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概论》前言

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时，胡乔木同志在讲话中曾提出赶快培养社会学这门学科接班人的任务。他说：“要赶快带徒弟，要教学生，即在大学里边恢复社会学系，不能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都设立，那么就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设立。……现在许多同志都老了。我们希望从我们开这次会到有些大学设立起社会学系，这中间不要开追悼会。”

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现在恰是教师教材两缺。自从50年代初各大学停办社会学系到现在已有三十年。当时在大学里教过社会学课程的教师现已零落无几，而且都已是六十岁到八十岁的老人了。过去所用的教材大多早已陈旧和不适用了。所以，现在要恢复社会学系，首先要培养教师和编写教材。

培养什么样的教师？编写什么样的教材？这就得看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经过社会学研究会的讨论，我们提出在中国要建立的社会学是一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学科。出于建国以来各大学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在与社会学有关学科中已培养出一批在理论上有一定水平的教师和做实际社会工作的干部，我们有可能从这个队伍里腾挪出一些力量，用来建立这样的一门社会学。但是要使这些在其他学科中任教的教师和在其他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干部转为社会学的教师，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这就要引导他们接触我国三十年前所讲的社会学和当前各国所讲的社会学，并运用他们已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进行鉴别，吸收其中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部分。还要组织他们对我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逐步以中国社会的事实材料来充实社会学各课程的教材，使学生取得能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知识。

1980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开始利用暑假开办短期的社会学讲习班，进行这项培训工作。教育部为了响应乔木同志上述倡议，从各大学抽调了若干讲授其他学科的教师参加这个讲习班。讲习班学习时间只有两个月。结业后，这些教师都认识到，社会学这门学科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并愿意投身到创建这门学科的事业中去。但由于只初步接触到这门学科，他们感到分别自学不易在较短期间具备讲授社会学课程的能力，因而向教育部提出建议，在讲习班结业后，继续集中学习一个时期，共同备课，编写出一本包含社会学基础知识的入门教材，即《社会学概论》。《概论》是指梗概的论述，有别于体系完整、阐述充分的论著。教育部接受他们的建议，并委托我负责主持这个编写小组的组织和指导工作。

我勉为其难地承担了这项工作。解放前我虽在一些大学里教过社会学的课程，但我个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调查。在学校里所讲的大多是一些能利用我的调查资料的专题课程，对于社会学整个领域缺乏有系统的全面研究。在社会学停顿的三十年中，我更没有机会继续在这门学科中深造，原有的知识只有消蚀，谈不上更新。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主持和指导这个《社会学概论》的编写小组，实在是力所不及的。但是我也明白，除非忍心让社会学停顿下去。各大学迟早要办社会学系，办社会学系的第一门必修课必然是《社会学概论》。这是恢复社会学系必须突破的第一关。教育部要我组织和指导这门课程的教材编写组是党对我的信任，应当是义不容辞的。明知这是用我之短，明知现在客观上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编出一本使一般读者满意的教材，明知这是件不会见功只会取咎的事，我经过踌躇之后接受了这个任务，愿意为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出一点微力。特别是读到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讲到了社会学，并说“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167页），我更不能不知难而进了。

参加这个编写组的有南开大学的杨心恒同志、中山大学的丘士杰同志、复旦大学的刘豪兴同志、上海大学的沈关宝同志、北京大学的夏学銮同志、人民大学的贾春增同志、武汉大学的周运清同志和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何炳济同志。他们集中在北京大学，以讲习班所学得的社会学初步知识为起点，以各人已有的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参考可以搜集到的过去出版的中外文社会学入门教本，经过钻研和讨论，共同定出了一个分章的纲目，然后各人分别负责进行编写，到第二年2月写出了初稿。在编写过程中，我承担组织他们讨论的责任，在讨论中我也发表我的意见，但着重鼓励各人的主动精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加框框，不加干扰，通过集体协作，分别编写，以期从实践中培养这门课程的教师。

这次初稿是由刚从其他学科转入社会学这个领域的一些中年教师经过不到一年的刻苦学习所得到的成果。他们之中各人的水平固然不尽一致，但他们对过去有关《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程的教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一番鉴别，整理出一个眉目，择其可用者予以介绍，不能不承认确是编写这个《概论》的一个可喜的开端。至于初稿的质量原不应作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要求，如果用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标准来衡量，很可以说这是“不成样子”或“不三不四”的。我们既然有了这份初稿就可以作为基础，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征求修改意见，所以于1981年邀请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分校、南京师院、上海社科院、天津社科院、中央党校的一些对社会学有兴趣的同志们，以及一些老社会学家，由陈道、季啸风、吴承毅同志主持，在天津举行了第一次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确达到了明确修改门径及激励士气的作用，不仅已参加编写组的同人们加强了发奋学习的决心，而且又得到了新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会上决定增加“社会工作”一章，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树德和杭州大学的孟还同志负责编写。“社会问题”一章由北京大学袁方同志负责邀请有专长的同志协作参与编写部分章节。会后，编写组同志分别做了改写。同年7月，由王康同志主持，在北京召开有吴泽霖、赵范、张之毅、全慰天、李振坤等同志参加的第二次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决定原编写人对各章再次修改后，汇集交给北京大学韩明谟同志、南开大学杨心恒同志、中山大学丘士杰同志通读统修。在通读统修过程中，我也逐章提出个人意见，各章节有分有合，有取有舍；修改也有多有少，个别章节还做了改写。1982年5月，编写小组成员在武汉碰头，对统修稿提出意见，经编写人再度修改后定稿。几次修改过程中，先后还有赵履宽、蔡文眉、刘剑农、林友苏等同志参加了编写工作。

在编写组反复修改这本教材时，编写人分别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以讨论稿为教材开课试讲，取得初步的教学经验。这对各编写人修改讲稿起到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1983年初，《概论》全稿基本完成，直到该年暑期，我才抽出时间最后通读一遍，决定以《社会学概论》（试讲本）为书名，交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上是本书编写的经过。在本书出版时还有必要说明几点：

首先是希望读者能从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条件中理解到，这里存在着客观需要和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用承认缺点，不断修改、提高的方法来解决，因而需要一个试讲过程。这本试讲教材只是这个过程的起点。我们希望试用这本教材的教师们能真正贯彻试讲的精神。不仅不应受本书的任何拘束，而且凡是见到任何错误的或不妥当的地方，请予果断地纠正和改进，并及早告诉我们；更欢迎公开指出，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打算在《社会学通迅》开辟一栏，专门发表对这本《概论》的不同意见，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

二是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本《概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事实上自从有几所院校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以来，已有不少教师在讲授《社会学概论》。有些讲稿业已印行。我们这本《试讲本》只是许多试用教材的一种。教育部诚然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但本书的错误和缺点完全应由我们编写组，特别是我个人负责。我们希望在社会学初创时斯能充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各出版社不拘一格地多出版一些社会学《概论》一类的书，使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们和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们能有所比较，有所选择。

三是这本《试讲本》的编写者愿意采用个人编写，集体讨论，反复修改，逐步提高的方法，继续工作。本书虽经一再修改，但水平一时还是不易提高，关键在于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必须通过和实际结合才能真正提高，所以必须克服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学习方法，要开展实地社会调查；而离开了理论指导的社会调查也只能罗列现象，而不能提高对正在急速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本质的认识。要能做到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社会学研究，事实上必然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学习和实践过程。我们现在只能以此为目标，鼓励一切有志之士，向这目标探索前进。所以，《试讲本》的修改，主要有赖于我们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并不是修漏补缺所能了事的。叙述社会学的梗概，事实上也正是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它是入门者的起点，也是社会学发展的界石。《试讲本》现有的水平必然反映当前初创时的实际情况。本着“先有后好”的精神，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再过几年，能有水平较高的教材出现才显得我们有了进步。为了督促我们自己努力上进，我建议这个《试讲本》不更新就不再版，并希望编写人能下定决心，定期改编，改一次，印一次。要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编写人必须定期选择专题投身到社会调查工作中去，联系相应的理论研究，用切实的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概论》的内容，并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能在中国建立起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1983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