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序

合理布局生产力和组织人口迁移，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拟订长远规划时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

人口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在1983年春节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我曾提出要下好人口这盘棋（这里指的是围棋，不是象棋）。大家知道，下围棋时只要做好两只眼，全盘就活了。我国人口这盘棋也要做好两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一是合理组织人口迁移。现在两只眼没有做好，棋盘上还是个僵局，僵就僵在城乡隔断，用户口把关，大城市都关门了。但仅仅靠关门是不行的，里面的人口还要增长，这就要研究人口出路问题，研究解决办法。社会科学不是要百分之百的精确。但首先要反映实际，要根据事实来说话。

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曾认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好像无论多少人都容纳得下，但这一观点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农村的土地是有限的，农业人口也有个限度。在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亩产水稻2000斤，再要提高就必须增加肥料，增加劳力，但这样做就不合算了。投入的比产出的还多，得不偿失，经济学上叫过了边际效益。

以苏南地区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就感到农村的人已太多了，不欢迎知识青年下乡。剩余劳动力的矛盾早就发生了，但这点不是马上就被认识到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事实的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必须不断地改革其经济结构，才能成为真正的广阔天地。当时农村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农业结构，农业又是“以粮为纲”。这个提法正是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的重农主义的反映。而剩余劳动力问题在“吃大锅饭”的条件下，也还不容易被察觉出来。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生产责任制实行后，剩余劳动力问题被农民自己意识到了，农民开始感到“以粮为纲”是不行的，要行动起来另寻出路。粮食多了就养猪养鸡，然后运到城里去卖。粮食转化成商品，商品购销要有渠道、有市场，要受供求规律的左右，于是，农村的经济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

1936年我在太湖边上的一个村子里搞调查，针对当时农村的经济状况，曾提出“人多地少，工农相辅”八个字。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农村传统的手工业竞争不过外来的机器大工业，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民无法摆脱缺吃少穿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所有权的改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批工厂停工，许多原在城市的老工人跑回苏南老家。特别是由于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上市场、技术等因素，促使乡镇工业发展起来。最近几年苏南地区的乡镇工业真是百花齐放、突飞猛进，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以每年近一百元的幅度递增。这几年我年年下去调查，形势一年一个样。这样划时代的事变，把我吸引住了。我们盼了多少年，希望农民能富起来，现在的情况不是最生动地说明了问题吗？

从整个江苏省的情况来看，由北往南，从事乡镇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徐州地区约占30%；连云港地区占40%；淮阴地区占50%；扬州地区以南，工业劳动力超过了农业劳动力；吴江地区和沙洲地区的比例都是相当高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地区的一些农村，这一比例都已达5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地区人口外流情况却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向城市的现象，而是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形成了星罗棋布、兴旺发达的小集镇和小城镇。苏北地区的集镇还更多地带有“日中为市”的性质，乡镇工业也多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而苏南地区的集镇工商业都已初具规模，乡镇工业以制造业为主，甚至还有不少尖端工业，公共及文化设施也日趋齐备。由此可以看出乡镇企业及小城镇本身发展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的阶段和方向。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乡镇企业吸收，小城镇成为人口的蓄水池，减轻了人口涌向城市的压力，甚至还能把部分城市人口吸引到农村来。据初步统计，上海郊县、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收了当地农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而且还有很大潜力。如果20世纪末，全国的小城镇发展都能达到苏南地区目前的水平，就可以容纳更多人口。这就是我要讲的做好人口这盘棋第一只眼的意义。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及小城镇的发展，不但繁荣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还造就了一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新型工人，变“工厂办社会”为“社会办工厂”，既提高了工厂的经济效益，也促使农村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间、信息、市场等概念日益进入农民的头脑，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都在发生变化。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不仅是由表格中的统计数字来显示的。我们要把近年来农村的发展变革过程记录下来，加以研究，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可选择的模式。

人口这盘棋的另一只眼是人口迁移。我国人口不但数量大，而且分布很不均匀，90%的人口居住在50%的国土上。江苏省的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六百人以上，而西藏自治区只有一点六人。汉族文化可以说是“五谷文化”，山地、沙漠、草原地区的汉人就不多了，占全国人口6%的少数民族拥有半个中国的土地。这片土地自然资源丰富，在农牧业时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到了工业时期就有了开发的必要和可能。开发自然资源不能离开劳力资源、智力资源，而这类资源又集中在人多的半个中国，要使两者结合起来，这步棋该怎样下呢？

过去，我们在人口迁移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如东北三省，现有一亿人口，其中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口约占三分之一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约占三分之一强，由外地迁入的约占三分之一弱。内蒙古地区人口构成也是类似情况。大量的移入人口，多数未由国家花钱，主要是投亲靠友，定居下来了。由国家组织迁移的，成功的有国营农场和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等，移民大多扎下根来。失败的例子，最明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花了不少钱，但基本上都返回原迁出地了。

总的来说，知识要下乡，技术要下乡，知识分子要下乡，问题是前些年有的办法不妥，现在要总结经验教训，包括总结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经验教训。一部分移民被称为“盲流”，即无组织的自发移民，移入地每年要花很多功夫安置处理，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这次去苏南地区调查回来，感到人口迁移这步棋至少可用这样一种下法，即“劳动输出”，这是农民的创造。近年来江苏的农民建筑队伍日益壮大，已有一二百万人，包建的工程北至大庆，南至深圳，西至克拉玛依，最近还进入北京了。农民建筑工人春去冬归，不带家属，使用农民工成本低，效率高，地方十分欢迎。一个外出农民每年也可带回一二千元人民币的收入，所以他们本身也很乐意。不单是建筑工人，江苏其他的手艺人也遍布全国，如扬州的“三把刀”，理发、修脚、炒菜，早有传统。他们实际上就是移民。不要一说移民，就一定上山下乡，户口不许回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疏散人口，开发边疆，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推广到各行各业。大家去搞承包，包一个厂，包一个地区，完成任务可以回家，也可实行退休后回原籍的政策，不一定落户，户口可以不迁，这叫作“离乡不背井”，常来常往。从宏观上看，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离开原居住地外出工作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目的就通过这些外出者而实现了。这样的常来常往，人口流动，可使边疆和内地的“脐带”不断，联系不断，信息不断，劳力支边和智力支边一举两得。

这里特别要提出一条，即要把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作为一项政策，当地欢迎的人才去，不欢迎的不要去。去是要发展生产，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也会有一部分人愿意长住下去，随着当地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定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人口迁移的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步骤还是必要的，切不可主观主义想当然地办事。

我国素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多年间，军垦民屯，从未间断。特别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的移民戍边，更趋高涨，史料十分丰富。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还专门设有资源委员会，虽则他们并没有做多少工作，但也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还是重视国家资源的开发和人口的迁移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中央在荒僻的陕北地区也十分重视移民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有关移民工作的指示、条例，开展移民运动，对陕北北部人多地少地区和陕北南部地多人少地区进行合理的人口布局，这对发展南部南泥湾、金盆湾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巩固南部边防，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感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上了路，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生产潜力被挖掘出来，人民的创造力得以发挥，到处有神仙，遍地出奇迹。伟大的变革呼唤着新一代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开创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做出自己的贡献。

田方、林发棠、陈一筠、张东亮、严浩五同志经过两年多来的努力，编撰成书四册：《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移民史略》和《国外人口迁移》，将对我国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同志提供可资参考的宝贵资料，特为作序。

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