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第三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63]。”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64]。”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65]。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66]，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67]，见其饥寒则为之忧[68]，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69]。此爱民之道也[70]。”
【注释】
[63]爱民而已：朱墉引《指南》曰：“主如何尊？惟人安而尊之也。使人不安，主即欲自尊，无由而尊。故欲主尊人安，必自爱民始。”《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六韬》在战争观上“继承了西周之初就已萌芽的古代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哲学、政治思想，特别是吸取了管仲学派‘争天下，必先争人’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的思想，突出地强调政治、强调人对战争的决定作用。它认为政治是前提，经济是基础，而战争则是保障政治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国家团结一致、民众拥护支持，而又有充分的战争潜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条件下，才能以义战征服他国，统一天下。所以他对‘争权于天下者何先’的肯定回答是‘先人’。对如何收揽人心、使‘天下为之’，它吸取了儒家学派的仁政思想，说‘国之大务’‘爱民而已’。爱民的具体内容，是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薄赋敛’、‘俭宫室台榭’、‘吏清不苛扰’等。它还认为最重要的是与民同利”。
[64]“利而勿害”六句：意谓给人民利益而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帮助人民从事生产活动而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而不要滥杀无辜，要给人民福利而不要掠夺他们的财产，要使人民安乐而不要让他们痛苦，要使人民喜悦而不要让他们愤怒。按，此即“爱民”之纲领。施子美曰：“爱民之道无他焉，必本之人情也。三王之政，必本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也，我则生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也，我则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佚也，我则节其力而不劳。是以太公之答文王，必以利勿害、成勿败六者释之。”刘寅曰：“均以田宅之利而勿伤害之，绥以成全之道而勿毁败之，授以生养之方而勿杀伐之，厚以赐与之恩而勿侵夺之，慰其安乐之心而勿劳苦之，成其喜悦之意而勿忿怒之。”
[65]“民不失务则利之”六句：意谓人民不丧失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就是给他们利益，不耽误农时就是帮助人民从事生产活动，减省刑罚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少征赋税就是给人民福利，少建宫室台榭，人民就会欢乐，使官吏清廉不苛责扰众，人民就会欢喜。按，此即对“爱民”措施的具体解释。务，事务，事情，这里指职业。榭，建筑在高土台上的房子。施子美曰：“且夫四民各有常业，皆所以利之也。《书》有所谓‘居四民时地利’，则利之必在于四民不失其务，失则害矣。农有三时，所以成其事也。《传》有所谓‘不夺民时’，则百姓富，则成之必在于不失农时，失则败矣。刑罚不滥而后民保其生，《传》有所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是省刑乃可以生之也，不省而滥则杀之矣。善为国者，务富民，所以予之也。《传》有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则薄赋敛所以予之也，不薄则夺之矣。人得其佚则喜，是不可无以乐之也。《传》有所谓‘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则俭宫室台榭可以乐之，侈而崇则苦矣。吏不扰则民安其业，《传》有所谓‘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不能去’，则清而不扰者民必喜，苟浊而扰则怒矣。”又，《群书治要》本“时”作“时业”；“俭宫室台榭”作“无多宫室台池”。
[66]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群书治要》本“台榭”作“游观”，无“力”字。
[67]“故善为国者”三句：意谓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弟一样去统领人民。朱墉引陈孝平曰：“非如父母之爱其子，亦不见爱之至。”又引张泰岳曰：“民情即子情，国道即家道。”又，《群书治要》本“驭”作“御”；“爱”作“慈”。
[68]忧：《群书治要》本作“哀”。
[69]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施子美曰：“是以善为国者，家视四海，子视兆民，一视同仁，笃近举远。其驭之也，殆如父母之于子，兄之于弟，其爱之之情犹己也。饥寒劳苦，岂不欲与之共？赏罚赋敛，岂不以身视之？昔者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之饥。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之溺。与夫文王视民如伤，是皆得爱民之道也。盖有恤民之心者，必有恤人之政，此其道也。”朱墉《全旨》曰：“‘善为国者’数语，形容君子爱民之心极矣。爱弟爱子已见真切，然犹分二形也。惟言刑罚则曰如加其身，言赋敛则曰如取诸己，则岂有人而不思以庇身节己者乎？《大学》‘君子絜矩’，正是此心。”
[70]此爱民之道也：朱墉引《合参》曰：“为国爱民之道，此句通结上文，盖忧饥寒悲劳苦赋役，如取诸己，罪罚如加诸身，此真实爱民之道，即真实为国之道也。”又引《开宗》曰：“此言为国之大务在爱民。”朱墉《全旨》曰：“此章言为国只在爱民，而所以爱民处，只在‘利之’、‘成之’、‘生之’、‘予之’、‘乐之’、‘喜之’六事，下复详言所以然之，故一正一反，深切著明，末复总言爱民之实，故以‘道’字结之。”钮先钟说：“这一篇的主旨为说明‘国之大务’，与前一篇在思想上是连贯的，而以‘爱民’为治国之本。……此种爱民主义显然是出于儒家的思想，而若假定该书是战国末期的产品，则此种言论也适足以表示其为对当时流行的法家思想之反弹。本篇又云：‘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物，此爱民之道也。’以上的描述与当时诸国政府对人民的实际情况，可说是恰好成一强烈对比，足以显示作者愤世嫉俗、无限感慨的心情。”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我想听听治国的大道理。要想让君主尊贵，人民安定，应该怎么做呢？”
太公答道：“唯有爱民罢了。”
文王问道：“怎样去爱民呢？”
太公答道：“给人民利益而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帮助人民从事生产活动而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而不要滥杀无辜，要给人民福利而不要掠夺他们的财产，要使人民安乐而不要让他们痛苦，要使人民喜悦而不要让他们愤怒。”
文王说：“恕我冒昧，烦请您再给我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人民不丧失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就是给他们利益，不耽误农时就是帮助人民从事生产活动，减省刑罚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少征赋税就是给人民福利，少建宫室台榭，人民就会欢乐，使官吏清廉不苛责扰众，人民就会欢喜。让人民失业就是损害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时就是破坏他们的生产，人们无罪受罚就是残杀他们，加重赋税就是掠夺他们，多建宫室台榭使民众疲惫不堪就是让他们受苦，官吏贪污，苛责扰众，就会使他们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弟一样去统领人民，见其饥寒就为之忧愁，见其劳苦就为之悲哀，对人民施行赏罚时就好像赏罚自己一样，向人民征收赋税时就好像夺取自己的财物一样。这就是爱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