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放光彩”
政协不仅有大会和小组会，还有会外活动。委员们平时各有各职，不易见面。一年一度在首都举行的全体会议，给了他们难得的叙谈机会。交换意见，传播经验，加强了思想上的一致，增进了团结。这可说是我们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式。我前几天参加的职教社招待会就是一例。会上许多热心促进职业教育的委员们聚首一堂，杯酒言欢，畅谈己见，不拘形式。我深受启迪。
职教社全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民间团体，由来已久，它成立于1917年。当时我只有七岁，刚入小学。它开创时是我父亲一辈志同道合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组织，主其事的是黄炎培和史量才等当时社会先进分子。由于我父亲和他们相熟，所以我从小就听到他们的名字。去年我被邀入社，曾戏言“顶替”，原出于此。
这个组织是应运而生的。我国工业的引进一开始就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以张之洞、盛宣怀等为代表的“官商”，是后来官僚资产阶级的来源；一条是以张謇和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的父亲等为代表的“实业家”，是后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先驱。工业兴起立刻发现旧社会里找不到能为新兴事业服务的人才。上自经理，下到职工，对西方引来的那一套企业的管理和技术，都难称职。于是引起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一面是废科举，办新学，一面更直接提出发展职业教育的口号，激发了当时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热情，出现了职教社的组织。
民族企业的好景不长，被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制着生长不起来。严酷的现实，教训了我上一辈的民族企业家。他们不得不抛去幻想，走上为民主作政治斗争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黄炎培、胡厥文等人代表觉悟了的民族实业界连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以职教社为其基础的一部分，和其他爱国民主组织一起，投入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了民主政团同盟。后来这个同盟又分成若干兄弟组织，职教社的成员和其他民族实业界爱国人士组成了民主建国会，以迄于今，是现在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期间，职教社虽则保留它的组织，从事具体的如开办职业学校等活动，但是战争年代里，根本谈不上工业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受到“左”的干扰，职业教育一直都是沙地上的枯草，默默无闻。在“文革”期间，基本停顿。直到拨乱反正，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国策，形势才根本转变过来。职业教育成了当前的迫切任务。1982年职教社正式恢复组织和工作。胡耀邦总书记亲笔复信给胡厥老说：“该社故友新秀决心继承发扬光大黄任老毕生奋斗的事业，为国家加速造就人才，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可喜可贺。”
在前几天的招待会上，王艮仲同志宣布职教社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即将复刊。胡耀邦同志又提了四个字“重放光彩”，语重心长。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至少在百年之前就已经起步，道路曲折，今天又接上了比我还长一辈开创的事业，而我已年老。童年记忆犹新，匆匆已入暮年。这是无法改写的历史。光彩重放，但看今朝。
1985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