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英伦》重刊前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有意重新刊印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两本旧著。我踌躇了一回，最后还是同意了，而且建议插入《留英记》《〈工党一年〉译者序》和《英伦杂感》三篇文章，合成一书出版。

我有点踌躇的原因是考虑到这两本旧著是否值得重刊。这两本旧著是我在40年代访问美国和英国时给国内报纸所写通讯的汇编。从时间上说，这些通讯里所写的事都是四十年前的陈迹了。这四十年世界大变，这些国家当前的面貌已非昔比。这两本书对认识当前的美国和英国用处不大。我写这些通讯时，都是随感下笔，有如家书，大多一气呵成，不过夜；写就即寄发，不加推敲。这可能是养成于从小在学校里考试时抢交第一卷的恶习。但这也就留下了我各时期思想的真实记录。从1957年起到十年浩劫，我因为这些白纸黑字而受的累也实在不浅。事过境迁，回头再看看这些我在人生道上刻下的脚印，玩味一番，确是另有一种心情。

个人的思想原是社会的产物。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但都是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只有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窥见这时代社会的全貌。个人毁誉事小，历史埋没事大。我觉得为我国思想界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具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比较真实的史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胆敢面对四十年前的旧著而同意重新刊行，再度公之于世，正可表示浩劫的余悸已消。我充分相信读者是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的。

作为历史资料来重刊这些旧著，不妨在书前说一说这两本书的编写经过。

先说《初访美国》。1942年我在昆明云南大学教书，同时在云南滇池附近一带的农村里做调查。靠近年底，我接到云大的通知，要我代表该校参与美国国务院邀请我国各大学教授访美的计划。这时美国已对日宣战，成了我国的盟国。这个计划是美国政府为了加强两国文化交流而提出来的。几经周折，我于1943年暑期偕同其他大学的教授，一共十人，出国访美。在此之前，我没有到过美国，所以是“初访”。

出国之前，昆明已开始风行一种“小报”，是适合于当时印刷困难条件下采取的民间刊物，后来发展成为民主运动的有力工具。这时云大学生要我支持他们办的《生活导报》，我同意到了美国后，给他们写信，这些信可以在小报上发表，就是后来通行的“特约通讯”。我在美国住了一年。这一年里工作是很紧张的。我在访问哥伦比亚和芝加哥两大学期间，得到两校的人类学系教授的协助，编写了以翻译我和云大同事云南农村调查报告为主的《被土地所束缚的中国》一书，又在哈佛大学得到商学院教授的协助编译云大同事所著《昆厂劳工》等内地工厂调查，书名《中国进入机械时代》。我在美国既没有心情游山玩水，也没有工夫进行社会调查，所以所写的通讯都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琐事，和当时在中国留学生中谈论的一些杂题。

1944年暑假返国，我利用在呈贡养病休息的一个多星期，把这些零星的通讯，贯串起来，编成《初访美国》一书。

再说《重访英伦》。这是我在1946—1947年访英三个月中给上海《大公报》写的特约通讯。这次访英的经过是这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伸入云南，昆明民主势力受到日益严重的迫害。1945年12月发生了“一二·一”运动，民主势力继续斗争。到1946年7月发生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烈的被害事件。我当时也是受威胁的对象之一。被迫离开昆明后，回到家乡。英国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听到我的处境，通过英国文化协会邀请我去英访问一个季度，“散散心”。行前遇到王芸生先生，一见如故，坚持要我为《大公报》写通讯，我也因为这段时期安家乏资，所以预支稿费而别。在英期间原无固定任务，除访友和参观外，正可以写作消遣。这些通讯回头看来行文比较流畅，也是当时生活的反映。

这一年，在英国已是战后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工党取代保守党执了政。当时在英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改良主义的乐观气氛。我又刚从法西斯迫害中脱身，这种气氛自然会对我发生强烈的感染，因而也给这一系列通讯着上了这种色彩。工党的好景不长，刚过一年就暴露了它的阶级实质。英国政党的轮流坐庄，原是换汤不换药。我返国后与史靖同志一起翻译了《工党一年》，在序言里道出了我在《初访美国》里对美国新政的期待的幻灭；不久接着又不能不对英国工党发出相同的感叹。这两本书，能不能说是一个企图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追求中国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在40年代对英美所抱天真的幻想的自白？这些幻想在无情的历史中已经化为泡影，而这段思想经过的本身却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育。追求祖国美好的前途是有志气的。在追求中走上曲折的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在错误里受到教训，不断改正，美好的前途终必会找到的。

为了说明为什么我称1946年的英伦之行是《重访》，我建议补入一篇《留英记》，给读者介绍一些我第一次去英国的留学情况。这是一篇回忆录，写于1962年。那时我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株连及我的哥哥费振东。他这时和同遭劫难的浦熙修同志一起在政协编辑《文史资料》。我们常在一起叙谈。有一次我哥哥读了沈复的《浮生六记》，异想天开，建议我学那位乡前辈，把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事，分段作记。我听他的吩咐，写了这一篇《留英记》作个样本。流光易逝，忽忽已二十年矣。先兄已逝，六记难成。重刊此文，以志旧嘱。

《〈工党一年〉》译者序》可以作为《初访美围》和《重访英伦》之间的介体。丢掉一个幻想，又兴起一个幻想。

最后是我去年发表的《英伦杂感》。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锐意中兴。我于1981年去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逗留两周，所见有限。归来，适逢民盟会议，会后要我汇报访英经过。我不得不即席讲了一些感想。这篇《杂感》就是那次讲话的记录。附在这书之末，正好作一结束。

1983年1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