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愈老

悼愈老[1]

愈老永息了，他为祖国的革命和振兴，全心全意，忘我地辛勤工作直到九十高龄。消息传来，凡是和愈老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到突然和震惊。国家的振兴还需要他，民盟的工作更不能没有他，一阵寒风，催他归去，去得还是太早了，怎能不叫我们悲痛。

愈老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来受人敬爱。他固然没有在教室里讲授过课程，但是受到他教益的人遍及海内外。以我自己来说，小于愈老十五岁，在学生时代就是他所主编的《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和他所参与创办的《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这些刊物推动了当时像我一样的千万青年前进的步伐，靠拢革命的主流。愈老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所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开拓了一代人的视野，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愈老在中国土地上日夜劬劳，埋头耕耘，为改变这个几千年来封闭的传统社会，为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不愧是一代师表。

我和愈老初次见面已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1947年春。我访英伦返国途经新加坡，愈老和沈大姊在机场接我，一见如故。逗留期中，愈老为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顿开茅塞。回想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期里我能比较坚定地选定我的立场，这次在新加坡和愈老的会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同在盟内工作，我和愈老接触的机会是经常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愈老的领导下做盟内的文教工作。他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对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入人民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起的作用和所有的问题是有深刻的体会和同情的。我多年来愿意致力于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愈老的启迪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虽则我在这项工作上没有能做好，有负愈老的期望。

在十年动乱最艰苦的日子里，愈老心中始终关怀着知识分子的劫难，特别是盟内的老同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暴露后，愈老在周总理的授意下，恢复了在京民主人士学习活动，在急风暴雨里，为党的统一战线保住了一线生机。1972年我从“干校”回京后定期参加这个小组学习会，切肤地感到了同志间的温暖，激发了对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为我在大局扭转后立即全力投入工作的决心打下了基础。

愈老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对人推心置腹，体贴入微，勇于拯人之危，善于解人之困。他总是用朋友的身份帮助别人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不居功，不求名，助人为乐。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为党工作，但从不脱离群众，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剖析是非，以理服人。在他公开党员身份之前，竟有许多至交不知他是党员。他完全以至诚感人，取信于人；身教力行，树立模范，使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做到了成为群众敬爱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做人应该做这样的人。

在过去短短的七个月里，我们民盟竟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史大姐、华公和愈老。岁月如梭，流光难留。逝者已矣，生者奈何？国家形势大好，但进程中问题众多，正需要群策群力，在党的领导下，一鼓作气，振兴中华。无可否认地，我们盟的组织面临了严重的新老结合，新老交替的问题。带路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个队伍，看来事实已证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动手得已经迟了一步。我们只有加快步伐，引进和锻炼新人，接好这个班，才能完成党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

愈老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任务，同时更值得我们宝贵的是遗留给我们的为人的模式。我们只有时刻自觉地遵循着愈老所创立的模式前进，才能担负得起他所遗留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使民盟工作有一个新的开拓。

缅怀先哲，思虑万千，仅以此时此刻的悲思和前瞻来表达我对愈老的哀悼和崇敬，并以此与同志们共勉。

198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