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校
去岁晚秋，五访江村，返京途中，经苏州故里，走访母校振华女校。我1918年以男生入女校有四年，距今已六十多年矣。当年的师长俱已下世，在苏老同学尚能聚首一堂者也只有六七人。欢忆童年往事，纵谈难已。此情此景，一如定盦诗句：“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将散，朱援青同志拿出1982年1月18日手抄我1957年春，“反右”前夕，过苏谒见老校长王季玉先生后为纪念母校四十周年所写的小文，篇名《爱的教育》。展页重温，感慨倍深。近苏州报社来函，为编《我与苏州》一栏征文。抄旧作相应，并志经过如上。
每逢有人问起我最喜欢读的是什么书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爱的教育》。有时我也自觉奇怪，为什么这书对我会这样亲切？当我经了多年远别，重返苏州，踏进母校的校门时，这问题的答案蓦然来到心头。这书里所流露的人情，原来本是我早年身受的日常经验。何怪我一翻开这本书，一字一行，语语乡音那样熟悉。我又怎能不偏爱这本读物？
二十五年前，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操场角落里，浪木旁的空地上闲谈。那时振华校址还在严衙前。住宅改成的校舍里，孩子们下了课，只有这一角空地可供他们奔跑或闲坐。这些孩子们中间有人拍着胸脯大声说：“我长大了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不喜欢张良，项羽才是英雄。”
“我不稀罕这些，我要发明个飞机，一直飞到月亮上去探险。”
另外一个孩子却说：“我想做个像三先生这样的人。”（我们那时称王季玉先生为三先生。）
有人接口：“教孩子们书，我不干，有什么意思。”
“可是三先生为什么不去发明飞机，不去做项羽和张良，而天天给我们上课呢？她留学回来，就在这里看着我们这些孩子们拼生字，你真的愿意她离开我们么？”
没有再说话了。的确，谁也不能想象三先生会离开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们要她看我们拼拼法，不愿她去月亮上探险。我们当时谁也说不出为什么。虽则我至今还不敢说应当怎样去衡量人生的价值，我每想到王季玉先生时，心头总是感到读《爱的教育》时的温暖。
苏州的冬天是冷冽的，在艰苦中撑住的学校，当然更不会有保温的设备。孩子们穿得像泥菩萨般供在课桌旁，有太阳时晒太阳，没有太阳时捧着手炉取暖。
“拜拜天，今天不要上黑板罢。”孩子们在私语。
果然，三先生没有叫我们上黑板，她自己在黑板上抄字给我们读。这天的字可写得特别大，而且没有往日整齐了。再看时，三先生的手肿得像一只新鲜的佛手。
“三姨每天早上自己洗衣服，弄得这一手冻疮。”她的侄女偷偷地和我说，话里似乎责备这位老师不知自惜。我听着也觉得这是大可不必的。第一是不必在大清早在冷水里洗衣服。第二是既洗了衣服，生了冻疮，又大可不必在黑板上写字。我是知道生了冻疮的手提起来在黑板上写字时的痛劲的。学生们袖着手，老师却忙着抄黑板，这又何苦呢？
那天放学，她的侄女和我一路回家，又告诉我说：“人家请三姨到上海去做事，她不肯去。”
“去了上海，不是可以不必自己洗衣服了么？”我还没有忘记那只生冻疮的手。
“可是三姨不肯去。”她侄女又加重地说了一句。
三先生在孩子们心目中总是个不大容易了解的老师。我们那时不知怎么的想要出一张壁报。我们去告诉三先生，三先生点点头，在书架里拿出了一叠纸给我们。大家觉得有一点喜出望外，因为三先生是从来没有允许我们浪费过一张纸的。
壁报贴在小学部进门处的走廊里。走廊相当窄。我们那时通行着一种“捉逃犯”的游戏，一个人逃一个人追。我有一次正当着“逃犯”，一直从操场那边冲进走廊，想绕进小学部回“窠”。这一冲却正冲在站在廊里转角处看我们壁报的三先生的怀里。我站住了，知道闯了大祸。可是在我面前却并不是一个责备我的脸，而是一堆笑容：“孝通，你也能作诗，很好。”她拍着我的小肩膀。“留心些，不要冲在墙上。”我笑了一笑，一溜烟地跑了。一直到这次又回到母校里，看见季玉先生的笑容时，才重又想起了这一段往事。二十五年了，时间似乎这样短，还是这个笑容，还是这个孩子。
振华是四十年了，我离开振华已经二十多年了，其间又经过了抗战的八年。原已经成长的振华，经此打击、破坏，也似乎停顿了一期。但是我再来时，季玉先生却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三先生。她伸着手拉住我说：“孝通，你还是这样。”我也说：“季玉先生，你也还是这样。”她笑了，笑里流露出了她的愉快，笑里也告诉我二十五年前所不能了解的一切。我明白为什么我爱读《爱的教育》了。
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