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写作 答客问[2]

问：您的许多著作将参加1985年底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书展”。就此机会，您能否把您过去的著作，向海内外读者做一个“自我介绍”？

答：我写的书，主要是两个时期的产物，一个时期是解放前，另一个时期是解放后（主要是最近几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主要从事社会学方面的调查。1936年，我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乡村进行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在英国完成了一本英文书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这本书最近又出了第五版，当时我没想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读，还有销路。后来我又在美国写了一本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由芝加哥大学出版，也重印了好几次。回国后，由于内战，时局动荡，我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工作，于是就给《观察》杂志、《大公报》写一些短文，一部分后来翻译成英文出了本集子，China's Gentry（《中国的士绅》），曾被美国、印度等国的一些大学当作大学课本采用。这些就是我在国外出的书，其中后两本是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而Peasant Life in China则是直接用英文写成，它的中文译本《江村经济》今年才出。

解放后，我主要做具体工作，写的文章不多；1957年以后就不能写文章了，只好译一些书；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又开始写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恢复社会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学1952年就被迫停止了，很多搞社会学的人都错划成了右派，现在要重新开始，为此，我还帮助大家编了一本《社会学概论》。1979年，我又开始下去调查，1981年旧地重游，写了《三访江村》，作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的讲话。这里的“江村”，就是我1936年去调查的江苏那个村子的学名。我恢复调查工作后，从调查乡村上升一层调查乡镇，研究小城镇的问题，这一部分课题，去年才告一段落。这几年所写的文章编成了一本社会学文集，也要拿到香港去参展。第二步，我又开始搞边区调查，近两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一带，写了些文章，不过还未整理成集子。最近我又去了趟“江村”，写了《九访江村》，明年还准备写一本《江村五十年》的书。

另外，我还有一些散文，像《杂写甲集》《杂写乙集》，现在丙集也快出来了。

至于香港方面，他们把我解放前的一些书翻印出版了，但事先我不知道；台湾也印我的书，不过改了名字。解放后的著作，恐怕港澳的读者不很熟悉，可以在这次书展中看到。

问：您对您的这些书，有什么评价？

答：我只是自己尽力去写。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条件比较艰苦，和外国学者无法相比。我解放前的一些书是抗战期间写成的。解放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什么东西都丢了，现在是地地道道的白手起家。然而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没有停，能做的事情都尽力去做，而且“产量”比较高。近年来，我每年要出两三本书，其中有的是论文集，有的是短篇文章，即“杂写”。现在，我有六本书正在排印之中。

至于文章写得如何，得人家去说，我自己不好讲。不过大家喜欢看我的文章，这我是能够感受到的。

问：那么您自己最喜欢您的哪些书呢？

答：这很难说，因为种类各不相同。有理论性的，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有调查性的，如《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以及我最近搞的小城镇研究。当然，我自己最喜欢写的，是那些短篇文章，可以写得很灵活，不受拘束。

问：记得您在谈到您为什么把旧著重刊时说过，您的著作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对社会发生了作用，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文章一离手，已不属于作者个人。因此，您没有权利把曾经出自您手的一些历史的记录掩饰起来。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而且研究者不是别人，正是您自己的话，您将怎样估价这些出自您之手的“历史产物”呢？

答：人总要谦虚一点为好，自己的传记最好让别人去写，好话让别人去说。如果一定要我本人讲，那么我坚信，在研究中国社会方面，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尽管中间经过了很大的波折，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方向是我一直坚持的。

具体地说，我的第一本书《江村经济》，提出了一个研究农村的新方法，是第一本把中国农村的一些状况用科学方法总结出来的著作。我的老师说我在国际人类学界带出了一个新的风气。因为过去的人类学，总是研究落后民族、小民族，是白种人研究非白种人，殖民者研究殖民地人民，不讲现实问题，也不涉及现实的改造问题；我则研究一个有文化的农村，研究本国的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后来我写的Earthbound China，在学术上又有所深入。总之，我坚持学术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最近关于小城镇的研究，也是这方面的进一步深入，直接为四化服务。中国的实际建设不是空的，是很具体的，要下去调查研究，不论是在学者中还是在实际工作人员中，都应该提倡这种风气。

问：最近，美国学者阿古什（R. David Arkush）写的《费孝通传》在国内翻译出版了，您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答：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事，我不愿发表太多的意见。为这本书，他花了很大的力量，很不容易。不过我觉得最大的缺点，是他把我的思想作为一种受了西方影响的思想来分析，从西方的学术发展来评价我。他不了解我东方的“底子”，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学者。我是中国人，我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国人的看法。

问：那么您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答：中国社会学在近二十年内青黄不接，我们第一步工作是建立机构，培养大学师资。一个学问，要搞掉它很容易，要成长起来，总要二三十年，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奋斗。

问：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和港澳学者的交流是否很多？

答：港澳学者们在帮我们的忙。不过他们的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生长，在中国生根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应该是有地域性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条件，就决定了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这一点有些同行不同意，但我坚持。我们很需要借鉴西方的社会学，但是必须培养自己的社会学家。中国的社会学，必须从自己的土壤之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