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封信 郁斯贝克寄雷迪

（寄威尼斯）

每当人们谈论公法时，总要首先认真地研究各种社会的起源是什么，这在我看来未免可笑。如果人们不结成社会，互相分离，彼此逃避，那倒应该问一问其故安在，并寻找他们互不来往的缘由。但是，人们生来便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儿子生下来便在父亲的身旁，而且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这便是社会和社会形成的原因。

欧洲人比亚洲人更了解公法为何物；然而可以说，君主的好恶，人民的忍耐，作家的溢美，把公法的一切原则都败坏了。

时至今日，这种法律乃是一门科学，它教导君主们可以在何种程度内践踏正义而不会危及他们的利益。雷迪，企图将极端不公的行为形成制度，为之制订规程，确立原则，然后从中作出结论，以使君主们有恃无恐、心如铁石，这究竟是何居心！

公理不会随他人意志而改变，而这种骗人伎俩，却要使公理向它屈服。我们历代至高无上的苏丹，权力无限，唯他是从，别无规章的制约；但比起这种可耻的伎俩，并没有产生更多乖谬的恶果。

雷迪，据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公理：一种公理处理私人事务，民法受这一公理支配；一种公理处理民族与民族间的纠纷，公法完全由它专断，似乎公法本身不算一种民法，其实公法虽不是某一国家的民法，却是全世界的民法。

我关于这方面的想法，将另函阐述。

1716年助勒·希哲月1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