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行漫笔
·人造石林
飞机下降，接近地面。初访香港的一位朋友眼望窗外，惊叹地说：这简直是人造石林。石林，我到过，在昆明市路南县的乡下，彝族阿细人地区。平地耸立着千百个大小石柱，排列得相当紧密，参差不齐，高低不等，犬牙相错，确是天下奇观。我这位朋友的香港初瞥，作此比拟，新鲜贴切，十分形象。我也凑上去观望，半年暂别，一眼就看出闹市东头又耸出一片新建高楼。人造石林还在增长、扩大。
香港对我不是个陌生地方。20世纪30年代我去广西调查，负伤回粤治疗，能行动时就到香港去观光。那时香港人口还不到一百万，给我的印象酷似广州而不如广州繁荣；满街都是广东人，赤脚穿木板拖鞋。沿海拥挤不堪的街道和码头似乎老是又湿又滑，一片脚踏板噼啪之声，扰人听觉。
20世纪40年代，日本投降后我重访英伦，归途路经香港。由于我是英方的文化贵宾，受到香港大学校长和香港主教的殷勤招待，往来于居住在半山别墅里的上层人士之间。这里见到的是香港另一世界，英国绅士派头比不列颠更不列颠。这个世界在社会生活上和早年看到的那个木拖鞋阶层是隔绝的。论市面，我看还赶不上上海。当时由于大批大陆移民进入，人口增至一百六十万人，其中几乎有五十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一隔几十年，我再来香港已是80年代了。最近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到过这地方，不是承邀专访，就是过路中转去美、去澳、去印度。每次停留时间不长，但多少也亲眼看到一点香港的新面貌。就说人造石林吧，它就是70年代兴起的。这十多年来，它不断增长扩大，连成一片。现在城市中心还遗留着一些30年代的建筑，当年的大厦被夹在摩天楼中间，显得特别寒碜，但却提供了反映香港发展的标志。
香港在一百五十年前是个无名的小岛，只有二十多个渔民村落，不到四千人。1842年英国仗其炮舰的威力，胁迫清廷订城下之盟，大概出于当时紫禁城里谋士们的逆料，要求割让的却是这区区一小块四面环海的弹丸之地。他们疑惑洋人怎会看中这个荒岛？！给就给吧。要求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庸臣们预料这个荒岛一百多年后竟会是个世界金融中心和东亚工商中心之一，当然这也太不近情理了。其实就是今天，在现实已摆在人们眼前时，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如实地理解香港的地位的来由呢？正是这样，我们对这个人造石林，除了惊叹它所表现的人力的雄伟外，自然不免要想一想：人间怎么会出现这个奇景？将来又会怎样？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不说，十二年以后的事总得多想一想吧。
要思考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香港的现实。这是这次专程访问的目的。时间虽短，二十天里所见所闻，所思所议，却有不少。说是参观，也许还是言过其实，观看有之，参与则未。有点想法，随笔写下，不讲起承转合，不求全貌完形，只是片断鳞爪而已，故称之为“漫笔”。
·万里星海
白天看石林只见外形，一片兀然耸立的巨厦，几十层的高楼，看不到甚至不觉得这正是蜂房蚁穴般万头攒动的巨大立体人群。到了晚上或午夜，如果登上山顶，俯视全港，灯火灿烂，真是万里星海。这时，就会冒出世外来客之感，似乎看到了每一盏灯下都聚着一堆人。那岂是星海，实是人海。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密密麻麻、紧紧地挤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呢？
从空间来说香港真是个弹丸之地，一共只有约一千平方公里。就在这只有四位数字的面积上却住着七位数字的人口——五百四十多万。如果把这么多人均匀地摊放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平方公里就有五千五百人。这样的人口密度，还不到摩肩接踵的地步。而事实上这里是个山岗起伏的岛屿，可供人们建屋居住的主要是一条纵深不能以里计的狭窄海岸。这五百四十多万人如果挤在这海岸上，那就会出现有如海滨游泳场的场面了。人们要居住、要生产、要工作，只得向立体空间要面积，寸土之上重叠它几十层。这样，每个人不就可以有几尺方圆之地可以容身了么？于是乎人工石林拔地而起。这几年来，人们已觉得沿海平地太少，凿山填海，扩大面积。新近扩建的石林和飞机跑道都是这样搞起来的。
当初英国殖民者攫取香港这个被称作“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时，对人口集聚之速是估计不足的。他们看中的是这个不冻的深水港口。以海上霸权为基础的英帝国是想在这里扼住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的商道咽喉。这点可说他们是看准了，因为至今这个港口仍是东西方之间物资吞吐的枢纽。去年香港外贸总值在三千五百亿港元以上。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从物资运输来说，它在东亚也是数一数二的商港，仅集装箱运输量，已在世界上名列第三。据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现正在扩建的工程完成后，将首屈一指。
攫取香港之初，这个殖民帝国预料不到贸易发展、人口汇集之后，这个小岛承受能力不足。光是淡水的供应，岛上的雨水能养活多少人呢？于是魔掌又伸向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南端，1860年用不平等条约把这块土地割去。但还是不满足，1898年再次拓展香港的范围，把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作为租期九十九年的租界，称为新界。1997年收回香港的协议是以这个年限推算的。香港岛、九龙、新界合称香港。
如果香港仅仅满足于成为东方海运贸易中心，大概只能形成上述30年代和40年代的面貌。香港经济的起飞是近三十年来的事，工业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依靠的是移民的智慧和劳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一只和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并称的东亚经济“老虎”。它的兴起有时代、地理和人力的多种因素，今后它在世界经济中还将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都搞得好的话，它的前途是不能不令人侧目的。
·头重脚轻
到达香港适逢周末。主人建议我们不妨利用这休息期间，绕香港一周，心里好有个全貌。我们从香港的跑马地出发，穿过海底隧道，到九龙；再穿过狮子山隧道入新界，过沙田（即中文大学所在地），经大埔、粉岭，如果直往东北即是深圳，往西北即沙头角，隔山可遥望珠海。我们折向东南，到元朗用了午餐，席上海鲜极为可口，然后沿海岸向西南，返香港岛。
香港地处南海，草木四季常青。一出九龙便进入丘陵地带，高速公路蜿蜒曲折，两旁有山有海，一路风景宜人。汽车每走一二十分钟，就有一堆高耸的建筑群，自成一体。主人指点着说，这是香港近几年来推行新市镇发展计划的结果。1972年开始按计划公私投资兴建这类为疏散聚居市中心人口的居住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三个新市镇，为一百八十万人提供了居所。现在正在伸展，准备到90年代，增至七个新市镇，届时可容纳居民三百万人，所以我们一路看到许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尽管工程浩大，但就近一望，施工现场干干净净，不像内地一些建筑工地那样嘈杂凌乱。
我印象特深的是，一路上除了少数菜圃外，竟看不到一块长粮食的农田。后来一查香港的统计资料，才知道全区可耕地只占7%，主要用来种植蔬菜和果树。50年代这里还有九千公顷稻田，80年代已减到十公顷以下。偏僻村落附近的水稻田，多已荒置退耕了。可见殖民者扩张新界，目的不是在香港搞小而全的自给经济。香港是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经济上自给的社区的。
香港各项产业的比例，和我们大陆相对比刚刚倒了个头。开发自然资源的渔农矿等第一产业，可以说根本没有成长起来。农业上面已说过，渔业稍好一些，有五千艘渔船供应本市的咸水鱼，所以沿海小镇上有极可口的鲜鱼可吃。但是淡水鱼88%是从大陆运去的，广州附近很多渔村就靠此致富。矿业如果包括开山凿石在内，这几年来填海运动搞得很起劲，也许可以和渔业比一下。把渔农矿统统算上，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10%，只有一位数字，有人甚至估计只有1%，可说微乎其微了。
香港的第二产业，即原料加工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虽然开始较早，但是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却是近二十年的事。去年统计已有近四万七千家工厂，职工达八十五万五千人。工业产值占总产值近30%，形势还在看涨。香港有这样多的工厂，但自己一无原料，二无能源，三少空地。它能发展的就是些轻工业，包括纺织、服装、电器、电子、钟表、玩具等劳动密集和智力密集型的小工业。原料和能源全靠岛外提供，在本港加工后，再把成品卖到外地去。香港产品中接近90%是外销的。所以这种工业是和外贸分不开的。这一点，是近二十年来东亚勃兴的几只经济小“老虎”共同的特色。
香港在经济结构上和大陆的最大区别就在它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大，高达69%。商业发达本是商埠的特点。问题在于它主要不是为本地居民服务，而是为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这里真是世界各地物资流动的中转站。去年香港入口总值约二千亿港元，其中八百亿只在香港过一过手。如前所述，香港的工业其实主要也是加工性的中转活动，就是从外地进了原料，经过加工制造，又卖到外地去。这一转手，一加工，香港人就得到了油水，除了本身的消费和享受外，还能积累资本再生产。油水大，利润高，尽管外地的人看得眼红，香港仍把大门打开，拱手相迎，殷勤服务，把外资源源不断地引了进来。去年一年共接获八百三十宗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工业投资的询问，其中有四百九十宗已表示积极考虑成交。外商投资的工厂生产总值占香港产品出口总值的18%，其中以美资为最多，占一半以上。
香港是个对外汇不加限制的自由港。各国资本家都可以随意在香港进行各国货币的倒卖，因而成了一个资本大量流通的金融中心。一个电报就可以把上亿的钱输入或输出香港。我这次访问还是没有去参观香港的交易所，只听说其规模在国际上是可以名列前三名的。
从总的来看，香港的经济结构：金融、贸易占六，工业占三，其他占一，是个头重脚轻的模式，和大陆刚刚倒了个头。
·取个吉利
20世纪70年代东亚冒出来的几只“经济老虎”都具有香港那种头重脚轻的特点。但不能因为它们一时的繁荣就看不到它们的脆弱本质。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本来是重视根基，比较稳妥的。问题出在把农业看得太狭了，只搞“以粮为纲”，排斥了第一产业的其他部分，成了“独脚”。第二产业又重重轻轻，把主力放到了收效期长的大型重工业方面，加上缺乏经营大企业的经验，不算经济账，搞得不但无利可图，还要年年补贴，成了国家的包袱。更严重的是贬低了第三产业的地位，不仅不去发展，还要打击。幸存者奄奄一息，恢复都很困难。结果头脚两弊，一时赶不上头重脚轻的几只小“老虎”了。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的公式办事，就能纠正贯彻“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中出现的偏差，再把发展第三产业加上去，也就可以头脚并重，稳步前进了。香港这只小“老虎”之所以能头重脚轻地发展起来，是靠了有人供给它粮食、原料，还有人买它的工业产品，整个经济过程中它只抓中段，也可以说最肥的一段。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全仗经济规律来保证，使得卖者肯卖，买者肯买。说得更透彻些就是用低价买进原料，高价卖出产品，取得了市场优势。要做到这一点，非靠掌握中间这一段不行，就是要有低价的劳力，能抓住消费市场，还要善于经营，发挥各个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不能不承认香港的企业家和劳动人民是努力和灵活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做出了成绩的。问题仍在于这种头重脚轻的模式是否能耐久。我曾看过一本名叫《油断》的小说，描写日本如果一旦断了石油的供应，会出现怎样可怕的情况。这虽然是一篇科学幻想故事，但却说明了在原料和能源不能自给的国度和地区发展起来的工业是脆弱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会发生像小说里所说的那种景象，但是即使不发生那种非常事件，市场这一头还是潜伏着危机。这几年资本主义世界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不景气和经济危机，尽管有些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找到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是我还是不大相信，至少得承认资本主义市场波动很大，而且这种波动又是经常的。一旦有事，香港就会首当其冲。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发生时，如果不是祖国及时支持，香港就有点吃不消了。
实际上香港的企业家有如在严厉的婆婆手下当媳妇，心里明白，尽管巧也度不过无米的日子。他们战战兢兢一分一厘地计较，哪能像内地有些爷儿们那样大手大脚地花国家的钱。香港绝不是地面上撒着钞票尽人去拣的“天堂”。到了香港才能真正尝得到优胜劣败的滋味。在这个竞争场上的失败者，只有怪自己没用，怪不得别人，而这种失败者有的是，只是不见报纸，不传人口罢了。我就有个早年的同学，多次到港都打听不出他的消息。这次才偶然从别人嘴里知道他的下落。他正是市场失意人，到台湾传教去了。风尘中被淘汰的人物岂止是这位老同学一人！
香港人心里最明白旦夕祸福的意义。你到处得小心，时刻得留神，不要在无意中漏出那些不吉利的字眼来讨没趣。比如宴会上连“干杯”都犯忌，袋里干瘪了不是坏了么？内蒙古草原出一种发菜，广东口音念起来是“发财”，因此香港人很喜欢这种菜。在香港市场价钱可高了。总之，香港人什么都要讨个吉利。据说如果有歹徒持刀向你要钱，你赶紧给他一百元一张的红钞票，就能免于见血。这类事例说不完，只要问任何一个香港人，他都能说出一大堆。
讨个吉利，严格说来不是属迷信一类，更和宗教有别，它是一种提心吊胆的心理反映。人们怎么会搞得神经这样敏锐，把命运看得这样不能主动，一切都得碰运气的呢？我想根源就是这头重脚轻的经济模式在作怪。
·蜂窝厂家
我最关心的自然是香港新兴的小型工业。于是，主人便带我去观塘参观。观塘是九龙靠东头的一个市镇，也可说是老的卫星镇，离九龙老街闹市还有一段路。由于建镇的时间较久，不像新建的市镇那样有计划、有规模。观塘是香港的主要工业区。
看惯内地工厂的人到此会感到新奇。内地的大工厂往往占着一大片土地，四面围墙，有些墙上面还圈有铁丝网，表示“工厂重地”，而且烟囱耸立，很有气魄。在香港，也许由于我见识有限，似乎很少有这样气派轩昂的工厂。这里大多数工厂和居民住宅一样，挤在一座座被称作多层工业大厦里。在这些几十层高的大建筑里，有的一层一厂，也有一层多厂，很少一厂多层。我无以名之，名之为“蜂窝厂家”。
这些多层工业大厦许多是公家建筑好了，分层分间地卖给或租给商家去经营各式各样的制造业。它可以适应各种规模大小不同的企业。当然私人同样可以建造这种大厦，留着自己用，或卖或租给别人用。我上面已说过香港现在已有四万七千多家工厂，如果每个厂都要自己建成一个小王国，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怎样挤得下呢？蜂窝厂家应当说是香港的新创造，因地制宜形成的特点。现代建筑广泛装置电梯，高层运输已十分方便。
香港的工厂以小型居多，平均每个厂不到二十个职工。我起初看到这几个统计数，还不大相信。后来到观塘去一看，才觉得这些数字是合乎事实的。我们内地讲工厂的发展，大多是指规模越搞越大，人数越来越多。香港并不如此，而有点类似于细胞分裂，一个厂可以发展成为两个厂，甚至许多厂。所谓一个厂是指一个核算单位。一个老板可以拥有许多各自核算的厂，形成一个有总管的工厂群。一窝蜂可以有许多蜂房嘛。
我在观塘参观了一个针织厂。这个厂设在一座多层工业大厦里，运货汽车可以一直开进大厦，停在电梯前卸货。这座大厦有十多层楼，都从一个大门出入，每层是一个厂。每个厂有一套管理机构。管理室连着车间，车间里很多工人在操作，每一立方空间都得到充分利用，有的成品就在车间里打包；出厂前就存放在车间。楼下有一层是仓库，但是这些厂却不愿意利用这仓库，因为仓库是要收租钱的。能省一分钱，就得省一分钱，只有这样才能使成本压低下来。
这座楼里的各层厂家都属于一个老板。老板在总经理室里，只管各厂每天报来的生产情况和出现的问题。他只按规定的数目提取各厂的利润，并替各厂解决不是一个厂能解决的问题。他陪同我到厂房里去参观，有一家厂进门就见财神龛，龛前轻烟缭绕。他看我注意这种景象，立刻说：“这些我全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要奉什么神就奉什么神，只要按计划、按合同办事就行。”总老板对这些是放手的，他说，“这样他们才肯出力干”。用我们的话说，放权才能调动下层的积极性。看来这位老板并没有学习过“文件”，也没有学过“管理学”，实践指导他，使得他懂得怎样使他的企业发展起来，从20世纪70年代几十万元的本钱，到现在已拥有几亿的财产了。这就是生意经。我看我们也要读这个经，才能把我们的企业从亏转盈，从僵转活。
从观塘的蜂窝厂家出来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奇特的念头：如果我有孙悟空的本领，真想一口气把这密密麻麻挤在多层大厦里的那许多工厂，吹散到内地广大的农村去。那么，这些蜂窝厂家不就成了无数的乡镇企业了么？我们除了无须建筑多层工业大厦之外，香港的小型工业在经营上确实是我们乡镇企业的一个范本。这范本里写着乡镇企业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文章。
·居民小镇
从观塘参观回来，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些工厂里的职工们的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呢？内地大企业的厂长们，有关职工的吃、喝、拉、撒，结婚、生育，老病、火化，样样都得管，而且这些费用都得出在工厂账上。他手上的政治账、社会账、经济账都得算，就是企业效益账算不清。真是厂厂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厂长我看香港的企业家是干不来的。可是我们也要问问：香港的厂长不管职工生活，由谁去管呢？
香港的企业情况当然不尽相同，这些蜂窝厂家在安排职工生活上却和我们的乡镇企业有点接近。当然城市里的工人究竟和乡村里的工人不同。单讲住所，乡村人家一般都有祖传的房屋，修修补补，添添造造，有屋可住。香港居民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自己有房子的是少数，在工厂当职工的有房子的更少。如果工厂不管，那就会出现如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杨树浦那样的“贫民窟”，就是用木板挡墙、洋铁皮盖顶那种窝棚了。
香港原来也有不少类似杨树浦那样的区域，但是现在几乎看不到木板窝棚了。市民的居住问题近十年来受到社会重视，已作为市政建设的重点项目。解决办法是公私并举，建筑高层楼群的居民小村。许多大厦是由公家投资建造，以成本价格售给符合某些规定条件的中下收入的家庭。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建筑新村，以稍高价格出售。从1978年以来，已出售四万四千个住宅单位，其中有37%是公家出售的廉价房屋。这些公建房屋的购买或租赁者只限于月收入在六千五百港元（去年提高了一千港元）以下的家庭。租金约占家庭收入的7%~8%。售价从十万到三十万港元不等，但可分期付款。私人投资建造的房屋任何人都可购买或租赁，价格较高，租金约占家庭收入的20%。收入较低的家庭可享受优惠，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香港这些措施值得内地各大城市参考。
我有位亲戚住在美孚新邨。这是最早的一个由私人投资建立的这类居民小镇。这个新邨的兴建者是美孚油行的老板。他原来在九龙西部沿海有个油库。九龙市面扩张，油库势必迁移。他就把这块土地用来建筑新邨，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每年增建，分八期完成，现已有九十九幢，每幢二十层，共容纳十万人。这种新邨规划合理，布局得当，每幢大楼的基层都是为生活服务的设施，诸如菜场、商店、菜馆、银行、邮等，还有专用的公共会场、电影院、娱乐场、小学、中学和业余学校，以及停车场——凡是生活上需要的一切服务行业在这里应有尽有。为了使居民有良好的居住环境，高楼之间的空地布置得如公园一般，老年人可以在此散步、练功，孩子们可以在此游戏，年轻人有公共长椅可以休息看书，或谈情说爱。公家又通地下车道，便利新邨居民的交通。这种新邨的指导思想，旨在使居民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园，生活方便、舒适。他们有了这种归属感，在别人问起他们住址，以某某新邨作答时，脸上便会有光彩。这样居民也会爱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公共场所都搞得十分清洁。这给我很深的印象。
像美孚新邨这样的居民小镇已在香港推广，有些已经建成，而且比美孚新邨更新、更舒适。到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居民小镇计划增加到七个，容纳居民三百万人。我想这是香港人民的创造，在全世界上做得也是出色的。
·工作之余
香港人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人均产值达五万二千港元。我接触的产业工人不多，但在工厂参观时，分秒必争的气氛很感动人。机关、学校的办事人员，眼明手快，做事利落。我带了几篇杂志上最近刊出的文章要给朋友们看，上午借去，下午已复制多份，人手一篇了。对工作认真负责也是不能不承认的。当然不是说香港人生来就特别勤奋，我想他们这种办事精神是在不好好干就得卷铺盖的压力下锻炼出来的。日子久了，不抓紧工作就不舒服了。这种压力的滋味，吃惯大锅饭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工作认真，工作之余怎样呢？是不是一下班就懒倦了呢？看来并不如此。他们的生活节奏很紧张，早晨一般没有我起得早，但没有午休，晚上却大多善于熬夜。他们的生活琐事又没有我们那样繁重。八小时之外的时间是怎样打发开的呢？
我们刚到香港的周末，坐车去郊外观光，半途在鹿颈地方停车休息。公路旁扯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有字：某某地区华人长跑比赛。正在此时有些赛跑的人到达终点了。一问，他们都是中年的普通市民，这是参加民间团体组织的周末活动。
车过海滨，傍水依山的树林下，看到不少男女老少，一家子一起席地野餐。在这些风景幽美的地方，公家砌着小土灶，供应游人使用，只在树林旁挂着谨防火灾的牌子。沿途还看到一簇簇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使劲儿往山坡上冲。香港市区的路上看不到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是在郊外专门租给人们游玩的。
这些周末景象令人羡慕。哪一天北京郊外也能如此，那就好了。但是这些人可能还是少数。多数人工余时间还是在室内活动。这是他们进行社交的机会。香港的大小菜馆不计其数，哪条街上都有。居民小镇的基层菜馆鳞次栉比，中西俱全、各色皆备。看来这些菜馆天天客满，生意兴隆。除了挂牌营业的菜馆之外，还有种种俱乐部和民间团体的内部馆子，专供会员请客吃饭，过去是“吃在广州”，现在是“吃在香港”了。这并非虚言，而是世界公认的定论。你想吃什么，在香港就有什么，而且风味地道。
这不是说香港人特别馋，或是胃口特别好。请客吃饭可能已成为社交的必要手段，在商业社会里信息是财神，香港菜馆之特别发达颇类似早年重庆的茶馆，到处都是。这样讲来，至少香港人中做生意挣钱的，八小时之外，正是他们业务活动的好时光。
其实，利用八小时之外进行社交，不论什么社会都是极重要的。人和人不能只在工作上接触，要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和发展，就有赖于思想和信息的交流。英国各大学里学术空气最浓的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下午的茶室里。我想，把社会交际视为畏途的人，对此听来也许不太容易入耳。
·赛马场上
香港有一家报纸，在我去港之前，发表了一篇响应我《港胞四愿》的文章，题目是《马场四愿》，最后说如果我再去香港，务必去参观一次赛马。主人听我说起这件事，欣然约我去马场实践一次。我说实践，并不是说去骑马参加赛马，那不是我今生能做的事了。我所说的实践是像普通香港人一样去参与“赛马”，就是到马场去投注赌博。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新鲜事，要我说出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觉得困难。能说的首先是这是香港人中绝大多数群众都参与的活动。一星期一般有两次赛马。到赛马之日，可以说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力。真如《马场四愿》所说的，不懂得马会就不懂得香港人。
我翻开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一九八五年》这本类似年鉴的书，在看完经济、就业两章之后就见到六幅《马会百年》的彩色插图。所附的说明很有意思，标题是《造福社会，惠及市民》，下面说：“1984年，适逢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一百周年纪念。该会服务社会，成绩斐然，历年秉承不牟利宗旨，拨出所得盈余资助各项饶有意义的发展计划——教育、卫生、康乐、社会福利以至艺术方面的均有。拨款由香港赛马会（慈善）有限公司分配支付，1983至1984年度内，共捐款二亿六千六百万元，赞助各项慈善及社区建设计划。自赛马于1971至1972年转为专业化至今，该会先后拨出慈善款达十五亿六千万元。1983至1984年度内，马会资助逾九十四项慈善及社区建设计划，惠及社会每一阶层。”
这里讲的确是事实，无须怀疑。赛马原是一种竞技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赛马并不有别于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作为一种文体活动，赛马是可借以锻炼，有益身心。同时观众们在场观看，看哪些马匹和骑手奋勇争先，拍手助威，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香港马会来自英国，英国原是牧业民族，赛马可能也就是这样开始的。
英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社会，牧马已失去其经济价值，但是赛马作为一种体育运动依然为人民所喜爱。于是他们组成赛马会，成为一种俱乐部，称马会。平时有人饲养和训练马匹，马主人要骑马运动时就可以从马厩里牵出来。爱好马术的人，定期比赛，也成为观众娱乐的机会。
观众在赛前不免对赛马结果有种种猜测，有人说这匹马跑得快，有人说那匹马才好，他们就下开赌注了。猜中了就赢，猜不中就输。赛马者的胜负，变成了观众的输赢。这种个人之间赌输赢原是不足为奇的。在商业社会里有人看中了这是谋利的机会，就出来组织观众下注赌博。赛前各人下注买定哪匹马会跑第一，比赛结果把猜错的人下的注统统合起平分给猜中的人，组织者自己扣下一笔服务费用。于是赛马会成了一种企业，它的重心不在骑马者锻炼身体，而转化为观众的赌博。有人专门养马来比赛，马主人根本不必自己上马背，而是雇用骑术好的骑师来驾驭马匹。赌博下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不仅猜测哪匹马会跑第一，还可以猜哪匹马是头三名，或是哪两匹马会跑第一二两名，等等，猜中的机会越少，猜中后分的钱也越多。可见，赛马会吸引人的已不在看马术表演而是在赌博了。组织这种赌博的人是稳拿钱的，而且公开规定佣金的比例。
现在香港的赛马是由一个“赛马会有限公司”承包的，它规定群众下注总数作三股分：一是分给猜中的马票持有者，二是马场自己的经营费用，三是给政府的税。具体比例我不清楚，只听说每一场赛马，政府要得到几亿元的收入，一年要有几百亿元。政府拿到这笔收入后，有一部分就用来做所谓“慈善事业”和“社区建设”。“造福社会，惠及市民”是指这一点施舍。
到了赛马那一天，香港真是万人空巷，其中有一部分挤到马场上，更多的人在电视前用电话下注。赛一次马卖一次票，只要几十分钟，一次马赛下来，输赢就定，赢家就可以分到钱了。下注多少是观众自定的，十元、百元、几千、几万元都可以。赢家一下子就可以收回成倍的钱，有时真是一本万利。人们都争着传说某某人一场赛马成了百万富翁。这自然不是虚构的。但总的说来，因为要扣去经营和税款，最后分发给赢家的总数大大少于全部下注的总数，所以算总账，买马票的人总是要输的。但是从一个个人来说却有运气好坏的问题，有赢有输的机遇。靠这一点侥幸心理，人们像发了狂似的去买马票。
从资金集中上看，这倒是一个方便的办法，但是这种赌博在社会上引起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惠及社会”是从有形的、局部出发来说的。对每个市民来说，不仅物质上每星期要抽一次血，而且抽得又不平均，集中在一些“运气不佳”、死心眼儿想侥幸发财的人。人们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流行的看法是：马票富不了人，却可以把人搜干。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掏钱去买马票。
买赛马票当然还不同于在澳门时我们看到的赌场。赌场周围是银行和当铺，据说还有放“驴打滚”的高利贷者在场里等人上钩。在那里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
为什么香港马会这么兴旺，为什么澳门的赌场闻名天下？这里让我留下这些问题给读者自己去回答吧。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