孔安国《序》说：“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段话大体上是符合《尚书》实际情况的。“芟夷烦乱，剪截浮辞”说明孔子在编纂《尚书》时，对《尚书》各篇又作了润色和修改。“垂世立教”说明编纂《尚书》不但是为了教学，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教育后人。
《尚书》在流传中，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浩劫，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残本而非全貌了。这个残本得以流传至今，其功首推伏生、孔安国二人，其次则是孔颖达。两汉时代虽有多种《尚书》版本流传，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伏生所传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国所传古文二十五篇。今文二十八篇在西汉时代立于学官，受官方支持公开传授，古文二十五篇未立于学官，加上其内容为官方所忌，只能私下传授。东晋时为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尚书》为今、古文合编本，唐代初年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修《五经正义》，于《尚书》所使用的就是梅赜所献的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实为五十八篇，见颜师古注），为了凑够五十八篇之数，梅本从今文《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又将《盘庚》分作上、中、下三篇，这样一来，今文《尚书》便从二十八篇变成三十三篇，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合在一起恰好为五十八篇。其实即便五十八篇也是残本并非先秦的旧本，何况将汉代公开传授的只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割裂为三十三篇已非汉本之旧，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尊重事实，不如仍将今、古文分开为妥。故本书恢复汉代今文《尚书》的旧本二十八篇，并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分开处理。
二 《尚书》的内容
首先谈今文《尚书》的内容。今文《尚书》虽只有二十八篇，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本次出版，限于篇幅只涉及思想，文学方面从略。就思想方面而言，只谈到“敬天保民”。这的确是今文《尚书》思想内容十分突出、十分重要的一点；但仅限于这一点是不够的，借此次出版机会补充三点：
一、“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这是周公在《无逸》篇中告诫成王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有其内在联系：只有了解稼穑的艰难，才能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在周公看来这是圣明君主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并以此谆谆告诫成王；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以宽广的襟怀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心态了解民意民情以察知执政得失。值得细加体味的是最后一段话，兹将这段话的译文引述于下：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圣明的君主。有人告诉他们说：‘小人在怨你骂你。’他们便更加恭敬地按照规矩办事。他们有了过错，便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我的过错。’实在是这样，他们不但不敢含怒，而且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以便察知自己政治上的得失。不听这些话，人们之中有的就会互相欺骗诈惑。如果有人告诉你：‘小人在怨你骂你。’你应当认真考虑这些话。可是，如果你却这样执政：不把法度放在心里，不宽绰自己的胸怀，乱罚那些无罪的人，妄杀那些无辜的人。这样，必然会民心同怨，人们便会把愤怒的情绪聚集在你的身上。”周公说：“唉！王啊，你可要以这些作为鉴戒啊！”
多么令人深思！从《无逸》全篇来看，此篇较之周公其他各篇诰文更为深刻。
二、礼让。这也是圣明君主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尧典》：“允恭克让。”这是说尧所具备的品德。不但尧具有这种品德，在《尧典》、《皋陶谟》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时，尧、舜、禹均表现出真诚的“礼让”。在尧、舜任命大臣的时候，大臣们也都表现出这种真诚的“礼让”。而这种“礼让”说明这些人都没有把“权位”看成是个人私产！这种崇高品质可以永远垂范后世，也是古人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
三、知过而能改。从政者在执政过程中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出现错误之后是文过饰非，还是知过而能改，这是对执政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今文《尚书》最后一篇《秦誓》所写的秦穆公便是一个知过而能改的典型。秦穆公对所犯错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作了诚恳的检讨而且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作为国君位高而权重，他与一般人不同，其错误所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危，远非一般人可比。秦穆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确值得肯定。孔子将此篇作为末篇收入《尚书》，其用意之深远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谈古文《尚书》的内容。古文《尚书》的内容同样十分丰富，这里也仅从思想角度来谈。古文《尚书》第一篇是《大禹谟》，此篇是记录舜禅位于禹一事的重要文献。舜在禅位于禹时说了这样的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这四句话在此篇“题解”中已作简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自宋、明以后，相当多的学者对这四句话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古文《尚书》的伪造者拼凑而成。这种见解，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尧典》所载“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便是“人心惟危”的写照。《皋陶谟》所说的“九德”以及《大禹谟》所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就是“道心”。尧、舜、禹执政的实践和体验，正是对“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最为扼要的总结。就思想角度而言，这四句话正是古文《尚书》的总纲和精要所在。所谓社会，就政体而言无非由君、臣、民三种人组成。什么样的人可以为君，什么样的人可以为臣，君和臣各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地位存在着，与君、臣相对应的民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古文《尚书》各篇从不同方面作了回答。
首先谈“君”。“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仲虺之诰》），这句话肯定了“君”存在的理由及必要性。“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太甲下》），“一人”指君而言，就是说只有好的（“元良”）国君才能导致国家永远美好。这样的国君是怎样产生的呢？“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上》），就是说天为了佑民而“作之君”，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虚无缥缈，其实不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同上），在这里“天意”与“民欲”完全统一了起来。“天意”即“民欲”，“民欲”即“天意”。而且“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天意”与“民心”无亲无常而是“惟德是辅”、“惟惠之怀”。就是说君的资格是由“民意”、“民心”决定的。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个说法就是从古文《尚书》发展而来。在《伊训》、《周官》等篇中提出君（也包括臣）应当遵守的规范，就是据此制定的。
其次谈“臣”。这是古文《尚书》最具特色一面。古文《尚书》中的《商书》共十篇，其中五篇是伊尹的诰文或训文，三篇是关于傅说的命文。分量之重以伊尹为最，其次为傅说。就身份而言，二人均为大臣；就出仕的情况来看，也有共同点：均是由君主主动“求”来的。当然，“求”的方式各有不同。对于伊尹，按汤的说法是“聿求元圣”（《汤诰》），就是说商汤以大圣人的规格将伊尹“求”来的。至于“求”的具体情况，古文《尚书》没有具体说明，而墨子与孟子则有所补充。先看墨子的补充：“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药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墨子·贵义》）再看孟子的补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万章上》）按孟子的说法“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按《墨子》的记载“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耕于有莘之野”说明伊尹的身份原本就是农民，墨子的御者称之为“贱人”，两处记载大体相同。至于傅说原本是筑于傅岩的“胥靡”（刑徒），地位更低，然而在高宗的心目中却是“良弼”且“良臣惟圣”（参见《说命》三篇及其“题解”），并且是使“百工营求之野”“求”来的。在平民、“胥靡”中出现“圣人”，这是古文《尚书》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亮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尹、傅说在与各自君主的交往中所体现出的君臣关系。伊尹和君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伊尹和太甲二人身上。太甲是商汤的长孙，继位为王之后，不遵其祖成汤之法，肆意妄为。伊尹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将太甲流放于桐宫，使其悔过自新。这期间伊尹代行天子职权，三年之后，太甲诚心悔过，伊尹又还政于太甲。孟子对伊尹的作为给予极高的评价，赞誉为“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下》）不为过誉。再者伊尹还政于太甲时，竟然互行“稽首拜手”之礼，可见在古文《尚书》中君与臣的关系是对等的。这一点在傅说与高宗的关系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高宗不仅把傅说当作可以完全信赖的大臣看待，更把傅说当作老师看待，对傅说的恭敬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古文《尚书》给我们提供的又一个更为突出的亮点。
最后谈“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古文《尚书》对“民”的定位。随着定位而来的便是对“民”的态度。“民可近，不可下”（同上），就是说对“民”的态度只能是亲爱而不能轻视疏远。这比今文《尚书》“敬天保民”的思想似乎又进了一步，同时还规定了了解民意的方法和渠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胤征》）
由以上可以看出古文《尚书》针对君、臣、民组成的社会架构提出了完整的施政方针和具体措施。这些方针和措施包涵着系统而又深邃的政治理念，它应该不是靠简单的拼凑便可以伪造出来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倍加珍惜，似不可弃之如敝屣！
《尚书》所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决非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本书“前言”仅就编纂流传、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要点加以概述。
本书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为底本而略有改动。首先，无论今文或古文仍按底本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今文篇目则按本书体例将《尧典》、《舜典》合为一篇，篇名为《尧典》，并将《舜典》前多出的二十八字删去；《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篇名为《顾命》；《盘庚》虽分作上、中、下，但仍为一篇不作三篇。今文、古文分开后，各篇仍以底本顺序排列，仅存篇名而无正文者则不再列出篇名。其次，今文二十八篇既为伏生所传，各篇之前的《孔序》则应予删除。古文二十五篇为孔安国所传，各篇前的《孔序》在“题解”中列出，并列出《史记》中相关记载以供参考。最后，无论今文、古文各篇正文均以底本为据，不过有些地方也酌取古、今学者的校勘成果，对此相关注释中均有说明，请读者注意参阅。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祈予鉴谅并指正！
王世舜
2018年12月
于京郊守拙斋
这是第一篇今文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