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封信 郁斯贝克寄前人

法官应审理公民与公民间的案件；每个民族则要自己审理它与另一民族的案件。司法在处理这第二类案件时，不能不采取跟处理第一类案件同样的原则。

民族与民族之间，很少需要第三者担任裁判，因为争执的问题几乎总是一清二楚的，因而易于解决。两个民族的利益通常十分泾渭分明，所以只要热爱公理，就会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各民族不大可能为自己的官司未雨绸缪。

个人之间的争端就不然了。由于人们生活在一起，彼此的利益盘根错节，千差万别，所以需要一个第三者，把诉讼两造出于贪婪目的故意颠倒黑白之处加以澄清。

正义的战争只有两种：一种是为打退来犯之敌而战；一种是为援助受犯的同盟者而战。

为君主个人的争吵而进行的战争，毫无正义可言，除非案情非常严重，犯案的君主或者人民理当处死。因此，君主不能因别人不给他应有的荣誉，不能因为别人对他的使节礼遇不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之事而发动战争，正像一个人不能因别人没让他坐首席而将那个人杀死一样。其理由在于，由于宣战应是一种司法行为，而司法行为从来都按过失大小处以刑罚，故必须看被宣战者是否罪当处死，因为向某人宣战，就是以死刑惩处此人。

在公法中，最严厉的司法行为就是战争，因为战争可以产生摧毁整个社会的效果。

报复是其次一等。按罪行的轻重处罚，是法庭不能不遵守的一条法律。

第三等的司法行为就是褫夺君主可能从我们身上取得的利益，当然这仍应按照触犯民众的程度量罚。

第四等的司法行为可能是最常见的，那就是跟那个应受指摘的人废除盟约。这一刑罚相当于法庭为清除社会的罪人而建立的流刑。因此我们废除与一个君主的盟约，就是把他从我们社会中清除出去，使之不再是组成我们社会的一员。

我们所能给予一个君主最大的侮辱，莫过于废除跟他的结盟；我们所能给予君主最大的荣誉，莫过于跟他结盟。在人与人之间，看到别人始终注意保持他们跟自己的盟约，这是最光荣，甚至是最有益不过的了。

但是，为使盟约能把我们联结起来，这盟约必须是正义的盟约。因此，两个国家为压迫第三个国家而缔结的盟约，是非法的盟约；破坏这种盟约，不算罪行。

跟一个暴君结盟，这甚至对于君主来说都是失去荣誉与尊严的行为。据说一个埃及君主让人对沙莫斯 [130] 国王的凶残和暴政提出告诫，敦促他改过。这个国王依然如故。埃及君主派人告诉他，要与他绝交，废除与他的盟约。

征城略地本身并不赋予征服者某种权利：如果人民仍然活着，征服的结果就要保证给人民以和平并弥补所造成的损害；如果人民被消灭或逃亡，征服就是暴政的耻辱柱。

和平条约对于人类来说是如此神圣，仿佛这乃是大自然发出的声音，是大自然在索取自己应得的权利。所有和约都是合法的，如果和约的条款使两个民族都能保存下来。否则，两个社会中，由于和约而被剥夺了天赋的自卫权利从而会灭亡的一方，就可以通过战争来寻求自卫。

因为造化固然使人们力量强弱不同，却也往往让弱者通过拼死一战而与强者相匹敌。

亲爱的雷迪，这就是我所说的公法，这就是人权，或者不如说，这就是理性的权利。

1716年助勒·希哲月4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