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答记者问
1986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刊出该报记者李树喜采访我时的问答如下：
费老说：今年三四月间人大、政协会议上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不少代表就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发展战略的关系。应该说，政治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改革呼吁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进展就会遇到困难。我们原有的政治体制如同经济体制一样，主要是苏联的模式，同时加上了中国的老传统和某些特点。这个体制过去曾经起过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同当前的形势相比显然很不适应。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十分适时的，也是高瞻远瞩的。
问：这是一个大题目，具体说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何着手呢？
答：首先是精简机构。我们现在有一个庞大的、重复的、不灵活的、效率不高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层次太多，分工太细，冗繁重复。搞这么许多机构的出发点不是根据工作需要，而是为了安置人，有点因神设庙的味道。原因之一是产业经济不发达，除了做官之外没有其他好的出路。再则，我们原来的企业以国营计划企业为主，企业中安置大量的行政人员，都有官职，从而使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形成大锅饭与低效率。
问：我们多年来一直讲精简机构，这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机构臃肿的弊病并具有精兵简政的真诚愿望，但努力多年效果甚微，应该怎样解决呢？
答：一是发展生产事业，为生产松绑，使行政工作人员进入到生产领域中去，使他们有用武之地，有光明前程。这里我强调一点，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了我们以很大启示：乡镇企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容纳许多技术与管理人才。这是切实可行的疏散人才的渠道。
第二，我们机构中有一批思想、年龄都老化的人，说刻薄一点是习惯于做官而无真才实学的人，对他们要采取和平而决断的方法使之离开行政机关。现在不少人挂职在某机关，实际上是养着。反正是由国家养着，就不如干脆让他们从机关里出来，不再参与行政机构的活动。当然，不是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主要是我们的机构酿成的弊端。对这些人的生活要安排好。这样做可以使机构精简，效率提高。总之，精简机构的问题，一是痛下决心，认定非干不可；二是开通切实可行的渠道，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
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民主这个口号我们提倡多年，我们国家的宪法里明确规定了民主的条文。但由于“左”的干扰始终没有真正实现，例如个人崇拜就是反民主的。一些干部为什么滥用权力，对权力恋恋不舍不肯退下？重要的原因也是缺乏民主的监督。当然，我们讲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讲竞选、投票那一套形式，而是讲实质，即尊重民意，走群众路线，真正倾听到群众的声音而不层层阻隔，特别是要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发表。当然，发表意见要有一定的轨道，但决不能把合于轨道的意见上纲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异端，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民主气氛不够，言路不广，许多人不愿说话，不愿批评，使许多好的主张埋于腹中；有的提了，没有效果，甚至给自己带来一些小麻烦。现在，我们应该造成真正的民主空气，人人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宽松气氛。
问：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多年来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相距甚大，是不是我国民主的基础薄弱，对此能否做些历史的分析？
答：中国现代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要是依靠农民的主体取得了胜利。我们没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农民同工人阶级之间亦有差距。封建影响、农民意识是实行民主的阻力。回顾过去，我们的许多失误、错误是出源于农民意识。我们国家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因此，使农民变成工人（这种变化不仅是名义上，而且是思想观念上）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长期任务。
问：请谈一谈农民变工人的途径。
答：我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工业放到农村中去。即工业下乡同农民结合，这是真正的改革——促进国民素质、观念提高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到现在大约有六千万农民被乡镇企业所吸收。我到农村走了几次，这些乡镇企业的工人腰杆硬了，有许多新的观念。照现在这种发展势头，到2000年中国将有两到三亿农民变成乡镇企业工人。这是了不起的变化，真正的希望就在这里。现在，一些地方对乡镇工业支持不够，挑剔、藐视、限制，却不知道这种农民变工人正是中国出路所在，是治国之本，它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国民素质变革有着重要意义。
问：您作为民盟和全国政协负责人，对于民主党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有何见解？
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是历史造成的，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更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言路”作用。我认为，在政治改革中，党与非党、党与群众的关系都应该有大的变革。当然，主动权和主导权都在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