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拾谈
〔按语〕《群言》是中国民主同盟办的月刊。每月都邀请一些同志在一起就一个专题，进行座谈。座谈记录就由《群言》整理发表。我常有机会主持或参加这些座谈。下面就是我在历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汇编，称之为群言拾谈。
1988年1月4日编记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今天2月4日，立春。我们在今天召开座谈会，可以称为“迎春座谈会”。座谈会的题目是“两个尊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请大家发表意见。我先开个头：
最近，民主同盟中央组织了两次教改问题座谈会：一次谈高等教育改革，另一次谈中等教育改革。在这两次座谈会之前，我写了封信给胡耀邦同志。我讲一讲信的内容。大意是：教育必须改革，人心思改，势在必行。再不改革，就会有很多教育工作者要改行。
上海1984年一年，中小学教师跑了一千多。这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新现象。原因是国家教育经费少，教员工资低，特别是小学教师工资太低。小学教师在社会上被有些人看不起，要打就打，要骂就骂。2月3日报上就登了这样的消息。去年我去广西，就听说一个星期之内，有好几个小学教师挨打。尤其是落后的地区，不讲文明礼貌。
现在教师的待遇实在太低。教师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中，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经济待遇问题。小学教师只拿几十元钱，生活太苦。所以有的教师就改行了。从教育园地来说，这也是水土流失，或者叫“智力流失”。这个趋势不停止，教育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我认为进行教育改革应该有个突破口，这个口就是提高小学教师的工资。不是小提高，而是震动性的提高，较大的提高。
问题是钱从哪来？我找了几个搞财政的朋友。他们出了一些主意。首先是在教育经费里打主意。现在我们的教育经费还没有很好地使用。许多学校的经费没有精打细算，并未好好用在教学上。行政摊子很大，很多工作人员拿了工资不做事。这是穷人家摆阔气。学校要打破衙门化。我关于经费的设想是为提高小学教师的工资增加一百个亿，使原来的一百五十亿变成二百五十亿元。这里十分之一，即二十五个亿由教育部打主意，在改革中节约出来。学校里有浪费，当校长的都心中有数，节约出二十五个亿是可能的。第二个十分之一，应该由别的部门办的事，不应从教育经费里开支。比如，小学教员没房子，应该由市政府来管。教员的公费医疗，由卫生部管。各部门都为教育做些事情，这样教育经费又可以省出二十五亿。国家再给教育多拨二十五亿。还剩下二十五个亿发公债，由人民群众用各种方式承担。
教育是国家大事，小学教师应该是崇高的职业。他们的待遇应该改善。如能筹集出一百个亿，教师的待遇就可以有一个震动性的提高。这样，小学教师的境况就会好一些，就能安心于小学的教学工作，就能收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1986年2月4日
·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
今天我想谈一谈怎样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
这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不少被称作老知识分子的人正面临着一个退休的问题。这问题引起了许多议论。退休就是从工作岗位上撤下来。一个年老了的人由于生理上的衰老，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岗位工作上的任务，自然不应当再站在岗位上，退休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主要是“老有所养”的问题。一个社会总是一头有年幼的人需要别人来养活他们，另一头有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人，他们已经不能养活自己，也得由别人来养活他们，就是普通所谓“养生送死”这回事。
如果老年是指在社会上不能发挥作用的人而言，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发挥老年人的作用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一般以年龄来规定老年的含义。在《康熙字典》里老字的解释就引用一句“七十为老，须发变白也”。七十是年龄界限，须发变白是指个人的生理上衰老的表现。现在我们规定的退休年龄，男是六十，女是五十五。这个年龄的杠杠一划，有一些被划在退休范围里的人，生理上并没有衰老。对这一部分人就发生了怎样发挥他们的作用的问题。
人的生理按生物规律有它发育和衰老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机体的各个系统并不都是同步一致的。所以，所谓不能发挥作用还要看这些人是在社会上担任什么任务，需要利用机体中哪些系统来做工作。这里就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体力上的衰老固然也影响脑力的衰老，但两者并不是同步一致的。一般说，体力开始衰退的年龄，假如说六十岁，脑力却还在正常发生作用的时候。原因是脑力劳动是智力的活动，而智力是需要积累的，一个人年轻时代的知识一般不及他的中年和老年。智力活动受到生理上的脑力衰老的影响，个人之间可以有迟早，一般说来要到七十到八十之间。我们对智力活动的科学研究还很不够，凭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说，很多有学问的人都要到晚年才有成熟的作品，马克思就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这样说来，在退休问题上不区别劳动的性质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应当承认，人事制度上要为各种不同工作岗位做出不同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太烦琐和不切实际了。但是，做了一般规定之后，也就不免会发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怎样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这问题在当前教育界特别突出。这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我们曾经历了一场反知识的风暴，至少有十年之久。许多现在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他们的中年时期损失了十到二十年的宝贵光阴。不少人刚刚因为领导上的拨乱反正，能够坐下来重操旧业，转眼之间又届退休年龄。对于这些人来说，心里是很郁结的。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损失更大。那是因为在我们当前的知识界中正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以小学里的教师来说，一大批“文革”前在工作中取得了经验而又做出了成绩的“老教师”，就要因退休的规定，而离开他们的岗位。而那些女的“老教师”年龄还不满六十，实际说来，正当大有可为之年，她们退休了。如果有更好的年轻教师来接她们的班，学生们还可照旧得到好的老师，而事实上却是“青黄不接”，好的年轻教师还正待老的有经验的教师来培养。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严重。
我的发言，只是开个头，还没有谈到那些退休下来的老知识分子怎样发挥作用，让我先呼吁一下，在人事制度上做出一些补充规定，使那些还能在岗位工作上发挥作用的老知识分子继续留在岗位上发挥作用。不妨补充规定一下：凡是已达到退休年龄的教师，只要体力和精力还健旺的，在自愿原则上，可以留在岗位上继续工作。
1986年3月9日
·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
今天这个座谈会的题目是：发扬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用来纪念先烈李公朴和闻一多同志光荣牺牲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的事还是像在眼前一样。但是在这段时期里，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四十年前的今天，我们还在反内战的高潮中，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而还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的指使下，准备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妄想，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全国人民展开了波涛汹涌的反内战运动。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站在进步方面的发言人。在这次反内战运动里，我们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支持革命力量，发出了正义的呼声。李公朴和闻一多同志站在斗争的前列，以身殉国。他们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见义勇为、爱国、爱人民的优良传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发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觉悟，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民盟的同志能在过去四十年中，接过李、闻先烈点燃起的火把，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革命运动中奋力前进，这是值得告慰于先烈的。现在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我们知识分子开辟了为人民服务的广大领域和机会，更需要我们发扬优良传统，来迎接新的任务。
我记得在四十年前，作为一个热爱自己专业的知识分子感到处处受到压抑，无从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当时和闻一多、李公朴、吴晗等同志都很熟，他们总是说等天下太平了，我们还是要回头搞业务。这话代表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情。我们当时是投笔而起，放下业务，来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现在我们面临新的局面，情况不同了。我们手里的笔、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就是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的工具。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这一重担已落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肩上。所以，我们必须热爱自己的业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量，关键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关键也是在我们能不能把李、闻两烈士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我们的动力，发挥我们的业务专长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还需要我们民盟的同志做出更大的努力，与广大知识分子一道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前进。
1986年5月2日
·开发大西北
我曾到西北去，参加“大西北经济开发讨论会”，同时到定西去了一趟。我这几年，每年都要到定西去一次，看看定西有些什么变化。为什么要这样跑呢？因为，我认为开发大西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曾有五年时间在苏南和苏北跑，搞了些调查研究，看到江苏农业的发展带动了乡镇工业的发展，这些发展不仅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同时，我也看到了东部与西部的差距，这种经济上的差距会引起政治上的差距。东、西部的经济如何平衡发展？如何发展西部的经济？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西北的经济有一段时间是走下坡路的、倒退的。水土流失严重，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省委提出改变甘肃面貌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的战略措施后，甘肃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今年到定西去，看到定西已做到了“三年停止破坏”，现在主要是“解决温饱”的问题了。所谓“解决温饱”，就是恢复和发展基层的经济，使农民丰衣足食。我们民盟有各方面的人才，请大家就这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把这个座谈会开成开发西部的准备会。
1987年8月12日
·寄希望于农民离开土地
我这几年总在农村跑，到江苏和西北去看过，两个地方不一样。江苏大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到乡镇办的工厂当了工人，搞起了第二、第三产业。这样，要当“婆婆”的就不能像过去的婆婆那样指挥媳妇了。一些小姑娘出去干活，最初工资不给本人，交家长，后来奖金给小姑娘，小姑娘拿去烫了头发。没有几个老人喜欢小姑娘拿钱去烫头发，但小姑娘自己袋里有钱了，老人们就管不得了。生活改变了，产业结构变化了，这是个根本的改变。我寄希望于大批农民离开土地。不是都出来，也不是要降低农业产量。农业一旦现代化、机械化，小农经济的思想就行不通了，长官也做不成了。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思想不会变，他们还会是要个好皇帝，加个包公，就满意了。
“民主”这个词，我们叫了一辈子了，总是呼不出台。比如等级观念，过去就是破不了。人们总是把农民看成低人一等。现在农民钱比你多了，你想高高在上讲等级还有什么用？（金克木插话：就像您刚才讲的小姑娘烫发，他们反对的不是小姑娘烫发，是反对你有钱自己用。像清朝的辫子，要害不是头发，是要你跪下磕头。）这表示了地位的变化，权力的重新分配。如果还是80%的人当农民，不管什么主义都会变成中国式的老东西。有人问要农民离开土地，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现在不必忙着叫它什么主义，这是产业革命，（金木克插话：也不是重复英国的老路）是中国式的产业革命。我们的大工业、国营工业，长期闭关自守、搞终身制、铁饭碗，保护自己的利益。现在大批农民进工厂、做买卖，他们是“拼命三郎”。（金木克插话：我们喊了几十年的民主、科学，总是像电风扇在吹，光有风不降温，为什么？我看可以说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基础一变，它就要变。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或快或慢，总要变的。）不要光看见农民多了点钱，而要看到他们头脑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文化中一些保守、落后的思想基础正在动摇，这种力量不可小视，我寄希望于此。
1987年8月30日
·统战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三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用以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经过这三十年的历史考验，我们确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使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能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
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它形成的历史过程，我国现有的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产物。自从抗日战争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由于坚持抗战的历史要求，出现了多党合作局面。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代表社会上各方面的政党实行合作，采取联合行动，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内战，引起了分裂。在中共领导下的这一方面取得了胜利，解放了全国领土，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建成了以中共为领导的多党合作性质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在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一届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是多党的联合政府。1954年通过普选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交出代行的国家最高权力后，继续作为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机构而存在至今，它一直在新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统一战线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总结了这段历史经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由于农村里完成了土地改革，城市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生产力普遍高涨。到1957年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党内“左”倾势力的滋长，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革命”的方针，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阻挠。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以群众“鸣放”开始，而以“万马齐喑”为结束。民主党派从此实际上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被用来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
这种“左”的倾向发展到1966年达到了顶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民主党派硬是和反动会道门一起被列入反动组织。民盟的大印就在这时被“红卫兵”没收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共存”而是“共亡”了。如是者又过了十年，1976年才出现转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且加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荣辱与共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党员和民主人士共同的切身体会。在这个共同的感情基础上，党员和民主人士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亲密感，有条件可以相互信任到肝胆相照的程度。
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经过了这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要贯彻这个方针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我们不能不承认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时间上说有二十年，受到各种程度的打击和损害的人为数当有几亿。劫后的创伤必然要有一个愈合康复的时期。党在这方面，在过去的八年里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恢复了广大群众对党的信心。这为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目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形势也发展到了需要进一步贯彻这个方针的时候。对内搞活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到20世纪80年代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超过一般预料的成就。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原有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结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生产关系和服务于它的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一浪推一浪，整个社会都会牵入改革的浪潮里。我这几年经常到基层去访问和观察，深深感受到生产力蓬勃上升的可喜，同时也感受到生产关系和包括我们对事对物的认识和态度的意识形态所受冲击力的强烈。看来目前这股改革的冲击力已到达了政治体制这一部分了。这股冲击波也使我要认真考虑一下，怎样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如果统一战线的工作需要对新形势有所适应的话，我想主要是在提高党内对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认识和全党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这也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根本措施。换句话说，就是领导上要切实认真地走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都是党的优良传统。它们是从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得来的导致胜利的法宝。经过了二十多年曲折的历史道路，这些法宝不能不说已受到了损害，现在是要使它们重放光芒。
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除了提高党内党外的思想认识外，可以通过已有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来进行。首先是对民主党派加强领导，明确民主党派在新形势下的性质、任务，在共同的认识下，根据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特点，在各自的岗位上，主动地有配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关键当然还在民主党派本身。多年受难的后果尚在平复之中，领导部分青黄不接，新旧交替还刚开始，所以事实上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坚实起来。我们目前只能千方百计地缩短这个过程，希望早日能胜任时代赋予的任务。
要加强原有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是一桩现实可行的事。这几年政协的工作是大有进步的。比如委员们在会议期间的坦率发言和提案的经常化与负责处理等，事实上已起了“互相监督”的作用。我认为在这条路上发展下去是可以改变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形同虚设的状态的。事物是在逐步积累中起变化的。如果能有意识地培养和促进这些已经出现的苗头，政协可以更快地成为一个有效的监督机构。我认为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里政治权力必须有人民的监督，使它不致滑出正常运行的轨道。在逐步演化中，我看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可以负起这个政治责任。
198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