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汇报》的女将

最近我觉得记忆力越来越差，许多别人认为我不应当忘记的事，我偏偏记不起来。《文汇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要我为他们办报五十周年写一篇短文，我一时竟想不起我和《文汇报》过去发生过什么关系，很为难地反问怎么写呢？经过那位朋友在电话里提到了浦熙修的名字，我才恍然觉得确实应当趁这个机会，写几句纪念这位老朋友的话。

在她没有被点名称作“能干的女将”之前，我虽和她见过面，也点头问过好，但实在不认识她是怎样一个人。我知道她是个有名的女记者，解放战争时期，在蒋管区纵笔一时的人物。当时《新民报》风行大江南北，读者盛赞它的头条新闻鲜明扼要，据说大多是出于这位女记者之手。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内外，这个特约通讯员究竟是谁，编者一直保密，这是新闻道德，我也不便打听，但盛传又是这位女记者其人。这段时间，她在沪宁之间活动，而我在北平清华教书，两地相隔，还无缘相识。

我已记不起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不是我现在记忆力衰退，就是她在社交场合上并不是个善于吸引人注目的人。我们同是民盟盟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同是政协委员，必然握手交谈过，但是当时冠盖满京华，不是同行也聚不在一起。她给我至今还记得的第一个印象是她约我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见面。那已是1957年的春天。至今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位《新民报》的名记者成了《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主任。这类事，我一向不关心。这次见面的结果是我在《文汇报》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正是这篇“毒草”连累了我的许多学社会学的老师、同事和学生，使他们遭受不幸。

我不想再去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历史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文汇报》这一次却给我介绍了一位一生难忘的朋友。后来浦熙修被指为“章罗联盟”里的女将，而我却被描写成这“联盟”里摇羽毛扇的军师。本不相熟的两个人，意外地在这一个共同历程里受到了人生的考验，从此我呼她为浦二姐。这位被称作“能干的女将”的人，经过十几年的来往，我看到的却是个忠厚善良、勇敢正直的女性。

她一生受到的委屈是沉重的。我从来没有探听过她过去的私人生活，但是自从和她接触较多之后，才明白社会上许多对她的流言蜚语，和她那种坦率开放的性格，根本对不上号。我们自从1959年成为“摘帽右派”后，都安排了政协委员。每年到外地去参观学习，她、潘光旦先生和我三人常常编在一组里，有说有笑，经常同出同行，正如潘先生所说的，我们都没有觉得她是个女性。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不怨天尤人，承受得住委屈，从不对不公正的遭遇抱怨，更不记仇。在这些方面，我不如他们，有时还有点不平之气，耿耿于怀。但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也懂得能坚持根本信念的人，决不会因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有所摇摆。潘先生和浦二姐，一直到死，从来没有埋怨过共产党。他们始终信任毛主席。在“文革”时期，看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时，总对我说，这不是毛主席的主意。我心里想，像这样的人还要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没有天理了。但在他们面前我也不愿说，我是敬爱善良的人的。

浦二姐能委曲求全，并不是出于女性的软弱。她是个勇敢刚强的人。我们曾经一起访问过南京。这里曾是她的战场。投向国民党反动派最及时和最猛烈的匕首当时就是《新民报》的头条新闻和《观察》的“南京通讯”。也因此，她没有逃脱入狱的厄运。我们曾一同去参观还保留下来的那个牢狱。她曾详细地告诉我，怎样同隔壁和邻室的战友打记号、通信讯；怎样半夜里听到战友被提出去拷问，睁着眼、竖着耳等候，天明还不见回来。她是有名有姓地告诉我这些英雄故事，可惜今天我已无法追忆，我只记得她是在南京解放前国民党反对派对革命先烈进行大屠杀的前一刻被营救出来的极少数中的一个。她顶住过反动派的严刑威胁，她顶住过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她也顶住了乌云压城时莫须有的罪名。她不是个软弱的女性。只有善良的人才真真是坚强的人。

1970年我从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回北京，我去探望她，她的癌症复发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也许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次。她睡在床上，行动已不便，但是并没有半点愁容。她说她很想吃我老伴煮的红烧肉。第二天我老伴就要我骑自行车把肉送去。我们分手时，她很舒坦地和我握手，要我保重身体。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忽然抬头看见窗外我骑来的自行车，就说，你好好养，养好了，我教你骑车，一同去沙洋的长堤上比赛。这是一个多好的美景。我们就在这想象的美景中永别了。她去世时，我还在干校。

我得感激《文汇报》使我能结交一个值得心爱的朋友。就用这段记忆来纪念《文汇报》的五十周年吧。

198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