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事业

家庭一向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人人都是在家庭里成长，在家庭里生活。而家庭生活又都得由家务劳动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务劳动不是件新事。然而，像北京市妇联那样以社会的力量把家务劳动组织成一项社会性的服务行业，却是件新事，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事业。

切实地组织社会力量，来帮助千家万户解决家务劳动的沉重负担，是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这是我在前年调查知识分子问题时的一种深切体会。我在昆明民盟的同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我想知道干扰他们业务工作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结果，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填写家务负担过重的占了总数的40%以上。进一步分析，中年知识分子填写这个答案的占绝大多数。我就跟踪这个结果，访问了一些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看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挤在小小的房间里，上班前下班后，烧饭、洗衣、搞卫生；有孩子的，更不用说了，一刻也闲不住，尤其是女同志负担更重。这种情况不是个别，而是十分普遍。它严重干扰了知识分子智力的发挥，拖住了经济建设的后腿。

那么，家务劳动为什么会成为当前多数家庭的沉重负担呢？我认为，这是社会前进中出现的矛盾，现在我们做到了男女都有了就业机会，这是一大进步，改变了以往男的出外挣钱，女的在家干家务的传统模式。

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夫妇都有了职业，家务怎么办？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如果家务劳动量是X，业务劳动量是Y，传统模式中，夫妇共同负担的劳动量是X+Y。现在夫妇都就业了，家务劳动并不减少，总劳动量成了X+2Y。如果男女都就业，2Y这个数量不变，增加的这一部分劳动，由谁来负担呢？这里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夫妇的任何一方负担，一种是由夫妇共同负担。按照传统模式分工，往往由女的分管家务。这样一来，女的就要承受家务和业务双重负担，事实上是负担不了的。那只有采取夫妇双方共同担负家务的方式了。我们的中青年男子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但家务劳动中有一个很繁重的项目，就是抚育孩子。从怀胎到哺乳，男子是“爱莫能助”的。特别是在传统模式多多少少还留有尾巴的情形下，女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量往往大于男方。这种不平衡的分工反过来又影响了女方的业务，目前，一些机关的人事部门很怕要女的。中学和大学招生时，甚至录取分数标准也发生了男女差额。这就是说，社会上在坚持男女有同等就业机会这一原则上打了折扣。因此，组织社会力量减轻家务负担，不只是解除“双职工”的后顾之忧，它同妇女作用的发挥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关系极大。

怎样减轻家务劳动负担，我想有三条办法：一是家务劳动职业化，二是家务劳动社会化，三是家务劳动机械化。

家务劳动职业化，是指社会上有一些人把各家的家务劳动作为专门职业包下来。最初级的形式就是“保姆”。现在北京的“保姆”至少已超过五万人。这是一个不小的队伍。但是，由于旧社会的“保姆”是“听人使唤的下人”，致使一些人对“保姆”还存有不正确的看法，把这种服务行业看成低人一等的职业。我们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承认“家务服务员”是一项光荣的社会职业，对从事这项职业者应当有领导地负责培训和介绍工作。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指把原来属于家务劳动范围里的事，转移成为社会的专业服务。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一个例子。它把各家的孩子集中起来由专人抚育，这就使家务劳动的分量大为减轻。再如公共食堂、街道洗衣、缝纫组等，也已经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服务事业。

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家务劳动都是累人的负担，人们也不是怕家务劳动，只是怕负担过重，干扰自己的业务和应有的休息和娱乐。只要把家务劳动中那些成为负担的部分转移出去，就能使家务劳动的性质发生变化。这需要条件，那就是家务劳动的机械化，包括种种现代的设备。搞卫生有吸尘器，洗衣服有洗衣机等。这样家务劳动也就不太费事了。这些固然还是远景，但是应当说是现实的远景，只要我们的国家少折腾，少浪费，经济和文化能发展得快起来，这种好日子是不会太远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可以盼望见到。

把家务劳动组织成社会性的服务事业，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的事业，一项新的事业。北京市妇联办的家务服务公司是向这个事业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让我们预祝妇联的同志们能搞出一套可以推广普及和逐步提高的经验，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为千家万户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