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将第十九
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
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26]。”
武王曰：“敢问其目？”
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27]。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28]，仁则爱人[29]，信则不欺[30]，忠则无二心[31]。
【注释】
[26]将有五材十过：意谓将领应具备五种才能，警惕十种缺点。材，才能。施子美曰：“任官惟贤才为国之要也。官之所任，必欲得人，况将之为职，社稷安危之所系，万民死生之所托，讵可妄爱之耶？必得其人而后可以专其任。人不能皆贤，而有不肖者焉，此所以在所论也。其孙子之论将，有所谓智、信、仁、勇、严，……即太公之五材也。又有所谓将有五危。孙子之五危，即太公之十过也。材则必胜，过则必败，可不论之乎？是以晋谋元帅，则必曰郤縠可。此以材论之，而知其可也。赵将赵括，其母力言其不可，此以非其材论之，而知其不可也。”“必备是才而后可以居是职。五材既备，斯可以将矣。五者其与孙子之五者亦一律矣。而孙子易‘忠’以‘严’者，盖人谁不忠？而严者又治军之所先也。先之以智者，盖孙子言之始计，非智不可也。”朱墉引邓伯莹曰：“总是用将要慎知其长，又要知其短。不可见其长，便忽其短。”又引彭孺熙曰：“大旨要明于知人，慎于用将，见得将是社稷人民所系，若我不知其材与过而委任之，至事败而悔无及矣。又云有五材十过，盖谓不可尽以为材，又有过者在；不可尽以为过，又有材者在，不可不察也。”“有材而不善用之，则过即伏于材之中；有材而善用之，而过即迁于善之内。”“练其材，使之务全其德；惩其过，使之无一敢蹈。”又引黄氏曰：“在衡品者，于醇之中而有以察其疵。在量才者，于优之中而有以观其劣。”“乐于见材之心，即易于致过之地。乌得以将之有材，而遂遽信其无过？讳过之念，皆足以害材之端。安得以将之无过而即轻许其有材？”“不以材忽其过，亦不以过掩其材。不以全材而贷其一过，亦不以一过而累其全材。”又引鲁氏曰：“十项皆从好处见出病来，此亦不学之过。若加之以学问，裁之以适于中，则成其材而化其过矣。”“过而知矫即获其用。过而自用，未有不为人所乘者矣。”又，材，《群书治要》本作“才”，下同。
[27]勇、智、仁、信、忠也：刘寅曰：“太公论将，以勇为首；孙子论将，以智为先；太公终之以忠，孙子终之以严；何也？夫为将之道虽有五，而其要则在智勇二者而已。勇而无智，则轻死，是斗将也；智而无勇，则心怯，特谋将也。孙子论计，故以智为先，谋定而与人战，则勇有所施。太公论材，故以勇为首，勇决而谋于成，则智有所用。故勇必以智而后成，智必以勇而后行；然无仁，则失之残忍而士众之心离；无信，则失之欺蔽而上下之情隐；故智勇必以仁信辅之也。《中庸》论三达德：曰智、曰仁、曰勇，而行之以诚。诚者，信之极也。太公终之以忠，恐为将者不能尽乎己，而有二心也。二其心，则事不成矣。孙子终之以严，恐为将者失于姑息，而爱克厥威也。爱克厥威，则允罔功矣。太公、孙武之言，各有攸当，宜参互考之，不可执一论也。”国英曰：“王者选将录其长，必戒其短。学者当知诚意正心，则忠信得主。持志养气则智仁自生，不言勇而勇寓焉，此乃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功夫。故由忠信智仁而发，则是大勇，刚柔缓急默运于中，是为不可犯。若心气浮躁，忿怒决裂，则是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但临敌用人，宜知权变，取其长，勿忽其短，可耳。”刘庆在《〈六韬〉与齐国兵学》一文中说：“《六韬》论‘五材’，以勇为首，与《孙子》书中‘智信仁勇严’以智为首大相异趣。对此，《吴子·论将》斥之为：‘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其实以勇敢为军事首领美德源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英雄崇拜习俗。武王伐纣时，刚刚脱离原始社会不久，尚勇精神依然根深蒂固，这在《诗经》有关篇章中都有生动的反映。流传至今的《大武》乐章就是模拟武王伐纣时的战斗行为编成的。孔子曾对之评价说：‘夫乐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礼记·乐记》）周朝建立以后，奉行仁义、礼让的兵学原则，讲求堂堂之阵，正正之兵，作战时仅凭个人勇力犯难涉险，也就不会对将帅的智谋权变能力提出过高的要求。直到春秋，一向崇尚西周礼乐文明的孔子仍然强调‘战阵有队矣，而勇为本’（《说苑·建本》），大概是由于对太公一脉相传下来的‘发扬蹈厉’尚勇精神仍景慕不已的缘故吧。”又，忠，《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引《六韬》作“必”。
[28]智则不可乱：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所谓‘智’，一是会指挥，认为‘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奇兵》）。二是会训练，懂得‘练士之道’。即从一人学战到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学战，教成之后，能‘合之百万之众’，‘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教战》）。”
[29]仁则爱人：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所谓‘仁’，就是要爱兵、爱民。爱兵，则将帅应与士卒同劳苦。对此，《励军》篇有精彩的论述，如说：‘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仁’的另一种表现是爱民。如《略地》篇强调：‘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这种不烧杀抢掠，不杀俘、不屠城的主张，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30]信则不欺：施子美曰：“信则以诚相待，故不欺人。羊祜亦信矣，当时吴将且有‘安有鸩人羊叔子’之言，则其不欺也可知。”又，《群书治要》本“欺”下有“人”字。
[31]忠则无二心：施子美曰：“忠者必一心事君而无疑贰，故无二心。裴晋公讨贼，誓不与俱存，非无二心乎？”又，忠，《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引《六韬》“必”。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评论将领的原则是怎样的呢？”
太公曰：“将领应具备五种才能，警惕十种缺点。”
武王曰：“我要冒昧地询问一下这方面的具体内容。”
太公曰：“我所说的五种美德是：勇敢、智慧、仁慈、诚信、忠诚。勇敢就不会被侵犯，智慧就不会思虑惑乱，仁慈就懂得爱人，诚信就不会欺诈，忠诚就会对君主没有贰心。
“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32]，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33]，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34]，有廉洁而不爱人者[35]，有智而心缓者[36]，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37]。勇而轻死者，可暴也[38]；急而心速者，可久也[39]；贪而好利者，可遗也[40]；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41]；智而心怯者，可窘也[42]；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43]；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44]；智而心缓者，可袭也[45]；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46]；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47]。
【注释】
[32]心速：这里是匆忙决策的意思。
[33]有仁而不忍人者：不忍，这里是心慈手软的意思。又，不忍人，《群书治要》本与《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引《六韬》皆作“不忍于人”，下同。
[34]信人：《群书治要》本作“信于人”，下同。
[35]有廉洁而不爱人者：《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引《六韬》无“洁”字；《群书治要》本“人”作“民”。
[36]心缓：这里是内心怯懦的意思。
[37]有懦而喜任人者：意即有的怯懦胆小，喜欢依赖别人。任人，这里是依赖他人的意思。刘寅曰：“古人多犯此病，如性急喑哑叱咤，项羽之类。贪而好利，如张鲁之类。性刚而自用其能，如袁绍之类。懦弱而任人，如刘表之类。”
[38]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意谓作战勇敢却愿轻易赴死的，可以突然攻击他。暴，突然，这里是突然攻击的意思。施子美曰：“勇而轻死则必无持重之心，故可暴以激之。如楚子玉刚而无礼，是勇而轻死者也，故可暴。”
[39]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意谓秉性急躁而匆忙决策的，可以用长久的时间拖垮他。施子美曰：“急而心速者，必不能持久，故可以久縻之。若赵括之出锐搏战，可谓急而心速者也，故可久。”朱墉引鲁氏曰：“急而速者，其性躁，持久不战则锐挫，故可久。”
[40]贪而好利者，可遗（wèi）也：意谓心地贪婪而喜好财货的，可以贿赂他。遗，给予，赠送，这里是贿赂的意思。施子美曰：“贪而好利，此则好货者也，故可遗之以赂。若秦之崤关之将，可谓贪而好利者也，故可遗。”又，遗，《武经七书直解》本作“贵”。
[41]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意谓讲究仁爱却心慈手软的，可以劳碌烦扰他。施子美曰：“仁而不忍人，则不欲劳其民，故可得而劳之。若夫忍于人，而如张巡之杀人而食，则不可劳矣。”
[42]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意谓聪明智慧却内心怯懦的，可以让他困窘不安。施子美曰：“智而心怯，则必不能断，故可窘。孔明虽知天下大计，然谋多决少，亦可窘也。”朱墉引鲁氏曰：“智而心怯者，迫之则促而不及用，故可窘。”
[43]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意谓对人诚信却喜欢轻信别人的，可以用言语欺骗他。诳，用言语欺骗。施子美曰：“信而喜任人，则内无所主而轻信人者也，故可诳。骑劫信齐人之言，喜信人者也。”朱墉引鲁氏曰：“信而喜信人者，行反间以诳之则轻信，故可诳。”
[44]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意谓品行廉洁却不会尊重人的，可以侮辱他。施子美曰：“廉洁而不爱人，则其心懦，故可侮。苟贪而爱人，若吴起，则不可侮矣。”朱墉引鲁氏曰：“廉洁不爱人者，清而近刻，士卒不乐为用，故可侮。”
[45]智而心缓者，可袭也：意谓聪明智慧却优柔寡断的，可以偷袭他。施子美曰：“智而心缓，则必不能速战，故可袭。荀攸谓陈宫有智而迟，此智而心缓者也。”朱墉引鲁氏曰：“智而心缓者，迟则识见已定，当急速其不意，故可袭也。”
[46]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意谓坚强勇猛却刚愎自用的，可以奉承迷惑他。事，侍奉，这里是奉承的意思。施子美曰：“刚毅而好自用，则必无谋，故可事之。若项羽之剽悍，则刚毅而好自用者也。”朱墉引鲁氏曰：“刚毅而自用者，敌卑词屈己以事奉之，则轻而不设备，故可事。”
[47]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意谓怯懦胆小而喜欢依赖别人的，可以设计欺骗他。施子美曰：“懦而喜任人，则必不明于事，故可欺。虽任人而不懦，如赵奢辈，则不可欺矣。”朱墉引鲁氏曰：“懦而喜任人者，敌设计绐之，令猜疑所任之人，则失其倚仗，故可欺。”按，以上《六韬》对将领“十过”的论述，发展并深化了《孙子兵法》的“将有五危”说。《孙子兵法·九变篇》曰：“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陈亚如在《〈六韬〉论》一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中说：“‘十过’中最常见的如勇而轻死、急而心速、刚毅自用等，为兵家之最大忌，军事史上因此而覆军杀将者可谓屡见不鲜。如晋、楚城濮之战的楚方主帅子玉，楚、汉成皋之战的楚方大司马曹咎，都因本身的这种重大缺陷导致兵败身死。其余数种也多为历史事实所证实。因此《六韬》‘十过’之说，是具有重大的告诫意义的。它还有一层教科书的意义，那就是针对敌方将领品质上的某种缺陷，可能采取怎样的对应措施来击败他。散见于《通典》、《御览》后经清人辑录的《李卫公兵法》，其中‘帅有十过’之说，即是袭用《六韬》这一节文字的，可见这些原则为论兵家所接受，竟至附会为名将的述作，它的普遍指导意义也就十分显然了。”又，任，《群书治要》本与《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引《六韬》皆作“用”。
【译文】
“我所说的十种缺点是：有的作战勇敢却愿轻易赴死；有的秉性急躁，匆忙决策；有的心地贪婪，喜好财货；有的讲究仁爱却心慈手软；有的聪明智慧却内心怯懦；有的对人诚信却喜欢轻信别人；有的廉洁守法却不能施慧于人；有的聪明智慧却优柔寡断；有的坚强勇猛却刚愎自用；有的怯懦胆小，喜欢依赖别人。作战勇敢却愿轻易赴死的，可以突然攻击他；秉性急躁而匆忙决策的，可以用长久的时间拖垮他；心地贪婪而喜好财货的，可以贿赂他；讲究仁爱却心慈手软的，可以劳碌烦扰他；聪明智慧却内心怯懦的，可以让他困窘不安；对人诚信却喜欢轻信别人的，可以用言语欺骗他；品行廉洁却不会尊重人的，可以侮辱他；聪明智慧却优柔寡断的，可以偷袭他；坚强勇猛却刚愎自用的，可以奉承迷惑他；怯懦胆小而喜欢依赖别人的，可以设计欺骗他。
“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48]。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49]。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50]。兵出逾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51]。”
武王曰：“善哉[52]！”
【注释】
[48]“故兵者”四句：按，《六韬》这里对于将帅重要作用的论述，亦见于《奇兵》篇，即：“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这是对《孙子兵法》“将帅论”思想的沿袭。《孙子兵法·作战篇》曰：“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施子美曰：“将之为任，难乎其人也若是。是故太公复言所以置将之道不可轻。盖兵者，国之大事。兵之所为大事者，以其存亡之所系也。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实统是兵也。兵有成败，则国有存亡，故其命属之于将。”朱墉引《新宗》曰：“国之大事系于兵，而兵之事系于将，则是将者从古所重，非自今日为然。”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在军队建设上，《六韬》也如同其他兵书一样，是将帅中心论者。而且，它比其他兵书更加强调将帅的作用。它不仅有《论将》、《选将》、《立将》、《将威》等专篇，而且在其他篇也一再提到这一主题。……但它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无疑是不可取的。”又，《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引《六韬》“大事”作“大器”，“存亡之道”作“存亡之所由也”。
[49]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施子美曰：“其察之者，欲其得人也。其在孙子亦云‘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太公亦云者，孙子之意，为举兵者言也，太公之意，为择将者设也。此太公所以置将不可不察为言。”
[50]兵不两胜，亦不两败：意谓战争不会让双方都获胜，也不会让双方都失败。施子美曰：“盖天下之势不两立也久矣，此盛则彼衰，彼强则此弱，不胜则败，二者必有一于此。不胜不败者，必若河曲之战，秦晋交绥而后可也。若泜水之役，阳处父退舍，子尚亦退舍，而后可也，不然必有胜败。”
[51]“兵出逾境”四句：意谓大军出发越过国境，为期不到十天，如果不是灭掉敌国，就必定是己方军队战败，将领被杀。施子美曰：“有奇兵出逾境，无十日之期，必有胜负。此言一举之间成败系焉，奚待于久耶？十日之间，不能亡彼之国，则必破军杀将，盖以胜负成败可以一见决也。”朱墉《全旨》曰：“此章论将极细。他处只言将之才有可用，此独于才中指出一端之偏，恐用人者因爱才而有失也。材者美质也。有美质须加以学问，斯不至流于偏而成过。若不知裁抑之，而任一己之性情，则敌人窥其私，而思有以中之矣。故说出可暴可久一节，戒人当药其病。若敌将犯此病，则可败也。末节又反复叮咛，深加省察，用将当察其材，即察其材中之过，乌有自取败亡之事哉？”
[52]善哉：朱墉引《开宗》曰：“此言国系命于兵，兵系命于将。亡国破军，兵家之常，论将者何可不察？”钮先钟说：“这一篇的主题非常明显，并且也有其特殊的见解，即所谓‘五材十过’之说……所论与孙子的意见只小有出入，但似乎还更为精密。其最显著的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孙子》所不曾列入者。此种差异可以显示时代的不同。孙子是春秋末期的人，在那个时代为将者多为各国贵族，其效忠本国大致是毫无疑问的。但到了战国后期，各国都竞用客卿，所以‘忠’当然也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孔德骐说：“《论将》引述了孙子‘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的观点，进而指出‘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说明选将是关系用兵成败和国家安危的大事。选将的标准是‘五材十过’。‘五材’，即勇、智、仁、信、忠。将有‘勇’，不畏强敌，才能使敌人不敢进犯。将有‘智’，才不会因疑惑而受外来扰乱。将有‘仁’，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护。将有‘信’，才能不受骗，上下贯通一致。将有‘忠’，才不至离心离德，故可授以重任。这是选将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在《奇兵》一篇中，作者又进一步阐述了仁、智、勇三个条件，并且增加了‘明’、‘精微’、‘常戒’、‘强力’四个条件，指出将选得准不准，是关系到军队的治与乱、强与弱，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十过’，即‘勇而轻死’、‘急而心速’、‘贪而好利’、‘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不爱人’、‘智而心缓’、‘刚毅而用’、‘懦而喜任人’。将如果有这些缺点，对治军、作战、军民关系等都会造成不良影响。这样势必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六韬》论将与《孙子兵法》论将，有同有不同。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相同的是都有计、勇、信、仁。不同的是，孙武以智为首，以严为殿，《六韬》以勇为首，以忠为殿；孙武多了一个‘严’字，《六韬》多了一个‘忠’字。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战争与以往相比，具有部队数量增多、武器装备改进、战场地域扩大、战争持续时间延长、作战方式复杂化等特点。所以，要使战争取胜，最重要的是智，以计取胜。《孙子兵法》十三篇，也是以‘计篇’为第一，表现了孙子对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当是斗智。齐鲁长勺之战，鲁国取胜，是鲁、齐两军的指挥者斗智的结果。所以，古代军事家有孙武尚智的美称。同时，孙武强调‘严’，即明法审令，严明军纪。历史上有关孙武吴宫教战，斩吴王美姬的故事，就是以‘严’治军、以‘法’治军的典范。”
【译文】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军队的命运由将领掌握。将领是国家的辅佐，为先王所重视。任命使用将领不可不慎重考察。所以说：战争不会让双方都获胜，也不会让双方都失败。大军出发越过国境，为期不到十天，如果不是灭掉敌国，就必定是己方军队战败，将领被杀。”
武王说：“您讲得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