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序

罗涵先同志所著的《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的英文版即将出版，新世界出版社约我写一篇序。

在这以前，新世界出版社曾把我从20世纪3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之间三次在江苏太湖附近的一个农村——开弦弓村的调查论文的摘要，编成一本小册子，作为“中国研究丛书”的一种出版。它的书名是Chinese Village Close-up。称作Close-up，是因为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一个农村的特写，叙述了我在不同时期对这一个农村近半个世纪里的变化的观察。但是这个不到两千人的村子，在十亿中国人中真是像森林中的一棵树木。人们不免要问：中国近百万个大小农村是不是都像我在这本书所描写的这个村子一样的呢？会不会见木不见林呢？答复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从肯定的一面说，这个村子和其他为数众多的村子一样，毕竟都是中国农村。它们是在共同的历史中成长的，而且已经有两千多年都是一个统一的、集中的行政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具有共同的基本性质和面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也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共性。但另一面，中国人所居住的这片广大土地，从地理上说，北靠寒冷的西伯利亚，南海的岛屿直达赤道，西面有世界屋脊的帕米尔和喜马拉雅山，东边是太平洋。它们在气候和地形上的差别，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的。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和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这个具有五十多个成员的民族大家庭还有一个悠久的结合过程。它们尽管已经彼此亲密联结，互相渗透，谁也离不了谁，但还存在着历史形成的不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甚至社会形态，构成了在统一体内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局面。即以同一民族来说，地方性的差异还是很显著的。这样就使得任何一个个别的农村都具有它的个性，和其他农村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别。这也就使我在Close-up里所叙述的情况不能全部适用到其他中国农村了。这是上述答案中否定的一面。

上述答案里既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两重性，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要了解中国农村的概貌，我这本Closeup是不够的。因此，如果要使一个外国的读者不致被我这本 Close-up导向片面的认识，那就需要另一本对中国农村有概括性的著作予以配合。出于这个原因，我感谢新世界出版社，找到我的朋友和同事，罗涵先同志来写这本《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并在同一套丛书出版。

这本书的著作者和我有四十多年的交情。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抗日战争时期，同在西南大后方从事民主运动。我们是同一个政治团体，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我们很早就对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一致的认识，所以都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而且我们对中国农民问题也有许多相同的看法。这些是我们两人相同的一面。但是我们也有不同。他是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底子来研究农村经济的，而我则是学习社会学或称作社会人类学出身的。这个差别，使我们在所熟习的研究方法上也有所不同。简单地说来，他是惯于从宏观出发去观察中国农村的变化，而我则喜欢对具体的标本进行微观的解剖。如果我们各自在自己学科的范围内活动，正不妨各从所好、各行其是。但是如果关心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改造和发展，那就得对它具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双方的配合协作也就非常有必要了。

从我这一方来说，我之所以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主要采取社会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不仅有我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的条件。关于主观原因，我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一书的导言里已经表白过。我对当时流行的研究中国农村的著作中一端是罗列数字、不讲理论，另一端是不掌握本国资料，硬套外国结论的风气颇有反感，所以我主张要亲自到农民生活中去进行农村调查，因而找到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并把它的实地调查的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研究。我至今并没有放弃这种研究的方法，而且还认为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倡的社会调查的方法。他用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解剖一只麻雀”的典型调查法。我们必须坚持和加以发展这种调查方法。但是我也日益觉得用这个方法去研究大面积的中国社会是有它的限制的。我这几年来，正在力求使微观和宏观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实际和理论相结合。在朝这个方向的努力中，我不仅受到本书作者的许多启发，而且受到他具体的协作。几个月前，我们和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去江苏南部进行对小城镇问题的实地观察，已开始把上述的方向贯彻到行动中去了。

如果允许我在这里为我过去着重微观的典型调查有所辩解的话，我想提到在中国发展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条件。近五十年的前二十年，中国正处在动荡的困难时期，后三十年，中国人民虽则获得了解放，但由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无暇顾及，其后又受到政治上“左”的干扰，正常的科学活动无从进行，以我个人的农村调查来说，一直是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我还是一个学生，开始我的农村调查，可以说是单枪匹马、别无旁倚的探索者。对这样一个不到两千人的农村进行亲自观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感到范围过大，不易周到。40年代，我们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学研究室，有了一些青年学者和我一起工作。我们有条件挑选一些不同类型的农村进行比较研究。如我在Earthbound China一书中所写下的：有完全从事农业的禄村，有发展了作坊手工业的易村，和在小城镇附近受到商业活动影响的玉村，——我们是企图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典型的比较分析，逐步描绘出内地农村的不同性质和面貌，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限于人力和财力，我们还只能着重定性的分析，谈不到广泛取样的定量分析。50年代中叶，我曾企图首先集中力量对原先已调查过的农村进行再调查，用不同时期的比较来显示社会制度改革后的具体变化。这个企图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得不半途而废，直到进入80年代，才有机会重新继续，写出了 Close-up一书中最后的一部分。

就在我第三次调查江村的时候，我已觉察到扩大研究范围的必要和可能。这是由于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党纠正了“左”的错误政策，拨乱反正，社会科学的发展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在大学里已经停顿了近三十年的社会学重新上了讲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若干大学恢复了社会学系。有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较大范围的农村调查成为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尤其是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后的最近五年里，全国农民富裕了起来，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起了迅速的变化。这种喜人的变化不仅吸引了对农民和农村有研究兴趣的学者，而且在实际的农村工作中也不断提出了必须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课题。就在这个客观形势的发展中，我们更感到微观和宏观相结合，和各个学科相协作，对农村进行全面研究的必要。这种对农村研究主观认识的改变，是当前农村迅速和巨大变化的客观事实的一种反映。无疑将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开辟出一条宽阔的道路，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也正是这本书最后两章所描写的内容，它不仅鼓舞广大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争先恐后地迅猛前进，也鼓舞着我们这些多年来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为自己职责的学者努力奋进。无限美好的园地正等待着我们去耕耘和开发。

我再度感谢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国研究丛书”里，出版这两本关于中国农村的小册子。它们记录下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道路，也是第三世界各国农民所值得借鉴的道路。我更盼望，更好的、更令人鼓舞的消息，会继续通过这套丛书，传达到对我们中国人民怀着深刻关切和热诚友好的世界各国的朋友们。

198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