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人物》自序

这本小册子是我自己向江苏人民出版社建议印行的，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1948年春天，我把《鸡足朝山记》等一系列旅行的游记和怀人的杂文合编成一册，写上《山水、人物》的书名，寄给他，希望他编入《观察丛书》。

这个年头正是个风云变幻，战火连天的年头。当安平收到我的稿子时，已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的监视。他抵住了经常发生的威胁，支撑着《观察》这个当时蒋管区广大知识分子赖以了解当时形势的刊物，因而也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不久，他带了我这本稿子到清华胜因院来找我。他已无法在上海活动，所以得避居到我的家里。他是个极端负责的编者，在这紧张的日子里，还是把已无法出版的稿子，完整地送回作者。

这本稿子也就一直压在书架底下，被人遗忘了。无论它曾经搬动过不少地方，但终是无人过问地沉睡了有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先是被打成右派，出版那些旧作，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接着是“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我的家被抄了多次，所有的书籍和稿子都荡然无存。我已死了心，认为此生再不会有出版著作的可能了。旧稿的存亡，于我何关？

在“文革”前，我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和其他人一起在一间房里工作。我的桌子是靠门最近的一张，背后有个书架，我的书桌和书架一向是乱糟糟的，别人无法下手。“文革”来得突然，我的行动一下被管制住了。从1966年9月1日起，我就没有再到过我经常工作的房里。直到1972年我从湖北沙洋干校回京，才重新坐到我六年前的座位上去。出于我意料的是书桌里的乱纸和书架上的书稿却没有人动过。这是个谜，也用不着我去猜测。说是“红卫兵”小将们的粗枝大叶也罢，这把烈火没有燃着这个书架。

当时我的任务是翻译两部世界史，翻译工作有一本字典，和一部百科全书也就足够了。我并没有心情去整理这个书架。又是六年，1979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这个座位得撤了。我不得不把书桌里的乱纸和书架上的书稿一并搬到十分拥挤的宿舍里。为了减少容积我不能不把这堆东西清理一下，不要的自己付之一炬。我已记不起是哪一天，竟在这堆书稿里发现了安平回给我的《山水、人物》的原稿。我已说不清是惊是喜。历劫两存，相对难言。

又过了九年，1987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提起了我是否还有没有出版的旧作时，突然想起了这本稿子，这时它已安放在我书房的壁橱里，但是我确实没有去阅读过它，甚至没有翻动过它。三十年的沉睡竟没有受到打搅。

我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同意我的意见，使这本稿子付印出版，与世人相见。这机会的得来，在事先谁也不可能预见的。历史上的情节大概有不少是和这书的命运相类似的吧。我自己又何尝预料到还会在今天为这本书写这篇自序呢？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从我书橱里搜出来的还不止是这本已装订成册的《山水、人物》，还有一些这几年朋友们寄给我的早年发表的作品。其中有一叠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两位同事送来的。他们去日本东京大学进修，在该校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东吴大学一中在1929年出版的刊物，名叫《水荇》，那是我在中学毕业前编成的纪念刊。他们发现其中有我的文章，特地复制了寄我。现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一位朋友听说我早年曾在《少年》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不辞麻烦地找出了几篇，也复制了寄来。这些我一并收在存稿匣内，给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发现了，全都要了去。还加上了曾经一度列入“右派”著作而被打出图书馆流通领域的两本旅行记：《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话说呼伦贝尔》。前一本是有位朋友给我的复制本，后一本是我在1957年签名送给张祖道同志，最近又送回我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把上述两本游记加入《山水、人物》这集子里，并把一部分我早年的作品也附入，另立一篇，称之为《少作篇》。愿意尽早出版以飨读者。

1987年7月我收到了这书的清样，正因中国民主同盟在北戴河召开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研讨会，安排我去讲课。我带了这本清样到了这避暑胜地，花了两天时间，校阅了一遍，这是我编成此小册初稿之后第一次从头阅读，其间已相隔三十九年，心头自是另有一番滋味。

别的我不想多说了。这些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写作，表达了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待解放区或称蒋管区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这种心情我想经历过同一历史过程的读者是可以回想得到的。至于没有经历过的读者对这种心情是否同情那是另一回事了。我一贯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不失是后人用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我在校阅时没有做任何修改。

至于所附《少作篇》，我自己读来都不太相信我在走出少年时期会留下了这样灰色的脚迹。这些脚迹是我留下的么？我曾在校阅时发生过这种疑问。再自己回忆一下，中学毕业的那一年，1938年，正是我第一次遭遇到黑暗势力的袭击。1937年白色恐怖笼罩江南。我的许多一起兴高采烈地欢迎北伐军的青年人，不到半年，失踪的失踪，死亡的死亡。我家里又正值母亲逝世。这些逆风反映在刚刚踏进青年时代的心灵上，在笔上也就流出了这些灰溜溜的“水荇”。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青年时代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从我在《少年》杂志发表的作品中选出了《一根红缎带》作为《少作篇》的开始。我已记不起是哪年写的。我最早向《少年》投稿是鼠年，因为那本杂志上是印着几只老鼠。推算起来是1924年（甲子年）。我并不想去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但我不明白，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尊重编者的意见，让后人看到我一生的写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吧。

1987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