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封信 郁斯贝克寄伊本

（寄士麦那）

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是帝国 [138] 、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意大利和大部分德意志由无数小邦割据，这些小邦之主，真正说来，无非是大国君主这个刀俎上的鱼肉。他们中有的人，治下的臣民还没有我们光荣的苏丹们的妻妾多。意大利各小邦的君主，互不团结，命运更惨：他们的国家，门户洞开，犹如各国行旅的歇脚地，谁来了都得接待，所以他们必须依附于大国君主，这并非表示友好，而是出于忌惮。

欧洲大部分政府实行君主制或者不如说号称君主制，因为我不知是否有真正君主制的政府，因为，这些政府要想长期保持纯粹的君主制，至少是困难的。一个必定蜕化为专制或共和的国家，是个暴虐的国家：权力永远不可能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平分，从来都难以保持平衡。一方权力减弱，另一方权力必然增长；但优势通常总是在君主方面，因为君主统率着三军。

因此，欧洲国王的权力极大，而且可以说，他们对权力是予取予求的。但他们行使权力的范围没有我们苏丹们那么广：首先因为他们不愿触犯他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其次因为把权力伸展得这么远，于他们并不利。

我们的君主们对其臣民权大无边：可最容易使他们沦于臣民的处境的，莫过于这种无限的权力；最容易使他们祸福难料、荣枯无常的，也莫过于这种无限的权力。

谁要是惹他们不快，我们的君主们，只要略一示意，便可以将他处死。这种习俗破坏了作为一切国家的灵魂和使一切帝国保持和谐的论过行罚的准则；而基督教国王则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一准则，从而使他们比我们的苏丹们拥有无限的优势。

一个波斯人若稍有不慎或时运不佳，失宠于君主，则必死无疑：微不足道的过错或者天威稍有不测，必然会置此人于死地。但如果他图谋弑君或者企图把要塞交给敌人，他也不过一死了结。这样，他在后一种情况下所冒的危险并不比前一种情况更为严重。

所以，波斯人略有失宠，自忖必死，而既然大不了一死，他自然会恣意扰乱国家，密谋叛主：这是他剩下的唯一出路。

欧洲权贵的情形就不同。失宠只不过使他们得不到君主的关照和恩典而已。他们退出宫廷，一意去过安闲的生活和享受他们的出身所给予的特权。由于除了大逆不道之罪外，他们很少被处极刑，他们权衡得失的轻重，便害怕犯大逆不道之罪，这就使得欧洲很少有反叛行为，很少有君主死于非命。

我们的君主虽然拥有无限的权力，可如果对自己的性命安全不极其小心防范，那他们连一天也活不了；而如果他们不豢养无数军队去镇压人民，他们的江山连一个月也坐不牢。

只是在四五个世纪前，才有一个法国国王不顾当时的习俗，设置卫队来防备亚洲一个小邦君主派来谋杀他的刺客。在那之前，国王们与臣民一道，过着安谧的生活，就像父亲生活在子女之中一样。

法国历代国王远不能像我们的苏丹那样随心所欲地处死一个臣民，相反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对所有罪犯的赦罪书。一个人只要有幸看到国王的庄严的面孔，便可免于一死。这些君主犹如太阳，把温暖和生命带到四面八方。

1717年赖比儿·尼勒·阿赫鲁月8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