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传第五
文王寝疾[84]，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85]。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86]。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
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87]？”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88]，此三者道之所止也[89]。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90]。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91]。”
【注释】
[84]寝疾：卧病。又，敦煌写本“寝疾”下有“五日”二字。
[85]太子发：指周武王，姬姓，名发，周文王太子，故称“太子发”。即位后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谨奉文王遗命，率兵一举攻占商都朝歌，推翻了商纣统治，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约在灭商后二年病卒，谥武。
[86]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zhǔ）汝：意谓上天将要抛弃我，我死后周国的国事就交给您。天将弃予，指快离开人世。属，委托，交付。
[87]“先圣之道”四句：意谓古代圣贤的治国理念，特别是他们废弃什么，又提倡什么，可以讲来让我听听吗？止，停止，这里是废弃的意思。起，兴起，这里是提倡的意思。国英曰：“起止之道，太公盖以怠欲为止，敬义为起。余谓凡事皆有起止，起止者，本末终始也。治民有刚柔迭用者，有宽猛相继者。纯乎霸术，不免残暴；拘于仁义，又患柔弱。无论开创守成，须随机变通，定其起止，不守一法，并体察民情，补其偏、救其弊，则本末终始之道得，而起止之次不紊矣。”又，敦煌写本“其所起”下有“其要何”三字。
[88]“见善而怠”三句：意谓明知善事可为却心生怠惰，时机到了却疑惑不决，明知有错却不去纠正。刘寅曰：“见善不行，而反生怠惰之心；时至不行，而反有疑惑之意；知其事之非不能避，而反处之。”又，敦煌写本“怠”作“迨”；“时至而疑”上有“勿”字；“知非而处”作“去非而勿处”；此下有“故义与明是矣而不能居”十字。
[89]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这三种行为是古代圣贤要废弃的。施子美曰：“道之所以起者，以其知所以治身待人之道也。闻善不能从，圣人以为忧，则见善而怠者，是无志于善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则时至而反疑者，是失时也。顺非而泽，圣人之所必诛，则知非而处者，是固意而为之也。凡此三者，皆内而无所守。故不审所行，其何以能兴？此道之所以止也。”又，三，敦煌写本作“四”。
[90]“柔而静”五句：意谓柔和而清静，谦恭而严肃，能强又能弱，隐忍又刚强，这四种品质是古代圣贤要提倡的。施子美曰：“柔不能静，其失也懦。惟柔而静，然后为能定。恭不能敬，其失也矫。惟恭而敬，然后为得礼。以是而修身，其德斯为至矣。太强则折，故强必济于弱。太忍则懦，故忍不专忍，必济以刚。以是而待人，其德为兼备矣。昔文王之兴也，徽柔懿恭之德，积于厥躬，则文王之所以修身者，能柔而静、恭而敬矣。及其推是以待人，则又能兼备其德焉。以三分有二之势，非不强也，而以服事商，是强而能弱也。羑里明夷之际，有所不恤，是能忍也，而于伐商之事，必断然为之，非忍而刚乎？文王惟尽是四者，此文王之所以兴也。太公之言，抑亦以文王之所为者，而使武王继之欤？”朱墉引《合参》曰：“道谓治国安民之道。四者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未便是道，乃是开手入门处，故曰道之所起，又须知柔恭强忍，亦是人皆有的。盖惟柔而静，斯能有守；恭而敬，斯能严畏；强而弱，斯能有容；忍而刚，斯能有为。自治治人，应事接物，允执厥中道，从此起矣。”孔德骐说：“‘道’，也是《六韬》社会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它是使人民生利、致富的道理和方法。‘能生利者，道也。’但‘道’并不是容易得到的。‘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认为这三种情况是‘道’快要熄灭的象征。一位圣贤，如要得‘道’，必须做到：‘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这是取得‘道’的修养，其目的是劝说地主阶级要约束自己，不要像过去奴隶主贵族那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奴隶。因此，‘道’也是其社会史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老子唯心主义的‘道’的概念是不同的。”又，强而弱，敦煌写本作“屈而强”。
[91]“故义胜欲则昌”四句：意谓所以正义战胜私欲，国家就昌盛；私欲战胜正义，国家就灭亡；严肃战胜怠惰，国家就吉祥；怠惰战胜严肃，国家就灭亡。刘寅曰：“故义胜乎欲者则国昌，欲胜乎义者则国亡，敬胜乎怠者则获吉，怠胜乎敬者则必灭。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乃天理之公也。欲者，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佚，乃人欲之私也。敬者，整齐、收敛、主一、无适，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怠者，心志怠惰、处己接物，皆不能致谨也。”朱墉引《开宗》曰：“此告文王先圣至道之言，以明传子孙之旨。”钮先钟说：“这一篇是被作者认为‘至道之言’，可以想见其对此篇之重视。从表面上来看，其思想似乎是以道家为根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单纯，因为他并不主张‘无为’；反而言之，他却强调应勇于改过迁善，并且不可错过时机。”又，敦煌写本“昌”作“从”，“亡”作“凶”；《群书治要》本“怠胜敬则灭”下有“故义胜怠者王，怠胜敬者亡”二句；敦煌写本亦有此二句，唯“义”作“恭”，两“者”字作“则”。
【译文】
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太公望，太子姬发在旁边。文王叹息道：“唉！上天将要抛弃我，我死后周国的事务就交给您。现在我想从您这儿学得至理名言，以便明确地传给子孙后代。”
太公问道：“君王要问什么？”
文王答道：“古代圣贤的治国理念，特别是他们废弃什么，又提倡什么，可以讲来让我听听吗？”
太公答道：“明知善事可为却心生怠惰，时机到了却疑惑不决，明知有错却不去纠正，这三种行为是古代圣贤要废弃的。柔和而清静，谦恭而严肃，能强又能弱，隐忍又刚强，这四种品质是古代圣贤要提倡的。所以正义战胜私欲，国家就昌盛；私欲战胜正义，国家就灭亡；严肃战胜怠惰，国家就吉祥；怠惰战胜严肃，国家就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