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文字因缘——我和《新观察》
年纪老了，时间感觉已失分寸。近半世纪前的事还好像发生在昨天。屈指计算我和《新观察》前身《观察》的这段文字因缘，才惊觉一刹间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还是在1946年夏天，李、闻事件之后不久，我从昆明回到苏州浒墅关“避风”，并编写《生育制度》的未了部分。潘光旦先生和我住在一起，并为我这本书写序。《观察》主编储安平，潘先生的学生，赶来约稿。潘先生把我介绍给他，“这是一位快手”，并把那篇序言，加一题目“派与汇”给了他。我不久就重访英伦，在英国所写的通讯都还是寄给《大公报》而没有给《观察》。直到翌年春季，回到清华后，才开始向《观察》投稿，后来竟成了个不用特约而经常主动供稿的积极支持者。
《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全国解放了，在人民的天下，《观察》也以“新”的面貌与读者相见。我又是更“新”的积极支持者，继续了这段文字因缘。后来收入《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兄弟民族在贵州》《话说呼伦贝尔》等小册子里的文章，大多是先在《新观察》发表的。每周如果看不到《新观察》，就会觉得遗失了什么似的。
人生是曲折的，《新观察》不仅反映了我后来这多年坎坷的道路，而且也受到我的连累。1957年我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没有登完就被腰斩，说这是一棵“大毒草”。对我来说，反正在劫难逃，不幸的倒是株连到了在《新观察》工作的我的学生黄沙（原名黄宗英），他竟被扣上帽子，贬落乡间，在十年动乱中抱冤而终。这在我和《新观察》这段文字因缘中留下了创伤。
“反右”之后，我这匹叫马不鸣者有二十年。在这期间《新观察》是否还出版，我已无法顾及，反正这类刊物也到不了我的手上。当黑夜过后，使我安慰的是我又见到了它，也是它把我手上这支笔唤醒了。
《新观察》的活力能否恢复，编者的辛勤劳动固然是重要的，看来主要还在于知识分子的活力能否早日恢复。我深信，如果《新观察》能抓得住当前知识分子的心，它必然能坚持过去的传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渴望邮递员早一点送到手上的读物。我正是这个传统的见证人。
1985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