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道第十二
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210]。黄帝曰[211]：‘一者阶于道，几于神[212]。’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213]。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214]。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215]？”
【注释】
[210]“凡兵之道”三句：意谓用兵的原则，最重要的莫过于军事指挥权的集中统一。指挥权统一了，才能使部队不受羁绊，所向披靡。独来独往，指军队不受羁绊，所向披靡。施子美曰：“‘一’之为说，或以为心，谓用兵之道，不过乎守之以心。以兵法考之，有所谓攻守一法，有所谓奇正一术，有所谓车步骑三者一法也，是则‘一’者兵之至理也。且以圣人之道，尚欲以‘一’贯之，侯王之治，亦欲以‘一’正之，则‘一’者其至理也。兵之为道，不离乎至理之间，所以谓之莫过于‘一’也。惟抱乎‘一’则可以自用，而不为人所制，故能独往独来者，言无所制也。尉子亦曰：‘独往独来者，伯王之兵也。’是理也，即道也。”刘寅曰：“‘一’者，诚实而专一也。惟其诚实而专一，故能独往独来，犹言独出独入，谓无敌也。”朱墉引《指南》曰：“‘一’者，心也。凡理者俱从心出，即如兵道变化多端，而总不外乎一心之运用。故黄帝阴符、太公丹书、孙吴兵法，总是相传以心，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亦只是此心。故谓‘一’者心也，心一而兵道无有逾于此者矣。”又引《佐议》曰：“‘独往独来’，是极形容行军用兵操纵自我之妙，却要紧抱‘一’字。盖惟宰制运用悉出神明，斯智虑筹画超神入微，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而能独往独来也。”又引许济曰：“兵之精微处，曰道；兵之变化处，曰神。是道与神，本心所运用，谓‘一’不可以阶几，则别无所以至道入神者矣。今用兵诚能独往独来于心焉，则所行曲当而所用不测，虽未能即与道合，而可以阶至于道，虽未能即与神化，而可以进于化境矣。”孔德骐说：“‘一’，就是指挥权的统一、专一。强调‘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一者阶于道，几于神’，‘一合一离，一聚一散’，等。就是说，用兵要集中兵力，集中指挥，行动一致。部队之‘合’、‘离’、‘聚’、‘散’，都要在统一的号令下进行，不得各行其是。部队的行动如能达到‘一’的要求，用兵就能达到‘道’的境地。”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一’即统一、专一。将帅统兵在外，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能‘独专而不制’，不受国君牵制，能主动灵活地决定作战行动，驾驭战争规律，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而运用集中统一的指挥权在于随机应变，体现集中统一的指挥权在于造成有力的战略形势。《立将》对将帅的用兵指挥提出：‘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又说：‘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上不限于天，下不阻于地，前无敌人敢于阻挡，后无君主从中牵制，其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主帅一人之手。”《武经七书注译》曰：“对于‘一心’二字，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一心者一众心也’，意思是‘统一意志’，也就是《孙子·始计》所谓‘令民与上同意’的意思。第二种解释是：一心，即事权专一，也就是《尉缭子·兵谈第二》‘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的意思。”按，本书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但又不同于某些论者所谓兵权应集中于在外领兵的将帅之手的看法，认为《六韬》此处指的是兵权应统一于国君之手，故而下文才有“成之在于君”的表述。君王只有牢牢掌控军队的指挥权，才能真正拥有无上权威。
[211]黄帝曰：周凤五在《敦煌唐写本〈太公六韬〉残卷研究》一文（载《幼狮学志》1985年第4期）中说：“《太公六韬》的政治理论是黄老之学的理论，它主张‘法法’，亦即以‘法’为政治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而‘法’的来源是‘天’。书中明引‘黄帝曰’，且有许多阐发老子思想的文字。这些迹象显示《太公六韬》书中不但有兵法，而且还有不少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之学’。由《汉书·艺文志》将《太公六韬》笼统归入‘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列在诸子略道家类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上述对《太公六韬》性质的理解是正确的。”
[212]一者阶于道，几于神：意谓指挥权一旦统一，就能掌握用兵的规律，接近神秘莫测的境界。阶，上达，到达。几，接近。邵鸿、徐勇说：“（《六韬》）作者实际上是把‘贵一’的思想，看成是兵学的最高准则和境界。”又说：“用兵贵一的军事思想，是《六韬》军事学说中的一个卓越见解。世界战争史上无数事例都证明了，军队的统一、集中与协调，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我国古代兵家著作中，很多都论及这一问题，其中《尉缭子·兵权》‘兵以静固，以专胜’与《六韬》贵一之论尤为近似（专，专一。所以《淮南子·兵略训》化用此句作‘兵静则固，专一则胜’）。但它们均不及《六韬》的‘一’字凝练、深刻和含义丰富。《六韬》以道家特有的哲学思想融构自己的兵学理论，因此能发他人所未发，言他人所难言。”
[213]“用之在于机”三句：意谓运用这一用兵原则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发挥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成功实践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国君。
[214]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按，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六韬》的这一表述沿袭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和《尉缭子》的慎战思想。《老子》第三十一章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尉缭子·武议第八》曰：“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215]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意谓现在君王您已思虑治国的根本问题，难道还会忧虑枝节问题吗？源，水源，这里指治国的根本问题。流，河流，这里指治国的枝节问题。
【译文】
武王问太公曰：“用兵的原则是什么？”
太公答道：“用兵的原则，最重要的莫过于军事指挥权的集中统一。指挥权统一了，才能使部队不受羁绊，所向披靡。黄帝说：‘指挥权一旦统一，就能掌握用兵的规律，接近神秘莫测的境界。’运用这一用兵原则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发挥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成功实践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国君。所以圣王将战争称为凶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如今商王只知国家依然存在，却不知已濒临灭亡，只知享乐，却不知祸殃。这种存在不代表长久存在，一定要考虑国家有可能灭亡；这种欢乐不意味着真正的欢乐，一定要考虑未来可能遭受祸殃。现在君王您已思虑治国的根本问题，难道还会忧虑枝节问题吗？”
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
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216]。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217]，欲其西，袭其东[218]。”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
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219]，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220]。”
【注释】
[216]“外乱而内整”三句：意谓部队要做到表面看起来混乱不堪，实则内部严整有序；士卒看起来饥饿，实则吃得很饱；是精锐之师，但表面看起来却迟钝愚笨。施子美曰：“形人之说，兵家之要术也。羸师以示，楚人以胜。形人是用，越人以伯。曳柴以从，可以胜齐。曳柴伪遁，可以胜楚。是则不有以误敌，不足以胜敌也。孙子十三篇，大抵以形人为上，如曰‘形人而我无形’，如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如曰‘形之而敌必从之’，皆形人之说也。外乱内整，示饥实饱，与夫精钝离合散聚，皆所以形之也。”
[217]“阴其谋”六句：意谓要隐匿自己的计谋，秘藏自己的事务，加高自己的壁垒，埋伏好自己精锐的士卒，阵地上寂静若无声响，敌人不知我军的防备部署。施子美曰：“既有以形之，必有以取之。自阴谋密机之下，又所以取之也。兵之未用，则其为计也，不可使人窥。兵之既用，则其为用也，不可使人知。阴其谋者，所以秘其计也。密其机者，所以藏其用也。高其垒，所以固守。伏其锐，寂若无声，所以示弱。在我者既无形之可见，则在敌者必怠于所备，故敌不知所备，而可以计取矣。”
[218]欲其西，袭其东：陈亚如在《〈六韬〉论》一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中说：“‘欲其西，袭其东’，其意义不止于调动敌人，也用于直接打击敌人之目的，后世所谓‘声东击西’，为一般将帅所习用，例如前汉周亚夫破吴王濞军，‘吴奔壁东南陬，亚父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汉书·周亚夫传》）。作为一条军事原则，实脱胎于《六韬》。按本条的意义有异于战术的性质，而臻于战略的范畴，因而也就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19]密察敌人之机：朱墉引《指南》曰：“敌人之机，指敌人意欲乘袭我之机，言一速一疾之间，正弈家所谓先着也。”
[220]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按，相近的表述亦见于《六韬·临境第三十七》，即“发我锐士，潜袭其中，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强调在战争过程中争取主动、出奇制胜，这是对《孙子兵法》思想的继承。《孙子兵法·计篇》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施子美曰：“用兵之法，大抵乘机。不乘其机，而徒欲以力争，胜负何自而决邪？孙子有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又曰：‘出其不意。’是皆乘机之说也。李靖曰：‘兵，机事，以速为神。’吴明彻曰：‘兵贵在速。’亦乘机之说也。太公之意，非欲使武王得其机而乘之乎？既得其机，复加以速，宜其可以击其不意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用兵当有先虑，密图其机，而又密察敌人之机，以完上文未竟之旨。”朱墉《全旨》曰：“此章言兵道莫微于‘一’。‘一’者，独来独往，潜天潜地，神明变化，可以独运而不可以众解，可以密藏而不可以轻泄者也。故非得机，则‘一’胡由用？非得势，则‘一’胡从显？非得君，则‘一’胡能成？下节复言外乱内整，示饥实饱之诡道。诡正所以成其‘一’也。速乘疾击，胜术先操于我，无非一心之敏捷。”钮先钟：“这一篇的篇名为《兵道》，其内容即分析用兵之道，放在《文韬》中是明显地不太适当，吾人认为应该放在第二卷《武韬》之内为宜。但从该书的编排上来看，文武二韬每篇的引语都是‘文王问’，而以后四韬每篇的引语则均为‘武王问’，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规律。但《文韬》中的《兵道》篇，以及《武韬》中的《三疑》篇为例外，其篇首的引语均为‘武王问’，而非‘文王问’。因此，也许比较合理的想法是这两篇本来都是属于《龙韬》，以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被误置。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不必深究。至于《兵道》篇的内容……这一段中最难懂的就是‘一’字，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即为‘主动’。简言之，用兵必须保持主动，然后始能独往独来，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此不仅提到‘黄帝’，而且也说‘兵为凶器’，可以暗示《六韬》与《尉缭子》在思想上有相当的渊源，也可能是同一时代。这一篇最后又说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诡道’。至于‘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则无异照抄孙子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黄朴民说：“兵道，即用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本篇主旨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凡兵之道，莫过乎一’，就是用兵要集中兵力，统一指挥。部队的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一’的要求，就能‘独往独来’，达到‘阶于道，几于神’的境界。二是‘存’与‘亡’以及‘乐’与‘殃’虽然是对立的，但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应该存时虑亡，乐时虑殃，灵活用兵，促使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三是在两军相遇、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要取得胜利，必须示形动敌，欺骗敌人，声东击西。四是兵贵神速，击敌不意。通过料敌虚实来明察战机，一旦战机出现，就应该捕捉和利用，‘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译文】
武王问道：“两军相遇，敌人不能来攻，我军也不能反击，双方各自设置坚固的防御工事，都不敢首先发起进攻，我军想偷袭敌人，却不具备有利条件，该怎么办呢？”
太公答道：“部队要做到表面看起来混乱不堪，实则内部严整有序；士卒看起来饥饿，实则吃得很饱；是精锐之师，但表面看起来却迟钝愚笨。无论合拢还是分离，无论聚集还是散开，都要隐匿自己的计谋，秘藏自己的意图，加高自己的壁垒，埋伏好自己精锐的士卒，阵地上寂静若无声响，敌人不知我军的防备部署，要攻击西边的敌人，却先袭击东边的敌人。”
武王问道：“敌人若了解我军的实情，掌握我军的计谋，该怎么办呢？”
太公答道：“用兵获胜的方法在于周密地侦察敌人的情况，先迅速凭借有利形势捕捉战机，再出其不意地对敌人予以猛烈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