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五十年

五十年前的夏季，我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农村里度假。利用这段时间，我进行了一次短期调查，后来根据这次调查写成了一本书叫《江村经济》。江村就是我替这个村子起的学名。最近几年我又多次去江村访问，可以说亲眼看到了这个村子在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变化之大称得上“飞跃”两字。

江村坐落在太湖东岸，地处长江三角洲，属民间传统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于高产的水稻种植。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它在经济上的确比国内其他地区较为发达；加上沟渠纵横，交通方便，市集兴旺，不愧是个富庶之区。

但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我初访江村时，这个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已经名不副实。它和当时全国的农村一样，大多数农民劳动终日，不得温饱。所以我在那本《江村经济》的结束语里不得不惊呼：“饥饿是中国农村的结症。”历史事实明白显示，即使像江村那样天赋独厚的农村，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何况近百年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农民的日子到这时候已经陷入贫困的深渊了。

过去太平盛世时这个地区人民生活究竟怎样，现在已无可考。但分析五十年前抗日战争前夕的江村经济，还可以看到这个地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特点。当时人均耕地面积仅约一亩，如果只靠这块地上所能长出的粮食过日子，吃饱已经很困难了，谈不到富裕。但是这地区的农民懂得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特别是家庭手工业。江村长期以来家家户户养蚕缫丝，形成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这个结构使得这个地区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是丝绸之府。它之所以有天堂之称，未始不是从这种结构赢得的美誉。

江村近百年来的历史，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是一部衰落的悲惨记录。江村衰落的起点就在于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旦断绝，穷困迫使他们出卖土地，跌入封建剥削的陷阱。20世纪30年代江村这一地区土地权迅速集中到地主手上，使农村经济走向崩溃。这种悲惨状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及其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时期一直在恶性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接着的土地改革，使全国人民获得了他们耕地的所有权，“土地回了家”。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江村水稻的亩产量平均只有三百三十斤，五年后增至五百一十一斤。

为了农业进一步发展，单单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是不够的。所以土改之后不久就开始合作化，由农民自愿把各自所有土地合并集体经营。这是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合作化后粮食产量继续上升。这是农村经济发展关键性的一步。

但另一方面，我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已看到和粮食增产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仅没有注意发展，甚至加以限制。以致农民除了生产粮食和国家收购的农产品外，只能从事一些自给性副业的生产活动。农民的饥饿问题固然解决了，其他的生活需要却不容易得到满足。农民还是富不起来。

农业合作化后不久，很快地实行了公社制度，原来属于农民私有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在农业经营规模上大大地扩张，同一公社的人在集体公有的土地上和统一指挥下进行劳动，公社社员按劳动工分分配集体所得。经过一段实验，才把经营单位加以缩小，实行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农业上扩大经营规模在经济上有它积极的一面，比如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等都促进了农业生产。但是另一方面，当时所实行的集体管理制度却发生了吃大锅饭和瞎指挥的作风，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农业的继续发展。更由于农村副业和农村集体工业受到歧视，农民收入徘徊不前。以江村来说，20世纪70年代人均收入长期停留在一百元上下。

70年代使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的暴增。从新中国成立时到70年代末，江村人口增加了80%。这样就使有限的农业增长很快地被新增加的人口所分掉。人口的压力迫使农民千方百计寻觅生产之道。就在这时候，城市工业在“十年动乱”中很多“停产闹革命”。但市场上的需求依然存在，农村的剩余劳力和城市里下放的技工结合起来，利用这机会在江村所在的长江三角洲一带首先兴办了当时所谓“社队企业”，就是由公社或生产队所办的小型集体工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生产，生产所得除规定纳税和上交集体的部分外，全归各家所得。这是土地改革之后，第二次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江村的粮食亩产量又稳步上升，达到了一千二百斤。

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长期被大锅饭掩盖的剩余劳力暴露了出来。每家人都明白自己承包的土地需要多少劳力，几乎没有多少例外地发现自己家里人手太多，土地吸收不了，因此积极主动地去开辟“活路”，这就给已经创建的“社队企业”以向前发展的推动力。这时“社队企业”已改称“乡镇企业”，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农业和工业在这一带农村里并肩发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江村农民人均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里，每年以近百元的增加上升，到1984年已经达到六百零一元。江村所在的吴江县，工农业总产值该年已达十七亿元。它在江苏省还是处于中间水平，该省各县中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二十亿元的已有五个县（市）。

江村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和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例换了位置。70年代初期还是农大于工，大致是七比三，到了80年代中期倒了过来，农小于工，大致是三比七。这个变化并不是出于农业的萎缩，而是农工并肩上升的，只是工业增长得更快，大约以年增长30%的速度在发展，农业赶不上，因而相形见绌了。所以江村农民日益富裕起来，主要是靠了他们办了自己的工业。

乡镇企业是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在自己乡村里办起来的工业。他们节衣缩食，积累资金；购买机器，因陋就简地开工生产；和城市里的技工结合，引进技术；吸收家属，从事劳动。年复一年地积累资金，逐步更新，到现在包括江村在内的许多乡村已建立起很像样的现代化小工厂。这完全是农业里生产出来的工业。它回过头来补贴农业，用盈利去兴建水利，办为农业服务的机耕队，还要为乡村修桥铺路，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把长江三角洲的农村原有的面貌完全翻了一新。

将来的历史学者也许会指出，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条工业化的道路确实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创造。它是从农民的草根上长出来的工业，不像早年西方工业化那样曾引起工农矛盾和城乡矛盾。相反地在中国这一条工业化的道路上见到的是工农相辅，城乡协作。农民自己办的工业不仅富裕了千家万户，而且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使从农业里释放出来的劳力在工业里变成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截留了大量人口，使他们不向大中城市集中，正在形成中国人口分布的新格局。

历史巨轮还在继续向前运转。上面所叙述的江村过去五十年中我所见到的变化，只是更大更富有意义的变化的前奏。冬天已经结束，春天降临人间，整个中国人民正在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江村只不过是千万个农村中的一个标本。虽然有它的个性和特点，但它是和其他农村一起在同一个大势中推进的。在这里见到的种种也反映了中国千万个农村的共相。我们正在以无比的热情，追踪观察这个标本，并力求能如实地记录下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波信。

1986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