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探索 勇于创新

党的十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科技昌盛、社会文明等方面都做出了战略部署，并把科技进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点十分令人鼓舞。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要靠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因此，知识分子问题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上，党和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最近，民盟对全国七千多名知识分子做了系统的调查，就他们工资收入、住房条件、评定职称、医疗保健等问题，向党中央做了如实的反映。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已部署有关部门专门研究并有了初步的安排。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按照领导的指示，给我们写了回函。我们为此十分感动，深受鼓舞。

我们希望党中央组织专门力量，从战略的角度，整体地、综合地、系统地对知识分子问题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研究，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和教师的待遇问题，解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收入倒挂问题。把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正确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应当尊重思想。知识是实践和思考的成果，经过实践和思考才能有知识。重视知识必须重视怎样得到正确知识的过程，必须重视怎样使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学会动脑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思想活跃的时代，定是繁荣昌盛的时代，思想僵化的时期，定是缺乏生气的时期。

我国的历史悠久，封建社会的时间比任何国家都要长，这无疑给现代化建设带来困难。我常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背着两个包袱进行的：一个是近三千年的封建思想包袱，另一个是三十多年“左”的思潮的包袱，有时感到行动起来很吃力。这两个包袱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尊重人的思想，不鼓励甚至压抑人们的创造思维。古代用科举制度禁锢人的思想，使他们皓首穷经，不敢创新，只以注释为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左”的干扰，又用“棍子”“棒子”“辫子”“帽子”之类，压抑思想。这个问题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我自己切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那时只有二十多岁，我不怕当局的迫害，据理立言，常有新意。但是50年代以后特别是1957年之后，我的思想进入了停滞的状态，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来，就不能在80年代，重新恢复我探索的勇气，但是究竟年纪不饶人，看来我在发扬我国思想文化的事业上已经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不能不以我自己的经历来作为活的教训。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再重复我的命运。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在进一步为思想界形成一个民主、和谐、活跃的良好的思想环境，鼓励创新，鼓励开拓，鼓励说真话，允许说错话，逐步杜绝说假话、套话、大话，并逐渐形成说真话光荣、说假话可耻的民族风气，创造一个敢于思想、善于思考的风气。这应当从中小学教育抓起，一直到理论界、思想界，都应鼓励思考，鼓励创新，今后再不应出现以思想问题整人的现象，真正落实十三大宣告的不再搞运动的决策。

198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