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终身的理想——寄语《家庭》读者

《家庭》杂志的编辑让我和大家说几句话，我很高兴。春节就要到来了，我首先祝大家新春愉快，诸事如意。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我到江苏沿海一带跑了一下，感受特别深的是当今农村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许多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进了工厂，有了固定的而且是比较丰厚的收入，使得她们在经济上有了自主权。这样一来，对她们的婚姻以至整个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虽然买卖包办婚姻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变，但由于农村广大妇女没有经济自主权，不少女青年的配偶选择还是有赖于父母媒妁的。现在不同了，经济上的自主使她们有勇气要求婚姻的自主，甚至连早几年由父母定下的婚约，她们也可以解除，然后理直气壮地去重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

在农村，由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家庭的生产职能恢复了，妇女的作用也增大了。媳妇常常成了家庭的“总理”，无论在组织生产、安排生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方面，都是第一号人物。如果有些婆婆还抱着“年轻时做媳妇，年老了管媳妇”的想法，家庭难免会闹矛盾。现在苏南农村许多家庭分住、分灶，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要耕种责任田，开展多种工副业的经营，人少了不行，所以不少家庭又合了起来，维持三代同堂、合起来住的主干家庭的模式。上面一种因素是分的力量，一种因素是合的力量。两种因素都存在，两种因素在较量，将来农村家庭的发展变化，就要看这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至于城市，由于情况不同，小家庭数目一直在增加。但不论分开来住还是合起来住，就大多数家庭而言，都还保留着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良好习惯，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客观要求。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儿女十八岁以后，父母就不再管他们，他们成人也不愿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使老年人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老人问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些读者还关心我的家庭。五十多年前，我和前妻，在我们的蜜月里，一起深入到广西大瑶山地区进行艰苦的社会调查，就在这次调查中，她不幸遇难牺牲了。过了一些年，我幸亏又有了一位好伴侣，她陪同我度过这一生，很不容易，吃了很多苦。旧社会，虽然我算个教授，但生活是艰苦的。社会黑暗，政治压迫很重，老伴除了操持家务，抚养老人，还要为我担惊受怕。抗战时期的生活更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挨到解放，过了几年好日子，众所周知，我的政治生活出现了波折。比较来说，我还能豁达地对待面临的遭遇，她却在精神上被压垮了。如今，她身体不好，行动也不方便，一般很少出门了。我们的女儿名叫费宗惠，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我那遇难的前妻王同惠。女儿今年四十五岁，在北京建工学院当讲师，女婿在北京农机局工作。他们的一对儿女都已经念高中了，我们三代同堂，大家和睦相处，生活得很好。

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但我现在还能走、能动、能想、能写、能说，所以我不放弃我的工作。我一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就是“认识社会，认识中国”。为了这个目标，尽管我目前很忙，“频道”太多，今年我还是抓紧时间，到沿海和边疆一些地方进行了社会调查。我想今后继续利用有生之年，搞一些社会调查，整理一些手稿，争取多出几本书。另外，我还想带出二三十个博士研究生。这些计划能否一一实现，我不能打保票，但这是我的理想，我的奋斗目标。我要为发展社会学研究，为祖国的四化建设竭心尽力，一直干到不能干为止。亲爱的《家庭》读者，我愿以此与你们共勉。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