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行
·上高原 访藏族
做人大概总是会有一些想要做而事实上又不大会做得到的事。在我，上西藏就是这样的事。1956年，陈老总率领中央代表团去西藏，我当时还年轻，未过半百，而且又报上了名。但临行前却给医生否决了，没有去成。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上不上西藏，见不到藏族的实际社会生活，怎还配说得上是个研究中国民族的人？时间过得真快，一瞬间已将三十年，我亦老矣。年过七十还要向医生乞求为我上西藏开绿灯，该认为不太有自知之明了吧。但是上高原，访藏族之心，我却并没有死。
去年我伴随民盟一批专家去甘肃考察定西种草种树时，听说从兰州坐一天汽车就可以到甘南，甘南是高原又是藏区，已建立自治州，称甘南藏族自治州。于是又打动了我上高原访藏族之心。今年我再一次跟这批专家去定西，回到兰州，同他们分道扬镳，单独南行。西藏去不成，甘南不妨试一试。
西藏是世界屋脊，海拔平均四千五百米，拉萨市区据说不到四千米。甘南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隅，是它的边缘，和西北黄土高原相接，在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上，海拔在三千米上下。四千米我高攀不上，三千米也许还有我的份。我说服了接待我的主人，在保证“有反应，即回头”的条件下，取得试一试的机会。沿途还有医生同车，每天要检查血压三次。
我8月13日一早从兰州启程，同去定西考察的专家，还在汽车旁一再叮嘱：少说话，少活动，少劳累。慎重起见，一天的路程分了两天走，中途在临夏打尖休息，住一晚。临夏海拔一千九百八十米，离兰州一百六十公里，刚逢有一段公路正在修整，车行近四小时。
第二天从临夏上程去甘南州首府合作。合作是个地名，藏语原名是jU： OU，意思是羚羊出没的草滩，音近汉语“作”字，好事者取民族团结之意，加上了个“合”字。这样的地名和青海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无独有偶。
合作海拔三千米，比临夏高一千多米。行程一百零七公里。地势逐步上升，很少陡坡。对新客威胁不大。我闭目静坐，一任车座颠簸，时入瞌睡中，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千米。
海拔高，空气稀薄，氧分低，所以不习惯高原生活的人，突然提升，会有头痛、憋气的反应，心脏弱的人更会心跳加速，难受，晚上不易入睡。说来确是出于逆料，我这次在合作三天，在夏河三天，又几次越三千米上线到草原家访，活动频繁而体验正常，除了每过几分钟，自然地要深呼吸一次外，没有发生什么高原的特殊反应。
18日从甘南归来，所见所闻的记录比较杂散，不能成文，因用杂文体裁写《甘南行》。
·陇西走廊的南端
我这次从兰州去甘南是沿洮河，靠着陇西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南下的。到合作就跨入了青藏高原的东界。紧接青藏高原的这一缕黄土地区出现了一条成分复杂，犬牙交错的民族地带，不妨称之为陇西走廊。在现有的分省地图上，这条走廊正是甘青两省接壤地区。这走廊往南延伸到云贵高原的六江流域。这些都是对民族研究工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地区。
我对西北各民族很不熟悉，过去只限于一些书本知识。书本上告诉我，在青海和甘肃接壤地区居住着一系列小民族。这些民族不但人数少，而且只在这地方有。其中不满一万人的就有撒拉族、保安族和裕固族。较大的土族不到一万五千人，东乡族不到三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民族挤在这个陇西走廊的南端呢？
这次路经临夏回族自治州，虽则只住了一晚，并没有下乡访问，但是口头上就听到了许多富具启发的提示。临夏本身是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回族自治州，而在它境内却还包含了两个自治县，一个是在东乡自治县，另一个是多民族联合自治地方，即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这是一个少见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我在从临夏到甘南的路上，当汽车越爬越高，看到四围景象的变化，开始体会到地形对民族分布的制约作用。海拔超过了三千米，体质上不具备一些特有适应能力的人是住不长的。而且自然地理条件使高原上的生态环境与平原地带不同。这里一般不宜耕种；如要耕种，不长稻麦，只长青稞。但广阔的草原却适宜放牧。这些地方对于习惯于农业生活的民族是不具有吸引力的。所以青藏高原长期以来几乎成了藏族所独占的生息之地。
当然我不是说其他民族不能上高原或没有上高原，人的体质是有适应能力的。但是看来历史上许多来源不同的民族一上青藏高原，就会逐步接受已在这地区创造了适应这地方的生活习惯的藏族文化，而和藏族相融合。这段历史现在还没有被人发掘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不同地区的藏族自称不同：有自称“兑巴”“藏巴”“卫巴”“康巴”，“巴”是藏语，译成汉语是人。在西藏北部、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地区的藏族却自称“安都娃”。安都语和藏语及康语有区别，前者没有声调，而后者有声调。这些事实表明藏族也和汉族一样，是个在历史过程中融合了许多不同成分的民族统一体。
那些上了高原的民族，很可能还留下一些人在靠近高原的黄土地区，或是有些外来民族移动到高原脚下就停住了。这样，高原的外围地区，如陇西走廊，就会存在一些保留了自己原有面貌的民族集团了。
现在居住在这走廊里的各个民族的人大多还说得清他们祖先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别地方迁来的移民。从历史记载看来汉族进入甘肃的时代很早，甚至在秦汉之前。但是现在在洮河流域的汉人却很多还是明代移民的子孙。我去甘肃前从朋友处借到一本顾颉刚先生写的《西北考察日记》，这是抗战初期1937年4月到1938年1月的作品。日记里有一段话说：洮河流域一带的汉人都说祖先来自南京、徐州、凤阳三地，乃“明初戡乱来此，遂占田为土著”。许多人家如宋姓、李姓等都有家谱，记录着可以推溯到明代封过官的祖先。看来明代曾在这一带用过兵，中原的军队带进了一批移民，扩大了汉人在甘肃分布的范围。
至于这个地区的回族，一般都认为：13世纪蒙古军队征服了中亚，回戈东征时把中亚信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编为“探马赤军”签发东来，称“回回”。后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在甘肃河州一带“屯聚牧养”，繁衍至今，临夏一带的回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回族前后移入黄河两岸的，还有驻扎在这军事要地的蒙古军队和其他中亚移民集团。他们的后裔形成了当前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小民族。土族就是蒙古军队和曾经统治过这地方的吐谷浑的后裔霍尔人相混杂而成，至今说蒙古语。东乡族和保安族都是信奉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后裔，说蒙古语。撒拉族说突厥语，是另一群中亚的移民，信伊斯兰教。
至于这些外来移民进入之前住在这地区的究竟是什么民族？我现在还说不清。这次访问甘南时，听到当地藏族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洮河流域居住过，后来回族进入才退居高原。这种传说是否有根据我也不能判断。但结合我在上面所说的话，很可以设想原来有一些居住在青藏高原外围的民族，在某一个时期由于某些原因，移上了高原，逐渐为藏族所吸收，成为现在居住在青藏高原北部的藏族，即自称是安都娃的藏人。这只是一种设想，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还待进一步研究。
包含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的某些民族小岛有它们的特点。这种“少数中的少数”在民族工作上很容易被忽视。这个问题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更为突出。由于人少，必然要和其他较大民族紧密协作才能开展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建设，而在这种协作中既要能贯彻开放和改革的方针进行现代化建设，又要能维持民族平等的地位，发扬民族特点，确是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藏族现代化的跳板
甘南是在甘肃的西南角上，西接青海，南通四川，占甘肃省总面积的十分之一，约四万五千平方公里。地方是不小，但居于偏僻省份的偏僻地区，历来不太为人所注意。我本人对它也只是耳闻，多少有一点过高难攀之感。直到这次亲身到了这地方，才发现地势也不算过高，在现有交通设备下，离甘肃中心兰州也不算远，当天能到达，而且在促进藏族现代化的工作上有它特殊重要的地位。
甘南是甘肃省内藏族聚居的地方，所以成立了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人口二十四万七千，占甘南全部人口的46%。在甘肃省总人口中固然只占1.9%，但在整个藏族三百八十二万人中却占6%，而且相当于西藏藏族的十分之一。甘南的藏族重要性不仅在其人口比重上，而且在它地处藏汉接触的前哨。它有条件成为藏族现代化的跳板。
我们一提到藏族，一般就容易想到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藏族，其实西藏自治区里的藏族只有一百七十四万多人，不到全部藏族的一半。有一半以上的藏族住在自治区以外的青藏高原上，分别建立了十个自治州（其中一个是和其他民族联合自治的）和两个自治县。这些自治州县分布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四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各地建立起行政上不相隶属的同一民族的自治地方呢？这要回溯到藏族的历史了。在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期间，青藏高原分布着相互独立的许多藏族的部落，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时候其中甘肃中部和青海西部的藏族有些却已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并发展了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元代结束了藏族的分裂局面，统一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为了适应当时具体情况，设立了三个行政区域，平行地直属中央领导。现在的青海和甘肃的藏族属于一个单位。这里采取了土司制度，分别册封当地上层，受中央王朝管辖。明、清两代这些地区均沿袭这种行政区划，西藏地区则实行着和甘、青、川各地藏族不同的行政体制。清末民初改土归流，取消了土司制度，西藏地区之外都实行了和内地一般的行政设置。各省区内的藏族早于西藏地区得到解放，先后在20世纪50年代按原来的行政区域成立了自治地方。嗣后西藏地区和平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才宣告成立。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藏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接触最早是发生在青藏高原的西北部，也就是现在的甘青地区。我在这里提出这个历史背景是因为它还有现实的意义。藏族要现代化必须和其他民族一样走开放和改革的道路。开放要有具体渠道。熟门熟路，甘南藏族聚居区的历史地位就值得我们重视了。
从地理上说，甘南离拉萨空距有一千四百多公里，地形图上看去更使人吃惊，要翻过许多高山峻岭，其中唐古拉山海拔六千米，真是比上青天更难。但是出于我意料之外的却听说，甘南藏族竟有一半到过拉萨，玛曲县的藏族去拉萨是人均一点八次。现在经常来往于甘南和拉萨搞运输的私人汽车有三百零二辆。车上固然可以搭些人，但进藏的人并不都是坐汽车去的。他们和祖祖辈辈一样靠步行和骑马。
曾在拉卜楞寺住过多年的李安宅先生在他所著的《拉卜楞》一书中提到：从拉卜楞寺到拉萨共二十八个马站，就是说骑马要走二十八天，步行的就得好几个月。这样艰苦的路程对甘南藏族来说却并非畏途。这种勇气一般说来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但是信仰后面却还有经济的动力。我已说过，在七八百年前甘南已经是汉藏茶马互市的中心。藏族生活上离不开茶叶，所以很早这个商品就成了汉藏接触的媒介。甘南也成了汉藏物质和精神文明流通的渠道。
甘南入藏的商道至今还是畅通的。上面所说三百零二辆卡车主要是运输商品入藏的。其中单是酥油一项，去年一共运出了一百五十万斤。这不是个小数目，试问在没有用卡车运输的时代，要多少人，多少马才运得完？我们还听说近来甘南运去的塑料底布鞋，在尼泊尔是项热门货。今天拉萨的自由市场据说基本上是由甘南藏族所控制的。只说在拉萨市的坐商，就有二三百人是从甘南去的。各种日用品都有出售，其中啤酒是个重点。从西藏带回来的有不少从印度进口的手表、呢料，甚至西服。在拉卜楞我们就看到有人穿印度制造的西装。
如果现代化和商品化是分不开的话，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里起着商品流动的作用，为现代化开了门。我们看到合作市内有许多运输用的马拉板车，一问很多是藏族，不少原是居住在郊区的牧民。他们这几年发现运输业容易致富，投入了这个行业。这不是件小事，藏族牧民开始变了。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必须由少数民族的人自己来搞。藏族的现代化就得在藏族聚居区里由藏族人民自己开始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从历史上看和从这次我访问的印象来说，甘南大有条件可以作为藏族现代化的一个起点。就是说，我们可以集中一点力量，帮助这个地区的藏族在现代化建设上先走一步。
·白龙江话林业
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必须从发挥它的自然优势着手，以甘南来说，就是林和牧。先说林。
我这次去甘肃，先是重访定西。从定西回兰州，再从兰州经临夏去甘南。车出兰州，进入洮河流域，心神为之一畅。那是因为我已被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憋了一个星期的气。尽管说定西这几年种草种树大有成绩，但荒山面积太大，种上草、种上树的还不过是集镇附近的一些山头。沿公路看去，被急流冲洗成条条深沟所割裂成的黄土丘壑，还到处像是剥光了皮，赤裸裸地蹶起背脊骨伏在大地上的大爬虫，见了令人恶心难受。曾坐过飞机去兰州的人，谁也忘不了从机场到市区路上所见到的寸草不生的一片荒山。想到这曾经孕育我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现在被糟蹋到如此地步，怎能使人心平气和？
一进临夏境内，景色焕然一新。四周山色，虽说不上郁郁葱葱，但满山浅绿宜人。我不禁回头和同伴们说，哪一天全甘肃都能装扮得这样就好了。山坡上有草，有灌木，偶尔还看得到一些范围不大的密林。平地上的村庄都有了绿树为屏，公路两旁的穿天杨已粗壮成材。大田里的玉米长势正旺，割下的小麦，一垛一垛地排列成行。我好似刚从黄土堆里钻出来，看到这一片丰年景象，真觉得换了一个世界。向导看见我欢乐的情绪，接着说，假如你能早来二十年，到甘南白龙江去看看，不知道会高兴得怎样了。
白龙江，藏名舟曲，东西横贯甘南南境，主要在迭部和舟曲两县境内，系嘉陵江的支流。甘南南部的岷迭山脉（四千九百二十米）是洮河和白龙江的分水岭。洮河流入黄河，白龙江通过嘉陵江流入长江，分属我国的两大水系。这两条河的两岸往昔同是甘南的富庶之区。
白龙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盛产云杉、冷杉，面积二百二十万公顷，木材蓄积量有一点五六亿立方米。这地区分属甘川两省，但海拔都是三四千米，居民以藏族为主。1958年实现公社化，森林全部收归国有。1966年建立了直属于林业部的白龙江林管局。1972年下放到省，由川、甘分管。
自林管局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林区的变化是很大的，向导所说的白龙江媚人景象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事。据藏族人士对我口述，这个林区实际上并不相同于东北的自然林区，绝大部分原来都属部落村寨所有。林区里住着十六万多居民，90%是藏族。他们历代以林为主，同时这片森林也受到居民的保护和栽培，因而能历久不衰，保持了山清水秀、熊猫出没的胜地美景。以林为生的藏民生活也优于甘南的牧民和农民。但这二十年里却次序颠倒了过来，林区居民退居末位。甘南在甘肃原是个偏僻的不发达地区，1984年全省人均收入是一百八十九元，甘南是一百五十六元，林区舟曲是八十三元，最穷是四十元。二十年来的变化和林管局的经营大有关系。
看来林管局并不是依靠当地藏族来经营白龙江林业的。在这二十年里已经从东北和四川移进了一万几千名林业工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现在已超过三万多人。据说他们和原来林区的藏民不同，对这个丰茂的林场除吸取经济收入外别无感情。砍伐很积极，栽培则无心。想一想，一万几千工人整天用现代化工具在这林区里砍伐木材，像是用剃刀刮胡子那样，怎会不很快把白龙江两岸的山坡一片片地刮得精光？林线后退，生态破坏。被甩在一旁的藏民，对这片原有丰富感情的森林只有保护的义务，而没有染指的权利。他们只能在高寒山坡上种青稞过日子，日子当然越过越穷了。他们的心境，不用翻译，谁也应当可以明白的。
据统计，现在和20世纪50年代比较，森林面积已缩小了三分之一，木材蓄积量已少了四分之一。完全是过量砍伐。因而白龙江的含沙量增加了60%，流量减少了约8%。生态平衡已经破坏，白龙江成了黄龙江，这些变化使甘南白龙江流域水旱受灾面积达六十万亩。舟曲一县岩石滑坡有二百六十处。上游犹如此，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不言可喻。有人打算在三峡筑坝发电，应当先来白龙江现场看看，免得将来重踏三门峡的覆辙。
把破坏森林的责任全算在林管局的账上是不公道的。主要那个时代过左的政策起了为害的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对待当地资源，明明是违反民族区域自治原则的。1980年有了一些改正，把村寨附近的林木大约4.3%的面积，划给藏族群众作为护村林，归群众自己管理，其他的还是由国家、州、县企业来经营，情况并没有根本扭转。问题不是在林场所有权，而是在林木的经营权。群众得不到直接利益，很难使他们对森林起保护作用。市场上买不到木材，在急切的需要下，就会到林场来自行砍伐。所谓乱砍滥伐的现象也就挡不住了。看来要免得白龙江继续变成黄龙江，还得从经济体制上贯彻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入手。这是需要决心改革的事，而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区，有谁替他们叫喊呢？
·河源草甸在退化
说过林，该说牧了。
甘南西部和青海接壤的边区，包括夏河、碌曲和玛曲三个县，地属青藏高原的边缘，海拔都在三千至四千米之间。这里是九曲黄河的第一曲，刚把玛曲县绕了个大半周。玛曲就是黄河的藏名。黄河的两条支流大夏河和洮河都在这里起源。这里水源充沛，多开阔的滩地。河谷宽广，形成一片片微有起伏的平岗。气候高寒湿润，适于长草，被称为亚高山草甸，是理想的优良牧场。甘南全州有草原三千七百多万亩，亩产草平均三百三十多斤，是甘南的一大资源。主要牧区就在上述三县。
这三个县坐落在高寒地区，常冬无夏，六月里会下雪，而且阴晴变化无常，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大雨倾盆。我到夏河草场赴宴，算是好天气，还遇到两场雨，不算大，也没有冰雹，大家说我福大。这里没有无霜期可言。除了一些谷地外，显然是不宜于种植农业的。农作物中只有青稞可以适应这片土地，但下四十斤种子，也不定能收到二百斤粮食。甘南全州在1949年只有二十五万亩粮田，后来强调粮食自给，毁草种粮，最多时达一百一十万亩，总产量不过二亿斤。现在政策对了头，已退耕还草七十万亩，去年共收一点七亿斤。农业在这里是搞不好的，发挥当地优势，只有发展牧业。
我们打算去牧业重点的禄曲和玛曲访问，但是主人怕我吃不消，竭力劝阻，所以只能在夏河参观了牧场。车子离开市郊不远就是开阔的草地。空气清澈，胸襟为之一敞。正值草花盛开之季，阵阵香风，令人心醉。沿途有不少内地来放蜂采蜜的行商，支着帐篷，不怕风雨地在开阔的田野里积聚天然财富。
车子停下来休息时，我一阵高兴，弯腰摘满两手草花，有白、有紫、有黄，十分得意。不料主人却指着这些草花向向导说，“这片草地怎么退化到这样地步，你看满地是这样的花”。原来开花的不是好草，有不少还是毒草，牛羊不吃。草场退化正是当前甘南牧业的一个严重问题。
当地主人支了三个帐篷，在这里设宴招待我们。边吃边谈，了解了一些当前牧业发展上遇到的困难。草场退化据说主要是由于多年畜量超载。超载是指一片草地上负担的牲畜太多了，好草被吃掉，来不及长，而毒草蔓生，草场变质退化。
据统计全州牲畜头数已有好几年超过了九十万头。按每个羊单位需七亩草地计算（一头牛合五个羊单位），现有草地面积实际上已超载二十万头。牛羊多草少，结果越吃越不够。发展牧业不能只看在栏的牲畜头数。牲畜多不一定好。这里是个牧业效益问题，在牧业商品化之前牧民是看不到这个道理的。
有效地利用草地必须从自给牧业转变为商品牧业，就是，养了牲畜不是为自己食用，而是准备出卖，换得货币来购买消费品。从甘南来说，这种转变还刚刚开始。过去这几十年来，藏族牧民已得到了没有剥削的太平日子。我在合作通过翻译和藏民谈话，发现他们对当前生活充满着满足的乐观态度，一家人养两三头牛，三四十只羊，骑在马上扬鞭驰骋，真是其乐陶陶。当地民谚：“三十只羊，两头牛，骑上马，满山游。”当然在这种精神世界里讲求发展商品牧业是有困难的。
比如说要讲求效益，就得讲究畜群结构，多养那些强壮年轻的母羊，胎羊的出生率就可以提高。及时出卖，减轻草地负担。同样一片草地，同样定量的饲料，收回的价值就可以大得多。这一点应当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但是在自给牧业中就难于做到。牧民们只看谁家牛羊多就算是谁富，牛羊群里壮大的牲畜多就算是养得好。而这种传统标准恰恰与牧业效益相反。效益重在出栏率，牲群结构重在生育期的母畜。要牧民从传统意识中转变过来，还得加强工作。
事实却在教育牧民。草地超载，秋天牛羊吃不饱，抓不到膘，到冬天就容易死亡。这点牧民清楚，但是怎么办呢？近来甘南出现了一种新的办法，就是到了冬天高寒气候降临之前，牧民们怕草不够，牲畜过不了冬，把畜群赶到北面的临夏去出售。临夏我已说过是回民自治州。回民以务农为本，但各家各户都要养几只牛羊供自己食用。他们不从事放牧，而习惯于舍饲牧业，把少数牛羊养在棚圈里，用饲料喂它们。这样到了冬天就不怕寒冷的气候，也不致缺乏饲料。这地区种玉米，有大量的精饲料。他们在初冬从甘南牧民那里买了牛羊来，舍饲一冬，长得肥肥的，到过年时上市，获取高利。这可说是商品牧业的开始。
我听到了这种区域间和民族间在牧业上的协作，使我想到这种办法看来很值得有计划地推广，使放牧和舍饲结合起来。甘南牧区闹牲畜超载，如果冬季大量把牛羊及时赶到临夏农区去催肥，不是可以免除目前畜群过冬时的大量死亡了么？看来发展牧业也需采用农牧协作的好办法。这个办法会促进牧业的商品化。商品化使得牧民明白牧业效益的意义，而接受改良草地、防止退化的措施。不仅如此，这个办法也会在经济上把两个自治州结合起来，加强了民族团结，不是一举两得么？
·培养人才第一
按上两节关于林牧的情况看来，把甘南建成藏族现代化的跳板是不是空想呢？不能这么说，但得承认要实现这个设想，确是要费一番功夫。甘南要在藏族现代化上先走一步，就得恢复林牧业和发展工业。发展工业一要原材料，二要能源，三要技术，四要资金。我说不是空想是因为甘南在原材料和能源上底子好，得天独厚。我说还得费一番工夫是因为技术和资金两不足。
得天独厚的资源主要是指上两节所讲的森林和牧场。现在情况诚然不那么好：森林还在破坏，草场还在退化。但是情况一明，扭转局面的决心就大，领导上确是在为纠正恶性循环的方向采取措施。金饭碗究竟还是金饭碗。
说到能源，甘南不用愁。它有两条江，白龙江和洮河分别是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水势冲激，落差很大，大可发电。据估计可以利用的水力资源有二千四百万瓦。现在只开发了二十万瓦，不到十分之一，潜力巨大。
技术和资金不足是甘南发展工业的最大困难。技术要人去掌握，已经能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人目前说来在少数民族中确是不多的，甘南不是例外。要迅速发展甘南的工业，第一是必须抓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培养人才之道是在教育。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甘南的教育情况。
民族地区办现代学校教育可不简单。民族间语言不同。如果缺少会说本民族语言的教师，上课时学生听不懂老师说的话，教学实际上是无法进行的。甘南在1974年前就碰到了这个困难。甘南人口几乎有一半是藏族，但是连小学里都找不到合格的藏族老师。请了汉族老师来，学生不懂汉话，教室里秩序很难维持。据说有一位老师在教学生念书时，学生乱闹，他大声喝了一声“不要吵”，全堂顿时齐声跟着说“不要吵”，还以为是在念课文。这样的课堂自然吸引不住学生，学生出勤率很低。有些家长索性不让孩子上学，入学率因之也很低。有个乡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规定学龄儿童不上学，家长要罚一条牛，学生如果一天不上学，罚两毛钱。这些规定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那就难说了。
到了1974年，情况好些，少数小学里对藏族学生用藏语上课了。目前这个问题据说基本上已经解决。但是教师质量不高，小学的入学率，还不过64%。我没有得到分民族的统计，说不出在入学率上的藏汉的比例。只在合作郊外吃饭时，问起招待我们的藏族主人，他的孩子就没有上学，而在照料羊群。
中学里除了民族中学都用汉语上课，所以可以请汉族老师，语言上没有隔阂了。但是要到外地去请老师上这高原来执教又不很容易。尽管已经采取优惠政策，在甘南工作的干部一律有高原津贴。一个小学教师目前的工资可以有一百元，中学教师一百五十元。可是实际上这一点优惠吸引力还不够大，甚至留不住人。从1979年到1985年这七年里省里分配到甘南来的师资名额有一百九十三人，实际报到的一百五十七人；同期调走的教师有九十六人，实增六十一人，每年平均不到十人。分配来的是新手，调走的大多是老教师。教学质量要保持都有困难。根据当地教育机关的统计，目前各中学共有教师一千四百人，缺额达四百六十九人，占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从甘南录取的大专院校新生共六百零五人，每年约七十五人。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回来的极少。不仅教育战线上甘南人才流动上出现出超，其他战线上同样发生人才外流的情况。主要是外地干部要求回原籍工作。
从这几年的经验中，得到了一条教训，当地人才要当地培养最为可靠。从教育战线来说，甘南正在打算设立一个培养本地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这个学院的师资又从哪里去请来呢？这不是个老问题么？他们摸到教师的心理，要他们把工作岗位调到这高原来是困难的。有句话说：“上珠穆朗玛峰不怕，因为下得来；去甘南可不成，一去回不来。”因此他们想出了个办法，这个学院想和兰州师范学院联办。教学部门由兰师负责，拨出一部分兰师的教师来甘南教课，每周、每月来回，半年一年轮换都行，经费由甘南担负。
学校联办是一个提高民族地区教育的新构思，在甘南这样离开城市不远的民族地区是有可行性的。我想各地民族学院可以考虑这种创议，机动地发挥民族教育师资的作用，在民族地区就地培养本民族的工作干部。当然这种设想能否实现，还有待于甘肃省当局和兰师是否有决心，出力把甘南迅速发展起来。
甘南藏族的现代化可能是整个藏族现代化的先行者，而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是培养人才，教育要先行。教育要办得好，师资的培养是第一。我对甘南师院的创建寄托着厚望。
·外助自立建设工业
我们花了一个上午和甘南领导同志讨论教育和人才问题，会上空气并不那么令人舒畅。虽则我们找到了联办师院的设想，但以目前论人才似乎还在流失。甘南这一片高原是不是真的吸引不了人，又留不住人呢？
饭后和我一起去的同志皮鞋跟脱落，走路成了问题。一问，说是市中心街头就有修理皮鞋的摊子。我午休起来，看见那位同志的鞋跟已经修理好了。他兴冲冲向我说：“谁说人们不敢上甘南，街上有的是内地来的手艺人。”接着他讲了以下的情况：
修鞋的是一位女工，她是浙江诸暨人，在这里设摊修鞋已经有两年了。同她一起来的有二十人，都是修鞋的。她和另外一个同伴合租一间房屋，月租十四元。每天收入多则十几元，少则六七元，以平均说大约八元，一年净收入可以达二千元。家里有个孩子由婆婆带，每年回次家。家里的田地请别人种。
从外地到甘南来做活的人并不只是修皮鞋，更多的是成衣和木匠，还有理发，等等。成衣南方叫裁缝师傅，他们在甘南有些只替人裁剪，款式时行；有的来料缝衣，还有是准备各种花色的衣料，顾客可以不费事地买回一件合身合意的专门为他缝制的衣裳，因此很受人欢迎。有些还是摆个摊子，有些已经租了间房子开铺营业，还挂招牌。木匠大多是流动的，由顾客提供膳宿，承包各种家具，一家完工，另走一家，似乎没有闲空的日子，收入比修鞋的要多得多。最艰苦的要算养蜜蜂的人。他们以同乡关系结成一个小帮，搭火车，包卡车，到这遍地是花的草原上来放蜂采蜜。在公路上我们常常看到放蜂的帐篷，曾经下车访问过。据说是四川人，每年结伙来草原，住四五个月，还家可以净收二千多元，兼制蜂乳的收入更多些。每个人一个帐篷，食宿都在里面，有的地方两三个帐篷靠得较近，基本上是沿路分散，各自经营，风风雨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上面所说的那些流动的手艺工人，现在在边区各地都会碰到。我去年去赤峰，深入到小镇上去，就见到挂出牌子来自浙江的成衣铺，后来去包头，又在伊克昭盟同样见到他们。真想不到这次上高原，还是遇到他们。他们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四川等省，总数不好估计。他们从本乡来，说是劳动输出的一部分。我以前曾说过江苏省劳动输出大约有一百万人，但只指地方集体单位和其他地方订立合同的建筑工人，并不包括这些单干户的流动手艺工人。
这些流动手艺工人是以自己的劳力为边区居民服务的，所以受到边区居民的欢迎。边区城镇服务行业不发达，穿了皮鞋蹩了跟没人修。外地有这些手艺工人前来，不是正中下怀么？这些外地手艺工人一方面是由于当前的户口规定不能落户，另一方面还有离乡不离井的习惯，所以形成了他们的流动性。通过这些流动手艺工人的手，边区每年要汇出大笔资金。我在伊盟东胜市得悉，当地邮局每年流到浙江去的小宗汇款总数达四十万元。以每人汇出二千元计，五十个人就是十万元。东胜这个镇上流动手艺工人不下二百人。如果以此类推，整个边区通过这个渠道外流资金必然以亿计。
从表面上看，这可以说是边区的资金流失。但事实上，这些外地工人把手艺送上门来，比之向外地购买时式服装家具等消费品，还是便宜些。归根到底问题是在边区自己不发展工业，不培养手艺工人，不搞第三产业，资金外流是挡不住的。目前边区经济的实况是只用原材料到内地去换工业品，入不抵出时，靠中央补贴。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可说是一种输血的办法。
输血变成造血，就应改补贴为投资，去帮助边区发展工业。工业发展了，西北自己就有钱维持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且可以积累资金，自己发展工业了。这才是造血，也可以叫作外助自立。
当前边区技术不足，怎样发展工业呢？看来也得在人才上采取造血措施。上节所说联办学校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学校教育是基本工作，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引进一些手艺工人和工厂里的技工和工程师。手艺工人是已经来了，但还属流动性质。变流动为固定，首先是使这些愿意落户的人落下户来。更重要的是引进他们的手艺，培养一批本地工人。撒种出芽，落地生根。
我们那天下午参观了合作市的毛革厂。接待我们的是该厂负责人，一个藏族转业军人。这个厂原是夏河皮革厂的一个毛皮车间，1980年独立建厂，当年投产，而且增加了个制革车间，现在已有职工二百八十六人，其中一百五十八人是汉族，七十三人是藏族，还有回族和满族，是个多民族的工人队伍。去年产值达一百七十四万元，利润八点七万元。今年已经定制皮夹克二万件，运销东北，市场很旺，甚至想向国外“伸伸腿”，已经和美商联系出口兔毛皮加工品和土拨鼠皮毛套。我看了很激动，这是甘南工业化的种子，蓬勃有生气。
我问起他们的技术问题。先是从夏河制革厂里传下来的。这是我曾说过的乡、镇工业细胞分裂法的例子。这位藏族转业军人，就是在夏河厂里结识了三个南京同行，建立了联系。一个是南京皮革研究所的，一个是南京虹光皮革厂的，一个是南京黎明皮革厂的。靠这三个人，合作市的毛革厂得到了信息渠道和技术支援。他们每年来甘南几次，带来制革所需的机械和药品。今年为东北制造皮夹克就是由他们穿针引线。这也就是我曾说过的超距辐射。南京的技术能力可以直接辐射到甘南，不必经过中间梯度媒介。
我又问：他们怎么会愿意帮助这个厂的呢？他们说：一是交情，二是优惠待遇，三是不要求他们长期住到高原上来。他们还是在南京供职，每年来几次就行了。但是不论在哪里，这里照样每月送工资，到甘南来的时间工资加倍。
群众是聪明的，他们在实践里创造出了在当时当地具体情况下行之有效的办法。上面所说的三条，我看不但适用于在甘南，也是其他民族地区兴办新厂、吸引技术的道路。交情一条可以扩大一些，超出个人之间的关系，代之以支边的各种渠道。
我们对甘南人才外流的担忧，至少已看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在技术上、人才上造血有门了。如果能推广毛革厂的经验，在最近几年中甘南的小型企业就能搞出个底子来，而且更值得我们提出的是，这里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工人队伍的形成。正是这支队伍在把甘南建设成藏族现代化的跳板。如果把这个实例和白龙江林区那种撇开当地藏族而去移入汉人来开采的情形相对照，孰优孰劣，不是极为明白了么？
·访拉卜楞寺
甘南行的最后一站是夏河拉卜楞寺。拉卜楞寺是甘青地区喇嘛教的圣地，每天有从各方来的藏族善男信女到这里朝拜。他们绕着寺院打转，口中念念有词，有些甚至每步一叩，四肢舒直，五体投地。拉卜楞寺自从开放以来又成了各国旅游者的胜地，他们手持相机，东跑西窜，寻觅新鲜镜头。
我去拉卜楞寺既非朝圣，又非猎奇，也许可说是回愿，偿回我很久以来的夙愿。人类学这门学科里最难念的一课应当说是宗教。一个无神论者怎样去认识另一个民族的宗教精神世界呢？耳闻不如目见，总想有个机会亲自访问一个藏族地区喇嘛教的寺院。既然到了甘南，怎能不去久已闻名的拉卜楞寺呢？8月16日午休后从合作启程去拉卜楞寺所在地的夏河，行程七十公里，因正在修筑公路，到傍晚才到达。
车子在曲折的山岗里走了半天，夕阳西下时刻，接近夏河，豁然开朗，遥望山谷里一片人烟稠密之区，平顶土屋中矗立着不少寺院的金顶，反映落日，闪闪发亮。公路穿过市区，一座座宏大的庙宇，闪过眼前。市容独特，和临夏、合作迥然不同。这时才感到身入藏区。
拉卜楞寺初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正是《平定朔漠方略》编成的一年，可说是清朝统一版图的鼎盛时期。其时和清皇室联盟的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黄河南亲王创议在他势力下的甘青地区建寺，一方面迎合清廷“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一方面用宗教巩固他的地方势力。他物色到了本地出生，正在拉萨“留学”的嘉木样大师，迎他返籍，选择扎希奇谷地建筑这个寺院。最早称扎希奇寺，后来因为嘉木样的名声大振，就用他住所的专称拉卜楞作为一般习用的寺名，而且在拉卜楞寺的势力扩大的过程中又被用成该寺控制地区的地名。
该寺创始人嘉木样一世，从他的传记看来，是一个好学深思，在神学上颇有造诣的喇嘛教徒。他矢志要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可以和拉萨相比拟的喇嘛教佛学中心。拉卜楞寺不只是一般祀奉神明的寺院，而主要是个喇嘛教的高等学府。从嘉木样一世起，在二百三十年中不断发展，陆续建立了六大学院，不但在神学上而且在天文、历算、医药、艺术等学科上都有专业设置，在保持和发扬藏族文化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拉卜楞寺作为一个高等学府，它的主干部分是嘉木样一世创业时1710年建立的闻思学院。在这里进行喇嘛教经典的基本训练，因而也是藏族文学的研究中心。学习时间最长，课程也多。在新中国成立前经常有三千喇嘛在这个学院里学习。其次是续部下学院，也是嘉木样一世1715年建立的，可称之为神学院。第三是时轮学院，1763年嘉木样二世所建，可称之为艺术学院，学习宗教舞蹈和音乐。第四是医药学院，1784年嘉木样二世所建。第五是喜金刚学院，可称之为历算学院，1881年嘉木样四世所建，学习天文和算法。第六是续部上学院，与续部下学院性质相同的神学院，1939年嘉木样五世所建。在上述这五个专科学院里，学习的喇嘛为数较少，最盛也不过百余人。
作为一个高等学府，该寺有严格的学制，规定课程、编级、考试和学位。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入学，但必须拜一个在寺的有学问的喇嘛为师。一个老师只收少数学生，负责指导他们参加各学院各班级的日常功课。学生的生活都得自理，对寺院或老师不交学费，但要为老师服役。师徒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听来他们确有敬师爱徒的好传统。寺内所有喇嘛都是由自己家庭供养的，只在有来寺布施时才能吃到“大锅饭”。每个学院的公共厨房里都有个大锅，可以煮几百人的斋食。普通喇嘛生活清苦俭朴。当然寺庙本身过去拥有巨大的财产，因为许多信徒甘心情愿地把一生劳动的积累，一下子都施舍给寺庙，自己再去过乞讨的生活。这些是在贫苦大众的海洋里矗立的金碧辉煌的大厦。上层喇嘛生活豪华。
这座藏族的高等学府尽管在文化上起着保持和提高的作用，但是在群众眼里它还是一般的古寺庙。在这里进香朝拜，做功德，祈求来世的幸福。在我这个世俗者的心里实在有说不尽的感叹。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一个人生出来就在这种制度里成长，把这种制度所规定的一切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规范视作当然，封锁在这笼子里过一生。他们那种忠厚虔诚的性格只应引起人们的尊敬，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现在的报答却是艰苦和悲惨，那又怎能使我心安？
我这次到拉卜楞寺做客是嘉木样大师的上宾。承蒙他和我同起同坐和同车出游。他对我的热情真是不胜感激。出行时，一路上所遇到的藏民，车过处，没有不维恭维敬地低着头，鞠着躬，摊开双手，站立路旁。车子一停，一拥而上，把头向我们伸过来，意思是要求摩顶，甚至有人用头去冲撞我们的汽车。这些完全出于自发的行为，流露出他们虔诚的内心世界。我对他们真是感愧交加。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但是他们从小从社会里接受的理想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我参观了拉卜楞寺的藏书院和医药学院，我听到去年闻思学院失火的事件，看到这么多珍贵的经书重层叠架地堆积在黑越越的经堂里，想到的却是这样一大批藏族的文物的安全保障。与其受了灾之后，动用大笔款项去重建，实在不如亡羊补牢地赶紧采取一些防卫的措施。
翌日，在嘉木样大师陪同下，去夏河的桑科草场聚餐，我在上面已经讲过。18日离拉卜楞寺返回兰州，朝发夕至。在车上我对草原印象犹新，口吟一绝：
朝辞甘南古寺前，千寻高原早入秋。
草香醇处如容醉，牛羊同群不羡仙。
1985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