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终身的理想——寄语《家庭》读者
《家庭》杂志的编辑让我和大家说几句话,我很高兴。春节就要到来了,我首先祝大家新春愉快,诸事如意。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我到江苏沿海一带跑了一下,感受特别深的是当今农村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许多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进了工厂,有了固定的而且是比较丰厚的收入,使得她们在经济上有了自主权。这样一来,对她们的婚姻以至整个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虽然买卖包办婚姻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变,但由于农村广大妇女没有经济自主权,不少女青年的配偶选择还是有赖于父母媒妁的。现在不同了,经济上的自主使她们有勇气要求婚姻的自主,甚至连早几年由父母定下的婚约,她们也可以解除,然后理直气壮地去重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
在农村,由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家庭的生产职能恢复了,妇女的作用也增大了。媳妇常常成了家庭的“总理”,无论在组织生产、安排生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方面,都是第一号人物。如果有些婆婆还抱着“年轻时做媳妇,年老了管媳妇”的想法,家庭难免会闹矛盾。现在苏南农村许多家庭分住、分灶,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要耕种责任田,开展多种工副业的经营,人少了不行,所以不少家庭又合了起来,维持三代同堂、合起来住的主干家庭的模式。上面一种因素是分的力量,一种因素是合的力量。两种因素都存在,两种因素在较量,将来农村家庭的发展变化,就要看这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至于城市,由于情况不同,小家庭数目一直在增加。但不论分开来住还是合起来住,就大多数家庭而言,都还保留着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良好习惯,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客观要求。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儿女十八岁以后,父母就不再管他们,他们成人也不愿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使老年人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老人问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些读者还关心我的家庭。五十多年前,我和前妻,在我们的蜜月里,一起深入到广西大瑶山地区进行艰苦的社会调查,就在这次调查中,她不幸遇难牺牲了。过了一些年,我幸亏又有了一位好伴侣,她陪同我度过这一生,很不容易,吃了很多苦。旧社会,虽然我算个教授,但生活是艰苦的。社会黑暗,政治压迫很重,老伴除了操持家务,抚养老人,还要为我担惊受怕。抗战时期的生活更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挨到解放,过了几年好日子,众所周知,我的政治生活出现了波折。比较来说,我还能豁达地对待面临的遭遇,她却在精神上被压垮了。如今,她身体不好,行动也不方便,一般很少出门了。我们的女儿名叫费宗惠,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我那遇难的前妻王同惠。女儿今年四十五岁,在北京建工学院当讲师,女婿在北京农机局工作。他们的一对儿女都已经念高中了,我们三代同堂,大家和睦相处,生活得很好。
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但我现在还能走、能动、能想、能写、能说,所以我不放弃我的工作。我一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就是“认识社会,认识中国”。为了这个目标,尽管我目前很忙,“频道”太多,今年我还是抓紧时间,到沿海和边疆一些地方进行了社会调查。我想今后继续利用有生之年,搞一些社会调查,整理一些手稿,争取多出几本书。另外,我还想带出二三十个博士研究生。这些计划能否一一实现,我不能打保票,但这是我的理想,我的奋斗目标。我要为发展社会学研究,为祖国的四化建设竭心尽力,一直干到不能干为止。亲爱的《家庭》读者,我愿以此与你们共勉。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