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江口速写
·海口明星——闽江口速写之一
去冬我曾到日本能登半岛去访问一个名叫姬村的渔村，想不到还没有过一年，又会在闽江口参观到姬村的姊妹村——长乐县营前乡的海星新村。姬村的传说：很早的年代有个大官漂洋到此落脚，为了他有个秀丽的姑娘名传四方，被称姬村。我当时脑中一闪，这位大官和秀丽的姑娘会不会是从我们大陆漂流过去的呢？这次到了海星新村就不免联想起姬村，仿佛找到了答题的线索。
我们大陆上很早的时候确会有漂洋出海的渔民，至于是否有个大官，遇到了什么挫折，带了秀丽的姑娘亡奔海外，那就难说了，要牵强附会的话，我们沿海渔村里原不乏秀丽的姑娘，著名的西施，还不是在钱塘江口水边长大的？“越女如花”，不也应当包括闽越在内么？福建古称闽越。
可是这两个隔海的姊妹村的身世却不大相同。姬村传说是大官之后，海星的先人在不到半世纪前还是被歧视的贱民。说起海星前生的历史，就会牵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上的一番讨论。也不妨用“很早的时候”开头说起：我国大陆东南部浙闽粤诸省的大小港口常住有一些被称作蜒民的人（蜒，音诞）。他们世世代代住在小船上，而且不知什么时代和什么人下的命令，不准他们在陆上居住。这些水上居民势孤力弱，贫苦困乏，历来被人贱视，多少有点类似印度种姓制度里的贱民。他们的起源我不清楚，但各地的蜒民都说所在地的汉语方言，排除了与汉族不同的另一民族的可能。他们散居浙闽粤各港口，虽有联系，在经济上并不形成一个聚居和独立的社区，也丧失了构成另一民族的条件。但是他们确是一种被压迫、被歧视的人，形式上有点类似民族压迫，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主张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经过讨论和研究，还是否定了这种主张。他们是汉族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汉族在生活上却有他们的特点。由于世世代代住在船上，经营渔业，生活也就不同于一般在陆上居住的汉族。这个特点有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消极方面是由于社会歧视不准上岸，他们的社会经济缺乏了正常发展的条件，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这必须加以改变。积极方面是他们长期在水上生活，创造和积累了传统的航海和渔业知识，成了他们的专长，这必须加以发扬，使其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不平等的制度被废除了，蜒民翻了身。带着歧视意味的这个名称也取消了。所以这次同行的朋友中有些人对他们历史上的不幸遭遇已经不很清楚。但当我谨慎地询问他们的历史时，带领我们进行参观的这个海星新村的女村长却毫不忌讳地承认他们就是过去不准上岸居住的那一种人，而且还在一家后楼阳台上，指着下面河道里的一艘小船说，这就是留作忆苦思甜的旧物。她告诉我，人民当了家，封建时代那种不平等的禁律立刻被取消了，人民政府划了土地给他们，帮助他们在陆上定居。海星新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被迫永远住在船里的生活，对我来说，用想象来描述都觉得困难。一家老小几口人怎样能在这样小小的船舱里挤着过日子的呢？这条小船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又是生产工具。他们得向大海里去讨生活。海里水产固然不少，但是靠这样小小的一条船怎么去捞捕呢？几百年，甚至超过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就是这样生存了下来。这种艰苦的生活也把他们锤炼成不怕海浪的人。他们视海如家，片叶小舟，在大浪里翻腾，北上渤海，南下南沙群岛，处处有他们的踪迹，真不愧是我们民族的一支久经锻炼的民间航海队伍，这支队伍里怎么不会发生有些秀丽姑娘被风吹到东海那边，留恋该地风光而留了下来的事迹呢？这可能是附会，也可能是事实，我们且不必多去辨别了。
现在这些水上人民都已经在陆地上安居落户了。闽江口还有他们的新村。那位女村长用了她流利的普通话为我说明他们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开始上陆定居，不平等的歧视烟消云散。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村，但是我们这次并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初上陆时所住的房屋或窝棚。我们所见到的是80年代开始翻造的新村。那时已开始用现在的村名。据说有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之后，说这真是闽江口的一颗明星。他们听了高兴，就用海星作了当时大队的名称。近年改称海星新村。
这个新村是由一幢幢一个格式的长条楼房组成的。两条楼房中间是一条街道，楼房背后都有一条河道。前门是陆，后门是水，有点像我幼年时所熟悉的苏州格局。这样，出海的小船可以一直靠到家门。我们被招待到好几家去做客，每户住房面积人均十六平方米，上有楼房，楼房后边有个平台，种着各种鲜花。想起小小船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些人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清洁整齐。上楼梯都得脱鞋。看来这是他们从船上带来的优良习惯。船舱小，容不得杂乱，船靠水，随时可以洗刷。我没有看见过有一个农村比得上这个新村那样清洁整齐的。
接待我们的这位女村长能干利落，使我不住地连声赞叹，这地方的妇女真是能干。她笑着说，这里的男人都忙着出海，不常在家，一出去个把月不稀奇，地方上的事不就落在妇女们身上了，不能干也得干。这大概是渔村的特点，日本的姬村也是这样，白天在街头很难见到壮健的男子。我在海星访问的各家，没有遇到过一个男主人，他们都在海上作业。
海星新村一共三百多户，一千七百多人。迄今没有改变他们航海捞捕的专业。出海主要是男子，据说现在已有二十七个妇女跟着出海捕鱼。我一问起捕鱼的情况，主人们都很兴奋地说，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是各家个体户划了小船出海，在风浪中颠簸，冒着生命危险，才捕得一些鱼，勉强维持生活。现在小船已不用来捕鱼了，他们已有二十四艘装有二百匹马力的柴油机的小渔轮。每艘排水量一百五十吨，载重八十吨。普通在近海各艘合作用网捕捞，出海一次大约一个星期。现在活动范围已经大为扩大，有些已达到渤海湾和黄海东部，可说是远海捞捕了，往返有时达一个月。他们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外，再向国家提供议价鱼一元一斤，这笔上百万元的收入对这样一个小村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
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已成立了生产大队，是个集体经济的实体。这笔巨额收入除了分给各户人均六百到八百元外，都作为集体积累。这十多年的积累，使这个集体经济实力相当雄厚。他们有力量拨款盖造新村，并购买和装备这些出海的渔船。他们还逐步完成配套的渔业现代化的设备，如制冰厂、冷库、船舶修理、渔网制造等等，最近已向鱼品加工进行建设。那位女村长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渔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电信化、渔网尼龙化。我对渔业是个外行，听到的许多名词，记都记不下来。我不会忘记的是集体经济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太显著了。而在集体经济里，每个人能那样勤奋地劳动，向大海索取财富，眼看集体积累得这样快，个人生活提高得又这样快，可见这绝不是那些躺在集体身上吃大锅饭的人们所能做得到的。什么使他们这样不懈地劳动？我看这和他们念念不忘过去受歧视、被压迫的日子是分不开的。正如女村长指着河边的那条小船说：我们不能忘记那时的生活，对比现在，才心里明白社会主义实在好。
我们参观的项目排得很紧，准备告辞时，女村长却坚持要我们去看一看正在建设的码头。她又不止一次地惋惜，他们的渔轮全都出海了。但是指着两艘装饰得十分鲜丽的别村的渔船说，海星的渔船都机械化了，船身要比这些高大得多；二十几条船一起整队出发时可气壮哩。这幅画卷我是能想象的，好像就在眼前，但是要能深切体会到这位在小船里生活过，翻身到拥有一个大队渔轮的新村村长的那种自豪感，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感谢海星新村给我的教育，依依惜别地让汽车把我带走，但这颗闽江口的明星却会永远亮在我的心头。
1985年11月27日
·福建山海经浅识——闽江口速写之二
这次访问闽江口只用了两天。时间快，说不上调查研究，但求择要浏览，要用一句话总结此行，我想不妨说是匆匆翻阅了一遍福建山海经的摘要。福建面积广，闽江口只是它的小小一角，所以只能说是个摘要。
“大念山海经”这句话在福建几乎家喻户晓，对我来说是在这次访问中学到的。这是福建省委近年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意思是说福建的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它的山海资源优势。我在短短两天走马看花的旅途中对此只取得了一点粗浅的体会。
从海星新村出来，我们就直奔长乐县城。车停在华发花岗石材厂的门前。这个厂用机器把大块花岗石切磨成薄薄的光滑的石板，板面上显出的天然纹理比大理石简朴优美，石质又结实得多，作为建筑材料用来铺地贴墙，耐用美观。福建利用花岗石作建材不是近年开始的。只要注意公路两旁的老房屋，就很容易看到普通人家都利用花岗石块砌墙筑路，甚至用石片密排竖立当作篱笆，这使我这种从江苏水乡来的人看来十分惹眼而且觉得颇为别致。大量利用石块来作建筑材料表明了这地区山多地少的特点。依我想来，石料的运输和切磨决不如烧土为砖那么容易。舍易就难，必有苦衷。苦衷也许就在泥土太珍贵，而石料到处都有的缘故吧。福建确是个山国。
用机器把花岗石切磨成纹理大方美丽、光滑耐用的薄片，固然是有传统石工的基础，但这一加工，却起了质的变化。一大块没有切磨过的花岗石，作为建材，其价值不过几块钱，在机器里一切一磨，价值一下提高到几百元。它立刻成了值得输出的商品。我看了十分高兴。福建的山，连石头都能这样值钱，我过去实在没有想到过。
访问回来，我很兴奋，逢人便说这真是点石成金。有个内行朋友听了却说，充分利用花岗石切磨成高档建材当然是一条值得开拓的道路。但不是那么简单，关键是在机器。现在这套设备是引进的，而且日常所需的刀片和磨料都得用外汇去购进，我们的工艺也没有跟上，浪费太多，成本太大，加工过程里创造的价值，给外商吃了大头。而且如果要建厂还得靠近专用矿，因为原料不宜从远处运来，运费太大，效益上不去，甚至还会亏本。这位朋友给我上了一课：如果引进的机器老是要靠外来配件才能运行，那就不是利用外资而是被外资利用了。这哪里是开放的正道！“大念山海经”时，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说过了山，该看海了。到了长乐的第二天，主人把我们引导到长乐的海边。我在苏北调查时只听说有广阔的滩涂，但始终没有机会亲眼去看一看。又是出于我预想之外的是，这里海边上的沙滩竟会有地方可以和内蒙古看到的沙丘一样凶猛，大风起时，飞沙走石，能把海岸上房屋的门窗堵塞。但是近年来沿海种起了层层的树林，把风挡住了，把沙固定了。接着开辟了果园，大种福建有名的柑橘。橘树能在干干净净的沙地上丰满地成长，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们踏着细白的沙径，直入果园。来得适时，一行行碧绿的橘树上挂满了澄黄的果实，压得树枝弯腰垂头，丰收喜人。我们一面在橘林里穿行，一面随手摘果尝新。回想到幼年时每过春节，老祖母一定要捧着一手福橘，分给全家儿女以取个吉利。福橘原来是福建的特产。我不禁又想到：如果带着这种象征意义的水果，推广到了凡事要讲吉利的香港人中，这个财源会有多大真不易估计了。发菜不就是个前例么？当然，福橘要在国外畅销，单靠这个吉利的名字恐怕不够。它的看相是不差的，质量却似乎已没有我记忆中幼时的那样甘美了。这是出于我心理上的原因，还是这几十年柑橘品质发生了退化，我不敢断言。如果以现在的质量，特别是这么多的核，要在国际市场上特标一帜，恐怕还差那么一点儿。
关于海，我们还去看了海的养育场，过去只靠自然捕捞的海味珍品，现在已能人工养殖了。提到海味，可谈的太多了，我的这几篇速写实在容纳不下，只能割爱。但从这部福建“山海经”里摘出的这几段短短的叙述，也够我们多思索一番了。这些摘要都告诉我们福建的山和海已出现了大变局。用历史眼光来编写这部“山海经”似乎不能不分前后两篇了。前后分期大致上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在前篇里的花岗石只是些用来铺路筑墙不值钱的东西，滩涂又只是荒沙垒垒的废地，可是在后篇里不值钱的石块变成了外销的热门货，荒沙滩涂变成了茂盛的果园。前篇穷，后篇富。前后连在一起，正写出了福建怎样走上富裕的道路。
福建原来是个边沿省份，和中原相比，也是个穷省。据说，如果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把全国各省区排个队，福建1980年站在第二十一位，离尾巴不远；到去年，力争上游，才到了第十七位，还没有超过中间线。又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福建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近于工业空白区。这是什么原因呢？过去不少人的答案是由于“八山一水一分田”，怪福建这部“山海经”不好。
这个答案也不能说错，如果把山水划开，人们只在一分田里打算盘、过生活，尽管这地方气候好，土地肥，但人均不到半亩耕地怎能养活得了不断增殖的人口。人口压力在福建一直是很严重的，幸亏是个沿海省份，还有一条漂洋出海的活路。现在世界各地福建籍的华侨估计有六百万人。实际上从福建出海的人只会多不会少，因为许多出国的人，过了几代之后就同化于当地人了。而且现在一千七百多万的台湾籍人的祖先绝大多数是从福建搬去的。加在一起，历年来从福建出去的人和现在留在福建的人数目上可能相差不大。从这个角度看去，福建的穷是穷在山太多，地太少；幸亏有个海，不然不知会挤成什么样子了。
“山海经”写到这几年可转了调。福建人明白了过来，原来八分山一分水并不是包袱，而是金山银水，何况还有个大海，财富会从大浪里滚滚地卷进来。福建“山海经”的后篇新章正在等着福建人民去编写。我这次只看了几行摘要，大好文章当在下文。
1985年11月29日
·浪子回头金不换——闽江口速写之三
长乐的主人听说我在江苏调查过乡镇企业，特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半天去访问他们县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金峰镇。金峰镇前几年曾经出过名，但不是好名声，这是1980年的事了。那年这个沿海小镇从9月到年底这几个月里突然成了商贾云集的焦点，那条狭小的土公路上天天有来自全国各省的几千辆汽车穿梭来往，卡车、轿车、面包车各色俱全，热闹得一时被称作小香港。
原来当时我们向台湾提出了“三通”，不知谁起的头，钻了这个空子，嚷什么“官不通，民先通”，在海面上搞起了个物物交换的大市场。大批手表、家用电器、布匹衣衫，从海面上倾销进来，既无检查，又不纳税，成了一条离奇的自由流通渠道。金峰这个偏僻小镇，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首当其冲，顿时成了个自发的港口和码头。摩肩接踵，热闹异常。到处是大小商摊，摊上摆了五颜六色的吸引人的洋货。汽车一行行把原来的农田挤满了，农民垂手一天可得几百元停车费。这真是经济战线上突然吹来的一阵台风，一时性质不明，措手不及。
不说这阵台风对国家经济秩序带来了多少危害，单说金峰镇这个镇损失也实在可观。金峰附近七个乡镇、五十几个大队的群众直接间接地卷了进去，搞得农民不种田，渔民不捞鱼，工人不做工，学生不念书，正业停顿，精神失常。直到1981年中央下达政策，禁止走私，没收私货，这阵风才算刹住。这地方的干部整整三个年头没有好好过新年。
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传奇式的经济骚动怎么安定下来的呢？主人语重心长地说，根本上是靠发展了乡镇工业，老百姓有了正路走，就不再去走邪路了。浪子回头还得有个物质基础。
长乐这个县，现有人口五十七万，耕地却只有二十七万亩，人均只有零点四七亩。这样一丁点儿地，怎样养得活一个人？1978年集体分配一个社员一年只有四十到七十元。这个地方隔海就是马祖列岛，地处前沿，长期以来谈不上投资建设工业，因而这地方的人活路太狭，一有机会就容易走上歪路。
长乐县1982年落实生产责任制，同时开始抓乡镇企业，情况才扭了转来，从这几年的工农业总收入的增长就看得很清楚：1978年是二千四百万元，1980年就是大刮歪风时只有六千二百万元，到了1983年上升到一亿两千万元，今年预计可以达到三亿元。
地少人多，农村里一直有大批剩余劳力，闲着无工可做，风吹草动，易起波浪。办了乡镇企业，为剩余劳力开辟了正当的生产之道。长乐全县有十七万个劳动力，现在已有七万人吸收进了乡镇企业。他们每个人每月有七八十元的固定收入，自然安心乐业了。长乐县这三年里发展起来的一万八千个中小企业是把社会秩序安定下来的主要因素。
我们在金峰用了半天时间去访问大街小巷里的小工厂。我们在一家针织印染厂里坐定。这个厂的厂房还正在建筑中，已完成的楼房屋檐下密密麻麻地撒满了刚染色的长条针织坯料，把屋里的光线都遮住了。厂房里黑压压挤得满满地，转身都不容易。追问时才知道，这厂是前年投产，外地买来的机器最初都安放在股东们的家里，经过两年，积得了资金，今年才盖这厂房，边建边开工，所以显得杂乱和紧张。
这个厂是在1982年由群众集资兴建的，每股一万元，共十八股。农民一家能拿出一万元来投资的实在是少有的。所以认股的人得分别去向亲友集资，几千几百不等，所以实际上是百家农民凑合力量办成的。这厂的工人开始时也就是股东家里的人，大多是小姑娘。他们说前两年不发工资，只记一笔账，算作股本。现在已向外招工，并发工资，但还是到年终才发。通过几年的积累，原来十八万元资金已增加到了固定资产二百五十万元，流动资金四十万元，其中贷款只有十万元。今年计划产值二百五十万元。发展的速度确是惊人的。
我用好奇的语气问他们怎么会想起办这个针织厂的呢？说是有人去江苏看到了苏南乡村里都办工厂，因而动了念头。长乐据说原来有点纺织的基础，所以想到办个针织厂。从苏南请了六个技工，又从苏南买回了一套机器，这样就把这个厂办起来了。先在各家借屋开工，积了钱方建厂房，孩子们先做工，站稳了才发工资。这些是土办法，而就是这样播下了乡镇工业的种子，逐步发展成长。
我没有料到在福建闽江口会又看到我最近在《九访江村》一文中所提到的“草根工业”的一个典型。“草根工业”的意思就是由农民省吃俭用，在农业里积累了资金，利用简单的机器设备，逐步成长起来的农民自己的工业。有限的耕地吸收不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农民在人口压力下千方百计找活路，要把农业里剩余的劳力转化为生产力。他们找到了工业这条路子，就抓紧不放，死劲地支撑下来，许多也就发展成了颇具规模的小工厂，在苏南甚至已出现了十分现代化的小型企业了。这种草根工业植根在农民，它不仅是靠农业里挤出来的资金诞生的，而且长成了也不忘本地不断“以工补农”。这种工业和农业是血肉相承，脉脉相通的。这里的农民自己创造活路，生产积极性极为旺盛。自己的住所可以让出来安装机器，自己的儿女可以不计报酬地参与劳动，这一切赋予了这种草根工业无限的生命力。亏本不认输，倒了又爬起来，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这里看到了祖国工业化初期可爱的苗秧。中国的农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又在为现代化工业建设发挥出历史性的创业作用了。
我们在金峰走访了好几个和上述针织厂性质相同，经历相似的小工厂，有些甚至是一家人开办的个体户企业。为了篇幅的限制，不多写了。
今天的金峰充满了朝气，五年里完全改变了它的面貌，改变之大，改变之速，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过去那个不太好的名声相应地也根本上改变过来了。它将成为从正道上致富的一面先进的旗帜。我在结束闽江口访问的归途上，反复地对自己说：中国农民实在可爱，力量也实在大，只要政策对了头，振兴中华势在必胜。一旦农民抓住了工业，我们经济腾飞就会势不可挡。这不应视为奇迹，而是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注释
[1]指胡愈之。——编者注
[2]1985年在香港举行“中国书展”筹备委员会的薛诵同志前来访问。后来编成《留下历史的足迹》，编入《书人书事新话》，现将答语转载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