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封信 郁斯贝克寄雷迪
（寄威尼斯）
亲爱的雷迪，我到欧洲以来，看到了好些不同的政府，不像亚洲，到处政制都一样。
我经常探究，哪种政府最具理性。在我看来，最完善的政府，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达到其目的的政府，因此，能以最合乎民众的天性和好善的方式领导人民的政府，就是最完善的。
如果人民在温和的政府下，跟在严厉的政府下一样驯服，则前者更为可取，因为它更具理性，而严厉则是使人民驯服的外在原因。
亲爱的雷迪，请相信，一个刑罚偏于严酷的国家，并不会使人们因此更加守法。而在刑罚较轻的国家，人们害怕刑罚，也不下于在刑罚严厉而暴虐的国家。
无论政府温和或严酷，惩罚总有程度之分：按罪行大小，定惩罚轻重。设立何种刑罚，自然按所在国的习俗而定，监禁八日或轻微罚款，对于生活在政制温和的国家的欧洲人，其威慑作用，不亚于对一个亚洲人割去一臂。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对某种程度的刑罚，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畏惧；但是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分别程度之轻重。一个法国人受了某种刑罚，痛感名誉扫地，懊丧欲绝；同样的刑罚，施之于土耳其人，恐怕他连一刻钟也不会少睡。
况且，我并未见到在土耳其、波斯、莫卧儿帝国，治安管理、司法、公道，比在荷兰和威尼斯等共和国，甚至比在英国，得到更好的奉行；我没有见到在土耳其这些国家犯罪少一些，也没见到那些地方的人被严刑重罚所慑服而更遵守法律。
相反，在上述各国，我看到产生不公与欺凌的某种源泉。
我甚至发现那里的君主，虽然本身便是法律，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不能主宰一切。
我看到每当这样的紧要时刻，总要发生纷争与骚动，那时谁也不是首领，而且靠暴力维持的权威一旦遭到藐视，谁也没有足够力量使之恢复。
对于作奸犯科却可以逍遥法外的情况感到绝望；而这种绝望本身，便是对混乱秩序的肯定，从而加剧了混乱。
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并不是小小的反叛，而是民怨沸腾和揭竿而起，而这两者之间绝没有什么距离。
在这些国家，巨大的事件不需要靠重大的原因来酝酿；相反，小小的事故可以引发大大的革命，而且不管是发起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往往均始料不及。
当土耳其皇帝奥斯曼 [109] 被废黜时，发难者事先谁也没想这么做：他们只是苦苦哀求他对某一冤案加以明断；此时人群中突然响起大家素不熟悉的喊声：穆斯塔法 [110] 的名字被提了出来，于是穆斯塔法突然成了皇帝了。
1715年赖比儿·尼勒·安外鲁月2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