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第十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194]，以至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
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195]，而不得真贤也[196]。”
文王曰：“何如[197]？”
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198]。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199]，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200]。”
文王曰：“举贤奈何？”
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201]，按名督实[202]，选才考能[203]，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204]，则得举贤之道也[205]。”
【注释】
[194]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意谓国君致力于推举贤人却没有收到实效，世间乱象愈演愈烈。孔德骐说：“（《六韬》）认为一个君主主政时，如果不能谨慎地择用人才，就可能导致‘世乱愈甚，以致危亡’（《举贤》）的后果，其政权就可能丧失。这就是只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造成的。把选将举贤与治国治军联系起来，是颇具眼光的。‘贤’字最早见于《周礼》和《尚书》。如《周礼·地官》就有‘以贤制爵则民慎德’的说法，《尚书·大禹谟》也有‘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的记载。这里的‘贤’字同《六韬》的‘贤’字一样，都是作为人才的一种代称。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每论及治国治军之道，都无不论及用贤问题。孔子可以说是明确提出‘举贤’主张的人。他在回答仲弓如何管理政事的问题时，就曾直截了当地说‘举贤才’。墨子更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主张。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这个体面、动听的口号，真正付诸实践的并不多。因为，在君位的人如果喜欢任用世俗所称道的人，这就为那些结党营私的人提供了方便，必然要出现‘多党者进，少党者退’，以致‘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等现象。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坚持‘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和‘按名督实，选才考能’的原则和方法，才能达到‘实当其能，名当其实’的目的，从而真正用贤使能。”
[195]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意谓造成偏失的原因在于国君喜欢使用一般人所称赞的人。世俗，一般人。誉，称赞，赞美。又，敦煌写本“君”下重一“君”字，“誉”作“善”。
[196]而不得真贤也：敦煌写本作“不得其真贤之实”。
[197]何如：《群书治要》本作“好用世俗之所誉者何也”，敦煌写本作“好用世俗之善者何如”。
[198]“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四句：意谓国君以一般人所称赞的为贤人，以一般人所批评的为不贤之人，这就导致党羽多的会得到提拔，党羽少的会遭到黜退。毁，与“誉”相对，批评，诽谤，讲别人的坏话。施子美曰：“如以世俗毁誉，而为贤不肖，则朋党之说进，而忠臣贤士无所容矣。昔者齐威王可谓不惑于毁誉也，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赵伐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者，封即墨大夫以万家。是则威王知以为贤不肖者，不在于世俗之毁誉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是则举贤者，必欲得其实而后可也。”刘寅曰：“君以世俗之所称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谤毁者为不肖，世俗无知人之明，所誉者未必贤，所毁者未必不肖。人君不能别白，则多树朋党者进，少树朋党者退。”又，《群书治要》本“贤”作“贤智”；“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句之上有“好听世俗之所誉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或以非忠为忠，或以非信为信”五句。敦煌写本“好听世俗之所誉者”作“君好听世俗之所誉言，世俗言者”，“或以非贤为贤”以下四句与《群书治要》本同。
[199]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比周，坏人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又，邪，敦煌写本作“奸”。
[200]国：敦煌写本作“国君”。
[201]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意谓将帅与宰相分清职责，各自根据不同职位的用人标准去推举人才。朱墉引《合参》曰：“相举百职，将举将才，既无举而不当之病，亦无冒滥越俎之嫌，而国家收用贤之功。”又引张江陵曰：“国之所以不治，皆由于将相之不和。将相不和则各怀二心，从此分门别户，各树私党，又焉能公举贤人？”张文儒说：“在中国古代最高统治集团内，将与相是分担不同职责的。相的职能是经国济世，将的职责在统军御敌。然而，在此之前，也就是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将与相往往由同一个人担任。齐国管仲、魏国吴起、吴国伍子胥等，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当时之所以会这样，一是由于国家规模较小，兵力较少；二是君主集中权力的需要。只是到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兵员增加，战争规模扩大以及通过长期兼并最后出现了几个大国，使得在客观上将、相必须分开，君主本人也顺乎潮流分别选用适合于为相和为将的人物，如赵国的廉颇和蔺相如即是。这样，才使得整个统治机器呈良性运转。从《六韬》里看出，书的作者显然主张将、相分职。……也就是说，将和相分开，各司其责，循名督实，非实不用，是选用贤才的关键所在。”
[202]按名督实：意即按照岗位标准去考察工作情况。督，督察，考察。又，《群书治要》本及《太平御览》卷四〇二引《六韬》皆作“察”。
[203]考：《太平御览》卷四〇二引《六韬》作“任”。
[204]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当，适合。又，此二句《太平御览》卷四〇二引《六韬》作“名实俱得也”。
[205]则得举贤之道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举贤者当循名核实而各收其用。”朱墉《全旨》曰：“此章名实二字，一篇之主。处士盗虚声而鲜实效，朝廷进朋党而抑单寒，真才不出，功效不收，以致互相引援，互相排挤，酿成患害，祸且中于国家，此用人之大病也。惟各举所知，不生侵忌，督责其实，考试其能，则无锢蔽植私之弊矣。”又，此句《群书治要》本作“则得贤人之道”，此句之下有“文王曰善哉”五字；敦煌写本同。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国君致力于推举贤人却没有收到实效，世间乱象愈演愈烈，以致国家陷入危亡，原因是什么呢？”
太公答道：“是由于推举贤人却不加使用，这是有推举贤人的虚名却没有使用贤人的实效。”
文王问道：“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在哪里？”
太公答道：“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在于国君喜欢使用一般人所称赞的人，因而没有得到真正的贤人。”
文王问道：“为什么呢？”
太公答道：“国君以一般人所称赞的为贤人，以一般人所批评的为不贤之人，这就导致党羽多的会得到提拔，党羽少的会遭到黜退。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众多坏人就会相互勾结，阻挡贤人的升迁，忠臣无罪却惨遭杀戮，奸臣凭借虚名捞取爵位，所以导致世间乱象愈演愈烈，国家不免陷于危亡。”
文王问道：“怎样才能推举出贤人？”
太公答道：“将帅与宰相分清职责，各自根据不同职位的用人标准去推举人才，按照岗位标准去考察工作情况，选拔出人才，考核出能力，让官员的能力与官位相符，官位与能力一致，能这样做就是掌握了推举贤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