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封信 郁斯贝克寄×××

才思机敏的人通常难以相处，他择交甚严，喜欢把大多数人称为不三不四之徒而厌于与他们交往。他不可能不让人感觉到这种厌恶情绪，因此就不可能不四处树敌。

他确信只要他愿意，就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喜欢，可他经常不屑这样做。

他素好评头品足，因为他比他人见多识广，而且对事情了解得更透彻。

他几乎总要落个倾家荡产的结果，因为他的才智为此向他提供了比别人更大量的办法。

他办事必定失败，因为他对许多事都敢作敢为。他总是高瞻远瞩，因此，看到的都是过于遥远的事情。此外，在制订计划时，他对困难并不怎么在意，因为那是事情本身就会有的，他更关注的是解决的办法，因为那要自己想出来，要出自于自己的知识宝藏。

他不关心细枝末节，虽然几乎一切大事要想成功均取决于这些小事。

相反，平庸之辈力图利用一切，因为他很清楚，这样即使偶有疏忽，他也万无一失。

平庸之辈更常赢得普遍的赞赏。人们乐于让他们有所得，而让才思机敏的人有所失。才思机敏的人会心血来潮地产生各种愿望，别人对此丝毫也不会原谅他们；与此同时，人们却为平庸之辈弥补一切不足：人们出于虚荣心，都支持他们。

但是，如果说一个才思机敏的人有这么多不利之处，那么对于学者的艰苦条件，我们又将怎么说呢？我只是回想起一个学者给他朋友的信，才想到此事。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先生： 我是一个每天晚上用三十尺望远镜看着在我们头上转动的那些大天体的人，而当我想休息休息，便拿起我的小显微镜来观察一只小蛆或者一只蛀虫。

我并不富有，只有一间卧室，我甚至不敢在房间里生火，因为那里放着我的温度计，异常的热度会使温度计升高。去年冬天，我几乎冻死了，虽然温度计已降到最低度，提醒我两手即将冻僵，可我仍坚持不动。如今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我准确地了解到去年一年气温最微小的变化。

我很少与人交谈，所有见到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过有个人在斯德哥尔摩，另一个在莱比锡，另一个在伦敦，这些人我从来未见到过，而且无疑永远也见不到，可我跟他们保持经常的通信，只要有邮班，我总要跟他们写信。

但是，虽然在这个住宅区我一人不识，可我在那里却声名狼藉，以至于我终于不得不离开这个区。五年来，我一直受一个女邻居粗暴的侮辱，因为我把一条狗解剖了，这个女人说那是她的狗。在场的一个肉店老板娘也参与进来。那个女人对我破口大骂时，肉店老板娘用石头砸我，当时医生×××跟我在一起，额枕骨也被狠狠砸了一下，造成了脑震荡。

从此，只要有哪条狗在路上跑丢，人们立即断定是被我宰了。一个善良的女市民，丢了一条小狗，她说她爱这条小狗胜过她的孩子。那天她来找我，昏倒在我房间里，后来因为找不到这狗，便把我告到法院。我相信我永远也逃脱不了这些女人的纠缠捉弄，她们会为十年前死去的所有的狗大唱哀歌，尖声叫喊，吵得我昏天黑地，一刻也不得安宁……

我是……

所有的学者从前都被人说是行使妖术，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我有最伟大的天赋才能，可某个学者却比我强，肯定他有什么魔法。”

现在，这类的指控已无人相信，人们便采取另一种手法，学者几乎都免不了被指责为不信宗教，奉行异端邪说。他即使得到宽恕也无用，创伤已经造成，永远也不会很好愈合。这创伤对他来说永远是个有病的部位。一个对手三十年后前来对他很有分寸地说：“但愿人们对你的指控并无其事，但你却曾经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就这样别人用他自己的申辩反过来攻击他。

要是学者写一部什么历史，而且他思想高尚，心地正直，那别人就要对他百般迫害。人们就一千年前发生的某件事到法院告他，而如果他的笔不能收买，就不让他有写作的自由。

有的人品行卑劣，为了菲薄的年金而放弃信仰；可有的人则比较走运，他们并不把全部骗人的话和盘托出，卖一个铜板的价钱。他们打乱帝国的结构，削弱一个国家的权利，增加另一个国家的权利，把权力从人民手中夺走给予君主，让过时的权力恢复起来，迎合他们时代盛行的偏见和君主们伤风败俗的行为，强使后人把这些奉为圭臬，而后人却无法证明古人并非如此。他们这种行径可谓卑鄙之极。

但是，一个作者受了种种侮辱还不够，他对作品能否成功一直忐忑不安也还不算完事。终于有一天，他看到这部费了如许心血写成的作品招来了四面八方的诘难。他怎能避免得了？他有某种见解，他以其著作说明其见解，他并不知道两百法里外有一个人的看法跟他截然相反。但是就这样，一场笔战爆发了。

只要他有望得到一丝半点的尊敬，也就罢了！可是没有。他至多只是受到他同行的人的器重而已。一个哲学家极端蔑视满脑子务实的人，可他自己又被记忆力强的人视为充满幻觉者。

至于宣扬以无知为荣的人，他们希望整个人类都跟他们一样埋藏于遗忘之中。

一个没有才能的人以蔑视才能来求得补偿，以扫除横在他博取功名途中的障碍，从而可以跟他所憎恨的取得成就的人不分轩轾。

最后，为了取得没有定评的名望，还要自甘清苦，戕害健康。

1720年舍尔邦月26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