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封信 郁斯贝克寄雷迪
（寄威尼斯）
一天，我走进了一座称为圣母院的著名教堂。当我欣赏着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时，碰巧我有机会跟一个教士交谈，他跟我一样，也是出于好奇而来到那里。谈着谈着，我们谈到了教士职业的平静。
他对我说：“大多数人羡慕我们这一行的幸福。他们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这一行也有烦恼。我们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我们有千百次机会被召到社交场合上去，在那里我们很难一直保持着我们的角色。
“社交场合的人令人诧异：他们无法容忍我们表示赞同和谴责的事。如果我们想纠正他们的言行，他们便觉得我们可笑；如果我们赞许他们，他们便以为我们是自贬身份。想到那些目无宗教的人，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真觉得再没有比这更丢人的了。因此，我们的举止谈吐，不得不模棱两可。我们使放荡之徒对我们肃然起敬，不是靠刚毅果断的性格，而是对他们的议论不置可否，使他们觉得我们莫测高深。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十分机敏，因为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是很难把握的。社交场合的人们，不惜一切，以求一逞。他们故作各种惊人之谈，并且见风使舵，顺则愈说愈远，逆则偃旗息鼓，故更易取得成功。
“不仅如此，我们这种大家交口称誉的幸福和安静的境况，在社交场合是保留不住的。我们一出现于社交场合，人家就要我们参加争论，比如要我们设法证明，对于一个不信天主的人祈祷大有用处，对于另一个一生都否定灵魂的人，斋戒实属必要。这种工作十分艰苦，而那些哄然起笑的人，显然并不赞成我们。更有甚者，我们总想博取别人赞同我们的意见，这种愿望不断地折磨我们，而且可以说，这种愿望是跟我们的职业不可分的。要是我们看到有些欧洲人为了人类的利益极力要使非洲人的面孔变白，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就跟他们一样可笑。为了使人们接受某些并非根本性的宗教观点，我们使国家动荡不安，我们自寻烦恼，结果我们就像征服中国的这个征服者一样，为了迫使其臣民剃发或者逼其就范，而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抗。
“我们出于宗教热情，想使由我们负责指导的人履行我们神圣教会的义务，可这种宗教热情，往往也是危险的，而只能极度的谨慎。从前一个名叫狄奥多西 [83] 的皇帝，杀死一座城市的居民，甚至妇女和儿童，无一幸免。后来，他想进入一所教堂，一个名叫安布罗斯 [84] 的主教把他作为凶手和渎神者看待，叫人紧闭大门不让他进入。在这件事上，主教做了英勇的举动。后来，这个皇帝为这样的罪行作了必要的苦修补赎，才被允许进入教堂，去和教士们站在一起。上述主教把他从教堂赶出去。在这件事上，他有了狂热者的举动。我们的确应当提防，勿使宗教热情过度。那位君主在教士中有没有立足之地，对于宗教，对于国家，有什么要紧呢？”
1714年赖比儿·尼勒·安外鲁月1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