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枚
【诗人小传】
（1716—1798） 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出知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县。四十岁辞官定居江宁（今属南京），筑室小仓山之随园，专事诗文著述。是清乾、嘉间重要的诗人之一。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说。对儒家“诗教”表示不满。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进行抨击，并宣称“《六经》尽糟粕”（《偶然作》）；多数作品则抒发其闲情逸致。工文章，善辞赋骈文。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
马 嵬（四首选一）
袁 枚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赏析】
这首诗作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作者赴陕西任职途中，诗题“马嵬”即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县西25里，唐代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自京都长安逃往四川经过马嵬坡时，禁军哗变，杀死宰相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命杨贵妃自缢。历代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有题咏。其中最著名者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诗人缅怀历史，自然想到《长恨歌》，乃赋此诗以“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白居易《长恨歌》主旨在于通过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惨死与唐玄宗的悲思，寄予其深切同情，如“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因此感染了一代代读者。唯独袁枚别具只眼，对《长恨歌》同情玄宗与杨贵妃永别之题旨不以为然，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声称“莫唱当年《长恨歌》”，这显示出诗人不肯从众而超越世俗的胆识。诗人之所以不同情帝王的爱情悲剧，是因为他有一个参照是：“人间亦自有银河”，意谓普通百姓也有像牛郎织女被银河阻隔一样分离的悲剧。诗人把目光投向“人间”“银河”，不仅是慧眼独具，更是关怀苍生的体现，正如他《寄梅岑》诗所云：“苍生我辈忧。”袁枚并非只是吟风弄月，表现自我的诗人。在帝王与苍生的感情天平上，他的砝码倾向于后者。这种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诗人之所以更同情人间百姓，是因为百姓的苦难远比帝王深重。他在想到《长恨歌》的同时，更想到唐代诗圣杜甫《石壕吏》一类关心民瘼的名篇，因为它们是苍生“泪比长生殿上多”的生动例证。“长生殿”在陕西骊山华清宫内，是当年玄宗与杨贵妃的居所，《长恨歌》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他们曾在这里海誓山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惜未能如愿。这虽然也令人“长恨”流泪，但与《石壕吏》所描写的石壕村里老翁与老妇“二男新战死”，又“有吏夜捉人”，使“老翁逾墙走”，老妇被官兵捉去从军的痛苦遭际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了。许许多多像“石壕村里夫妻别”一样的百姓痛苦之泪水远比帝王爱情悲剧之泪水流得多。诗的结尾饱含着作者对人民的同情。吴应和评此诗写得“沉痛”，“足以动人”，可与杜牧、李商隐“咏古诸作并传无疑”（《浙西六家诗钞》），并非虚誉。
这首诗以议论为主，但由于所选取的材料《长恨歌》与《石壕吏》都是生动形象、感情浓郁的名篇，因此能给人以丰富深远而具体的联想，何况诗人又注意采用“银河”、“泪”等比喻象征手法，使抽象的情感具象化，读来就不觉枯燥；而全篇以帝王悲剧与石壕村的百姓苦难相对照，亦颇具匠心，耐人寻味。
（王英志）
咏 钱
袁 枚
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
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
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 [1] 。
拟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设富民侯 [2] 。
【赏析】
平心而论，在中国思想史上，袁枚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过去一些作思想史的人，或者惯依道统师承派系写史，或者耳食前人评论，或者读书未遍即写史，故许多思想史著作均未及袁枚，其实这位强调为文作诗应才学识兼具的乾嘉诗坛大教主是很有识见的。这首诗即是勇敢地表达了他对钱的问题的看法。
对于钱，中国的先哲们在给思想史奠基的时候，就显示了轻视或疏远的态度。老子教人无欲、尚俭，谆谆诫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儒家重义轻利，虽也说愿为富贵而执鞭，但更多的是对安贫乐道的赞美。墨家也殊重节俭，不尚富贵。虽然管仲和法家人物以及范蠡等人表示过对钱财的兴趣，但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占不了主导地位。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以“不患贫，只患不均”来表示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晁错、桑弘羊、王安石等人为国敛财，都引出历史上百年的轩然大波。商人的政治地位在古代始终不高。这种对钱财的态度曾造就许多高尚的品格，造成了百姓间的不争和社会的稳定，但也大大延长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时间，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袁枚是个勇于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人，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对于钱财问题，总体上有那样的观念，他还是能不为传统所束缚。他写过不少涉及钱财的诗，点明咏钱的就有三题九首。这些诗中的观点概而言之有四点：一、要正视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二、正视但不要狂热，不要因钱而使自己变态；三、钱本身没有什么趣味，生时带不来，死时带不走，钱的作用太大不是好现象；四、最好是大家富裕，人人都有钱。在本诗中，作者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这些观点。
柴米油盐之类的事情，人每天都有，但这些都离不开钱，钱的作用真大。就“我”个人而言，常跟钱打交道，也要犯愁，但“我”的这种态度，并不说明“我”鄙视钱，只要会用，钱还是好东西，那些闭口不谈钱的人并不一定就品行高洁。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不谈钱的人物是西晋王衍，他夫人为考验他，用钱挡住他的路，但他说把“阿堵物”（那个东西）拿开，不肯吐一钱字。王衍是魏晋清谈风气中的著名人物，他的这种操行在当时和后世都很有影响。但王衍的品行实际上也并不十分高洁，他被石勒俘虏后曾劝石勒称帝以求苟活，他的“不谈”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多得用不完而不必再谈。王衍如此，其余相类者在历史上也不少见，这是一类。另有一类，虽对钱不谈也不贪，但他贪别的，或者虽然貌似无所贪却很顽固阴险恶毒，对这些人，袁枚曾专门写了《清说》《俭戒》等文表示对他们的反感。钱可以谈，也应该正当地追求，但不能钻在钱眼里出不来，过多的、非分的追求会使人积薪自焚。诗颈联所用的两个典故，即示此意。那些数钱不休、爱钱如命的人，不少到头来只落得倾家荡产，乃至性命不保，贪嗜又有何益？清贫不是好现象，光顾自己聚敛也会为钱所害，所以袁枚希望世界上能有真正会理财的人，带领所有的人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尾联中，他希望自己的苦口婆心能上奏天廷，让上帝降下一个为民致富的人才来。袁枚对人的求富欲是肯定的，也希望人们努力求富，其《遣兴》七首之三云：“货殖子贡富，雍牖原宪贫。富乃劳其力，贫则苦其身。”诗中的观点与他在《咏钱》中的愿望是完全相通的。
由上可见，袁枚在金钱问题上的观点是辩证、全面的。这种辩证全面造成了本诗的特色，即逐联转折，逐步升华。
（沈金浩）
注 释
[1].姹女：少女。东汉灵帝刘宏母永乐太后好敛才，京城有童谣说：“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见《后汉书·五行志》。铜山：汉文帝曾赐宠臣邓通铜山（在今四川荣县北），让他自铸钱。景帝时，邓家财被抄没，穷饿而死。见《史记·佞幸列传》。
[2].九州：指中国。《尚书·禹贡》分中国为九州。富民侯：车千秋曾被汉武帝封为富民侯。见《汉书·车千秋传》。此借“富民”词义。
陇 上 作
袁 枚
忆昔童孙小，曾蒙大母怜：胜衣先取抱，弱冠尚同眠；髻影红灯下，书声白发前；倚娇频索果，逃学免施鞭。敬奉先生馔，亲装稚子棉；掌珠真护惜，轩鹤望腾骞。行药常扶背，看花屡抚肩；亲邻惊宠极，姊妹妒恩偏。“玉陛胪传夕，秋风榜发天；望儿终有日，道我见无年。”渺渺言犹在，悠悠几岁迁；果然宫锦服，来拜墓门烟。反哺心虽急，含饴梦已捐；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今宵华表月，莫向陇头圆！
【赏析】
这是袁枚悼念其祖母（即“大母”）的诗作。袁枚的祖母柴氏享寿八十八，身后葬在钱塘（今浙江杭州）故乡。一个月夜，诗人来到祖母的墓前（陇，即坟墓），追忆起往昔受到祖母百般爱怜的情景，写下了这首语言纯朴、感情真挚的诗。
诗的起首毫无雕琢，平平而起：诗人忆起往昔祖母的爱怜，首先是从小到大（胜衣，言勉强能穿衣、承受衣服的重量；弱冠，男子二十岁成年）都睡在老人的怀抱中，不曾分离一日。这并非夸张，袁枚在《答朱石君尚书》亦云：“枚幼尝病魇，太母抱置怀中，弱冠甫离。”接下多句，诗人缕陈了这二十年间祖孙二人的许多生活片断：“白发”人陪伴爱孙课读，孙儿向祖母撒娇“索果”，甚至“逃学”亦被庇护而“免施鞭”。这些细节，诗人娓娓道来，流露出一种多么深挚的赤子之情；而这些有趣的事例，又显示了诗人对与祖母共同生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往下，诗人开始念书了，而祖母也更忙碌了，她为老师准备饮食，为孙儿打点衣样。她对孙儿的爱护真不啻如视掌珠。慢慢地，诗人又长高了，可以在祖母服药后漫步时扶她的背、在祖母看花时让她撑着（当然是轻轻地撑，犹如轻抚）自己的肩了，于是，祖孙二人的亲密无间，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亲友邻居当然对祖母的宠爱孙子到了极点惊讶不已，诗人的姐妹（诗人是长房长孙，且姐妹众多而兄弟极少，只一堂弟）也很有些嫉忌祖母的偏心了。这一番不无自得的回忆，既显示了祖母的宠爱实在至深，又流露出了诗人能为祖母做点小事的欣喜。当然，祖母并非溺爱孙儿，她老人家的眼光是很准的，孙儿小时候，她就深知他是轩车上的高鹤，来日定能腾飞；等他学成之后，她更坚信孙儿举人、进士联科及第是肯定的，是“终有日”的（秋风榜发，谓举人考试在秋天，玉陛胪传，谓进士考取后，在殿上唱名）。正是她要勉励这有出息的孙儿作出一番事业，所以才有这无限关怀。当然，老人也并非没有感伤：“道我见无年”，担忧自己没有见到孙儿功成名遂的那一天，这是此段唯一一句感情沉重的诗句，由此，诗由生前转向了死后。
死者长逝，往事如烟，但祖母的勉励言犹在耳，诗人笔锋一转，以“渺渺言犹在，悠悠几岁迁”，过渡到对祖母的悼念之情。正因祖母爱孙情厚，所以孙悼慈祖母情切，“果然宫锦服，来拜墓门烟”二句回应了“望儿终有日，道我见无年”一语。“宫锦服”表明自己身份，此时袁枚中进士后已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但祖母果然“见无年”矣，孙子只能空拜“墓门烟”而已，其心该有多么难忍的痛苦！诗人不能不悲叹：“反哺心虽急，含饴梦已捐”；“反哺”原指乌雏长大衔食哺其母，此用以比喻自己报答祖母多年养育之恩，此“心虽急”，而重温祖母“含饴弄孙”之旧梦已不复可能了，诗人怎能不扼腕？真可恨不能起祖母于地下！“恩难酬白骨”，这是无情的现实；“泪可到黄泉”，这是真诚的愿望；借今日悼念之“泪”还报祖母之“恩”，祖母若黄泉下有知，必当粲然一笑矣！此时，诗人的感情汹涌不息，难以遏止，眼前景被罩上一层悲哀的泪光，更觉惨然：“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陇上的衰草，在残阳下翻动，似是祖母的灵魂在感知诗人的到来；深秋的山中，泣血的杜鹃在哀啼，似是在助诗人作决绝的一恸。景象之凄凉萧索，一如诗人心境。诗的结句云：“今宵华表月，莫向陇头圆！”这心灵深处的恳求，更是“从肺腑流出，诗家讲性灵者无以过之”（《浙西六家诗钞》引李西台评袁诗语）。“华表月”，指曾映照着诗人所处翰林院前华表的圆月，它在彼时彼地可以构成一幅美妙协调的图画；但在此时此地，凄凉的坟前正站着一个悲悼祖母的泪人儿，如果头上呈现一轮象征人生美满团圆的明月，岂不更刺激诗人寸断的肝肠？这样的结尾，曲折而深沉地写出了诗人对祖母无以复加的悲悼之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本诗写与祖母的生活小景，信手拈来，又自然有味，颇合于袁枚所追求的诗之“生趣”。其写“髻影红灯下，书声白发前”，“红”与“白”相映，“髻影”同“书声”相对，可闻可见，富于形象感，又洋溢着祖孙融洽无间的情趣。而“行药常扶背，看花屡抚肩”两个细节亦极生动传神，一“扶”，一“抚”，皆给人“字立纸上”（《随园诗话补遗》卷五）的活脱之感，其中又饱含老小亲如密友的情趣。从此诗描写手法看，基本是白描。它既不以浓妆艳抹媚世，亦不借卖弄学问吓人，显示出诗人炉火纯青的真本领。但袁枚并不一概排斥诗中有典，认为只要“无填砌痕”（《随园诗话补遗》卷六），“能贴切”（《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仍不失为佳诗。《陇上作》实际上也用了一些典故，如“轩鹤”，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宿草”见于《礼记·檀弓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先生馔”，见《论语·为政》：“有酒食，先生馔。”但这类典故并不冷僻，且用得贴切自然；若不视为用典亦可，不懂其典故者并不妨碍领会诗意。因此，《陇上作》仍属于白描的上乘之作。
（王英志 沈 价）
山行杂咏（六首选一）
袁 枚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
青山似茧将人裹，不信前头有路行。
【赏析】
此诗抒写作者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出游浙江南部山区时的感受，真切细致，新颖奇特，使人读后如身历其境。
诗题云“山行”，诗前两句即如同一路移动的电影镜头，在山路行进中反映所见所感。首句“十里崎岖半里平”，表面上看是客观、静止地写山路，实际上于“十里”、“半里”的数字变化中正暗寓一路“山行”之意，此乃以静显动。而“十里崎岖”与“半里平”的相互对比，又隐含诗人对此地山路多坎坷而少平坦的新奇感。这里的“十里”与“半里”并非精确的测量数据，只是诗人对山路“崎岖”的一种大致感觉而已。脚下山路不平，眼前则峰峦重重，次句“一峰才送一峰迎”又将山峰拟人化。此地山峰恰似热情的朋友，而“迎”与“送”衔接之紧，又生动逼真地写出诗人穿行于层峦迭嶂之中那应接不暇的感受。
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诗人对脚下征途与眼前障碍的局部地理环境之感受；那么，后两句则是进而表现山行的整体地理环境的体验。此时诗人仿佛一分为二：一个袁枚仍在山中苦苦寻找路的尽头，而另一个袁枚则已跳出群峰而凌空俯视，只见重重青山仍然如同层层蚕茧将“人”四周包“裹”住，无法冲出，以至不相信还有出路。这两句反映的是诗人“山行”时久不见平川的郁闷心态，但诗人将“青山”之大意象比喻为“茧”之小意象，甚是奇特，亦是本诗的妙处。惟有化大为小，才更能恰切地表达诗人于“山行”时的憋气不舒的感受。
这首诗不用一典，比喻精巧而易晓，是袁枚“性灵”之作的一个范例。
（王英志）
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选一）
袁 枚
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
天意小朝廷已定，那容公作郭汾阳！
【赏析】
乾隆四十四年（1779）作者从南京回故乡杭州小住数月，其间曾凭吊位于栖霞岭下的岳王墓，写下十五首七绝，发思古之幽情，评历史之功罪，别具只眼，颇见史识。
这里一首既惋惜一代民族英雄岳飞之被害，更揭示岳飞必死的命运，较之一般咏岳飞之作只是抒发叹其冤、哀其死之情，明显高出一筹。
岳飞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2）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高宗与秦桧杀害于杭州风波亭，死后宁宗追封为鄂王，故称“岳王”。时隔六百余年之后，诗人站在岳王墓前，遥想当年，似乎看到南宋江河日下的厄运：“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灵旗”指树立在岳飞庙中的灵幡。“灵旗风卷”乃指岳飞被害。“阵云”指战地烟云。诗前两句含义颇丰，仔细品味可以发现三层含义：一、“阵云凉”、“一夜霜”是写自然气候，岳飞被害乃时值隆冬；二、写心理感受，岳飞被杀，举世哀悼，天地之间皆弥漫着肃杀的气氛；三、云“阵云”凉，“万里长城”降霜，则又寓有南宋从此失去抗击金兵，恢复中原的中流砥柱之意。“万里长城”用《南史·檀道济传》典：“道济见收，愤怒气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万里长城”而披严霜，喻国家之栋梁遭摧残也。前两句诗其中饱含诗人对岳飞被害的悲愤与惋惜之情。
岳飞被害，宋高宗自坏“万里长城”，诚然是令人悲愤的。但诗人又认为这历史悲剧是难以避免的，故诗后两句乃借用典故云：“天意小朝廷已定，那容公作郭汾阳！”“小朝廷”指南宋高宗政权；所谓“天意已定”实指宋高宗之意旨，即其偏安江左之国策已决定，不会改变，如同题另诗所谓“老住迷楼人不醒，赵家天子可怜虫”。他容不得岳飞像唐朝名将郭子仪（封汾阳郡王）平定“安史之乱”，挽救国家危亡那样，去恢复中原，雪靖康之耻，迎回徽、钦二帝。因为一旦二帝归来，高宗将皇位不保。此言可谓诛心之论，深刻揭露了宋高宗之所以安于半壁江山而向金国纳币称臣的可耻用心，作者对“赵家天子可怜虫”的鄙视与对岳飞的同情之意亦尽在议论中。
此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怀。写景并非实景，乃是诗人想象之虚景，景中寓情；抒怀乃是借助典故议论，议论中自含有感情，出语奇崛，发人深思。
（王英志）
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
袁 枚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穷边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来六月游栖霞，天风拂面吹霜花。一轮白日忽不见，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许，秉火直入冲乌鸦。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谽谺。万古不知风雨色，一群仙鼠依为家。出穴登高望众山，茫茫云海坠眼前。疑是盘古死后不肯化，头目手足骨节相钩连。又疑女娲氏一日七十有二变，青红隐现坠云烟。蚩尤喷妖雾，尸罗袒右肩。猛士植竿发，鬼母戏青莲。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毁，水沙激荡风轮颠。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忽然刚风一吹化为石，清气既散浊气坚；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诡状蹲人间。不然造化纵有千手眼，亦难一一施雕镌。而况唐突真宰岂无罪，何以耿耿群飞欲刺天？金台公子酌我酒，听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峰印证之，出入白云乱招手。几阵南风吹落日，骑马同归醉兀兀。我本天涯万里人，愁心忽挂西斜月。
【赏析】
作者于清乾隆三年（1736）赴桂林探望在广西巡抚金鉷幕府中供职的叔父，是夏六月的一天，他与排行第十一的金沛恩（疑为金鉷之子）出游桂林城外栖霞山上的寺庙与山洞等名胜，并环顾桂林群山而有此作。这首诗采用参差不齐的歌行体，并以轶群之才、腾空之笔，驱遣古代神话传说与佛道典籍中的奇人异事，比喻之，铺写之，赋予了“桂林诸山”以神奇的色彩和飞动的气势，使“桂林诸山”具有了新奇眩目的灵性，同时亦显示出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袁枚壮阔的胸襟与非凡的才思。
诗头四句先概括性地总写桂林诸山之奇特风貌。前两句意谓如此“奇山”在中原是看不到的，它只在广西这边远之地“逞怪”，一落笔山即具有了灵性。后两句则突出桂林山之大与高，以“山”与“天”相对照：因为山大而多故天显得小，因为山高故刺破“青云”，写得壮阔而有气魄。
接下四句写作者于六月出游栖霞山所感所见。“天风拂面吹霜花”，形容风寒，六月酷暑而觉风吹霜花，可见栖霞山之高，真乃“高处不胜寒”（苏轼《水调歌头》）。“芙蓉”形容栖霞山如莲花状，遮满了高空，连“白日”都“忽不见”，即被群山吞没，此亦是夸张栖霞山之高大。
再接下六句转写进入山腰七星岩溶洞之景象，极力描摹山洞的阴森冷寂与神奇古老。“洞五里许”可谓深长，须“秉火直入”可见洞中之昏黑阴冷。这里“万古”与世隔绝，是“乌鸦”与“仙鼠”（即蝙蝠）的领地，因此一见生人闯进，则乌鸦冲突，蝙蝠纷飞，甚至连千百种“怪石”亦成了精怪，“见人欲动争谽谺”，“谽谺（hānxiā憨虾）”，形容怪石好似张牙咧嘴来吓唬生人。作者入洞不啻探险，但若没有“入虎穴”的精神，又怎能一睹如此罕见的自然奇观呢？
后面十句继写作者出洞后“登高望众山”之状，诗人以如椽之笔极力铺排其非凡的想象：在“茫茫云海”之中，众山有的像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死后所变，“头目手足骨节相钩连”，写出山势峻嶒瘦硬之状，此用《述异记》典；有的山势像神话中的炼石补天的女娲善于变化，山上花草则“青红隐现”于云雾之中；有的像传说中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喷出团团妖雾，像沐胥国的术士尸罗，“喷水为氛雾，暗数里间”（《拾遗记》），此写山被奇云怪雾笼罩；有的山上树木茂盛，似古代传说中的猛士夏育、乌获“植发如竿”（张衡《西京赋》）；有的如传说中的南海小虞山的鬼母“一产十鬼”（《述异记》），正与小鬼嬉戏，此写大山被小山环绕之状。此十句皆与神话传说相联系，为桂林名山涂抹上浓厚的神奇色彩，使人为作者想落天外之构思而惊叹不已。
最为精彩的是作者接下以十四句描述对桂林山水“奇形诡状”之形成的神思奇想。他认为眼前凝固的山峦都是原来有生命的“精灵”所变。所谓“我知”实际是“我想象”，在天地混沌不分以前，河水激荡，狂风大作，那时“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有无数“精灵”跳跃，“彼此游戏相爱怜”，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但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后，忽然“刚风”即道家所谓高空的劲风一吹，“清灵”都“化为石”，清气化为天，浊气化为地。于是“精灵”乃“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诡状蹲人间”。这是说桂林众山有如此“奇形诡状”乃是天地自然形成，否则造化即使有千手观音一样的“千手眼”亦不能雕刻成这样的千姿百态，群山亦不可能心怀怨气欲飞刺青天。这段奇想虽然荒诞不经，但说明桂林诸山在作者心目中是有灵性的，而他对灵性之被扼杀是充满同情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自由旷达之人。
诗最后八句又回到现实，主要写他归去时的心态。“金台公子”即指贵公子“金十一沛恩”，他边听作者“狂言”边劝酒。当他听罢作者上述的“狂言”却连声否定，可见他是个缺乏幻想的实在人，作者乃故意戏弄他：“更指奇峰印证之”，并“出入白云乱招手”，即向众山打招呼，仿佛众山确是“精灵”。当日落西山时，两人才喝得醉醺醺骑马同归。“几阵南风吹落日”一句颇妙，好像太阳不是自己落下，而是被南风吹落，这是夸饰山风之烈。作者于饱览桂林诸山奇观之后，忽然产生一种愁绪。因为桂林虽美，不是久居之地，故有“我本天涯万里人，愁心忽挂西斜月”之句。后一句乃从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一句化出。作者身在“穷边”桂林，只能把其“愁心”寄托于“西斜月”。因为此“月”既照着桂林，亦照着故乡，是唯一可寄托乡思的景物。
这首歌行，作者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展开上天入地的神思，借活脱的意象、奇妙的比喻，描绘出桂林诸山鲜明的审美特征；桂林诸山是人化的自然，诗人把自己豪放不羁的个性对象化，借以抒写性灵。此诗堪称极具诗人创作个性的性灵诗。
（王英志）
登 华 山
袁 枚
太华峙西方，倚天如插刀。闪烁铁花冷，惨淡阴风号。云雷莽回护，仙掌时动摇。流泉鸣青天，乱走三千条。我来蹑芒蹻，逸气不敢骄。绝壁纳双踵，白云埋半腰。忽然身入井，忽然影坠巢。天路望已绝，云栈断复交。惊魂飘落叶，定志委铁镣。闭目谢人世，伸手探斗杓。屡见前峰俯，愈知后历高。白日死崖上，黄河生树梢。自笑亡命贼，不如升木猱。仍复自崖返，不敢向顶招。归来如再生，两眼青寥寥。
【赏析】
华山又名太华山，位于陕西华阴市南，古称“西岳”。为我国五岳之一。诗人于乾隆十七年（1752）赴陕西任职，途经华山而有攀登之举。此诗描写诗人登华山时的所见所感，笔墨重在表现其处于险境中的内心体验，写得细致真切，使人读后如同身历其境。
华山素以崚嶒险峻闻名天下，但古人的题咏多是从旁观角度写华山之高峻，而写亲身体验者少见。此诗属于后者，故构思遣词都别出心裁，显示出诗人独抒性灵的创新精神。诗前四联先写登山前对华山总体风貌的审视，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为描写登山作铺垫。首联堪称妙喻，形象地勾勒出华山拔地而起、突兀陡峭、几乎无路可攀，充满惊叹之感。这就为攀登之难埋下伏笔。第二联之“铁花”是指山石岩壁上的表层物，这两句渲染出华山气候的阴冷凄惨。第三联夸饰云雷鲁莽地在山上四处撞击，似在保护这一层铁的山表；在雷声轰响中，巨大的仙人掌时时摇动，这又突出了华山四周环境之险。第四联描绘华山流泉纵横，水势湍急，天空中一片泉鸣之声。这一切，都预示着登华山障碍重重，非比寻常。何况，“华山自古一条路”，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踏碎艰难险阻而前行。前四联把文势蓄足后，接下八联，则转入具体展示登山时的情景，这是诗人以身历其境的角度来表现出了华山之险峻无比，描写角度有了变换，也避免了全诗的单调之感。第五联是过渡，承上启下。“蹑芒蹻（jué）”即踏草鞋，此联写自己思想上对登华山之艰难早有准备，不敢掉以轻心。接下诗人跳脱了攀登的起始阶段，直接推出登上半山时的惊险镜头：“绝壁纳双踵，白云埋半腰。”诗人一双脚跟嵌在绝壁之上，随时有跌入深渊之险；白云缠绕着腰际，又仿佛已登上了九霄云外。这一联的描写令人为之屏声静气，手捏冷汗。而“忽然身入井，忽然影坠巢”一联则是虚写，两个比喻，表现山径之曲折及诗人忽下忽上的心理感受：登攀时，忽而身如落深井，觉山谷黑暗阴冷；忽而影如坠鸟巢，更显崖端高峻险峭。这种心理感受，非亲身登华山者不能道出。接下二联“天路”、“云栈”皆是形容华山之路与栈道的高入云霄，它们忽断忽交，令人望而生畏，以致“惊魂”像树叶一样飘落，稳定心志全靠路边的铁镣。这种对华山之路的心理体验也十分真实，前句的比喻则非常精警。尽管征途险境层出不穷，一路攀登亦胆战心惊，但诗人仍顽强地前进，要在征服自然中体会造化之工。当他愈登愈高，终于享受到一种神奇的境界。“闭目谢人世，伸手探斗杓”一联使人想到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仰胁息”之境，“斗杓”是指北斗星中的斗杓三星（玉衡、开阳、摇光）。诗人此时仿佛脱离尘世进入仙界，伸手可触摸星斗，这是华山对他这位登山探险者的酬报。而每登上一座高峰则见前峰俯首，由此可知后登之山峰更高峻，这种感受，则是华山给他的哲理性启迪。诗人最后登到一个悬崖上，具体何崖不言，总之是华山一高绝处。在这里诗人登高壮观天地间，欣赏到天下奇景：“白日死崖上，黄河生树梢。”此联意境清旷深远，前一句有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之意，但用一“死”字却别具意味，构成一种凝固的氛围。后一句又有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邱子》“黄河如丝天际来”的意味，化大为小，黄河仿佛在树梢间流过，又反衬出诗人立脚处之高。诗人攀到“崖上”，已经精疲力尽，何况以后的路程更加难于上青天，因此知难而退。最后三联写返回的感受：“自笑亡命贼，不如升木猱。仍复自崖返，不敢向顶招。”自我调侃，诙谐幽默。写返回后的感觉则耐人寻味：“归来如再生，两眼青寥寥。”“再生”意谓此次华山之行如同下地狱，历尽九死一生之险，因此能“归来”简直是死而复生，值得庆幸。但是两眼仍觉“青天高寥寥”（韩愈《感春》），仿佛此身还在天路云栈之上，看到的依然是一片青天空洞，令诗人心有余悸。诗人虽未能写出登上华山顶端的艰险，但是由此及彼，一切均可以想象了。此诗最大的成功，是把描写华山自然之险境与揭示诗人的心理体验结合起来，二者相得益彰，既使读者如临其境，又如见其人，与诗人同惊同喜，共同体验登华山之艰险。徐世昌称袁枚诗“能状难显之境，写难喻之情”（《晚晴簃诗汇》），此诗足以当之。
（王英志）
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二首选一）
袁 枚
秋夜访秋士，先闻水上音。
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
响遏碧云近，香传红藕深。
相逢清露下，流影湿衣襟。
【赏析】
袁枚于《送李晴江还通州》诗曾自注云：“晴江所寓号借园。”由此可知通州（今江苏南通）借园是作者好友李晴江的寓所。诗人于乾隆二十年（1755）的一个秋夜去拜访借园主人李晴江，适逢“主人坐月下吹笛”，乃赋此诗。
全诗四联均写景，无一句议论，无一句抒怀，但却弥漫着凄清的氛围，渗透着悲凉的情思。人们细细品味，会如饮醇酒，回味无穷。首联“秋夜访秋士，先闻水上音”不仅破题，而且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且看：时间是“秋夜”，本已凄清冷寂，而所访者又是“秋士”，更暗寓幽怨之意。《淮南子》云：“春女怨，秋士悲。”“秋士”谓士之暮年不遇者，借园主人当亦属其类。诗人虽曾步入仕途，任过县令，但因升迁无望等原因，早于七年前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二人在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诗人此行“访秋士”即以此为前提的。当诗人步入借园，首先听到的是“水上音”即笛声。此笛声作为一种听觉意象是全诗的中心意象。它是借园主人心声的流露，感情的寄托。诗在首联引出“水上音”之后，中间两联即集中笔墨描写之。但诗人并未单纯写笛声，而是以视觉意象“月色”及嗅觉意象藕香作为陪衬烘托，使笛声意味更加丰富感人。颔联“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乃脍炙人口的名句。“一笛”指一曲笛声，“酒人”指微醺的借园主人，他在借酒浇愁之后，犹嫌不足，又以笛声抒发其心情。在中国古诗中，笛声基本都是幽怨悲哀的意象，如“羌笛何须怨杨柳”（王之涣），“笛声愤怨哀中流”（杜甫），“暮天何处笛声哀”（赵嘏），“笛愁春尽梅花里”（白居易），“笛声清更哀”（李益）；……不一而足。此诗之笛声亦不例外，“一笛酒人心”抒发的乃是“秋士”不遇的哀愁之心，而描写笛声在冰凉如水的月色中飘荡，仿佛笛声也浸透了清冷的月色，这就更增添了笛声凄怨的情韵。笛声感情虽然哀怨，但借园主人吹奏技巧却十分高超，故颈联一转云：“响遏碧云近，香传红藕深。”笛音嘹亮，仿佛阻遏了夜空中的碧云（这里用了《列子·汤问》“响遏行云”的典故，但令人不觉），同时，水中深处飘来红藕的幽香，与笛声交织往还，仿佛笛声也具有香气。作者“先闻水上音”，既产生了感情的共鸣，又陶醉在音乐的享受之中，所以久久伫立，直到笛声结束，才想起要与友人相会。尾联云：“相逢清露下，流影湿衣襟。”此联乃回应首句，当作者在“秋夜”一曲听罢，终于与“秋士”相逢之时，他们却久久地相对无语，他们的身影沉浸在流泻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凝静；他们的衣襟被清凉的夜露沾湿了，犹如他们的心灵也被凄清的笛声净化了一般。友人的心声已在笛声中倾诉殆尽，作为知心朋友，作者对此亦已领会与理解，无须多问，亦不必多言，二人达到了高度的默契。诗的收束留给人们的是像不尽的笛声一样的余音。
袁枚论诗云：“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随园诗话》卷四）又云：“揉直使曲，叠单使复。”（《续诗品·取径》）此诗的主旨在于表现作者与李晴江作为知音的友谊，以及对友人的理解，但无一语直言此意，只是写自己夜访友人听其“月下吹笛”时的景象与二人相逢时无言的情状，却自有一股感情之泉流注全篇，这也正体现了他诗论的精神。
（王英志）
独 秀 峰
袁 枚
来龙去脉 [1] 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2] 。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 [3] 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 [4] ，人生孤立何伤 [5] 焉？
【赏析】
这首诗是作者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游桂林时作。独秀峰，亦名独秀山、紫金山，在桂林市中心王城内，以平地孤拔，无他峰相属，故名。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诗篇起笔就引人注目，凸显出独秀峰的奇特。桂林诸山多奇峰突起，不见来龙去脉；而独秀峰又是一峰高耸天南。孤峰挺秀，拔地而起，气势雄峻，堪称“南天一柱”。这里用一个动词“插”字，以动写静，化静为动，赋予静态的山以动感和勃勃生机，从而生动地描画出了独秀峰那刺穿青天的孤高与挺拔之势。接下去的两句是说，桂林山水十之八九是奇特的，独秀峰更是高居第一；补足上文，使独秀峰的孤高形态更显得神完气足。
五、六两句写登山所见。“三百六级”是由山麓到山顶的石阶级数。跃上葱茏，登临峰顶，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景致尽收眼底，青山叠翠，桂林城内的绿水悠悠，水绕山环，烟霞氤氲，亦历历可见。前人有句云“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状喻桂林山水之美，可谓精妙恰切之至了。这般烟水美景齐集山下，奔来眼前，此处着一“来”字，更突出了独秀峰钟灵毓秀，在桂林山水中“冠其首”的地位。
以上六句实写眼前所见之景，形神毕肖地勾勒出独秀峰的奇特壮观；末二句笔锋一转，由实入虚，即景生情，抒写了作者无尽的人生感喟和阔大胸襟。诗人伫立峰巅，遥望着远处的青山碧水、流霞烟岚出神，恍然间，一种淡淡的关乎人生旨趣的感伤情绪浸淫而生。
我们知道，袁枚不仅是一位诗人、诗歌理论批评家，同时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道学、反礼教、要求个性自由的倾向，杨鸿烈在《袁枚评传》中称誉其思想“一直远远走在世人前头”。他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强调写诗者的真性情，实质上也含有跟儒家“义理”之说相对立的意味。同时，作为一个聪明练达的才子，袁枚思想敏锐，善于思考，言论泼辣，几无遮拦，颇富有离经叛道的火药味。加之其不拘礼法，率性而行的生活态度，使他在当时颇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他的那些出于真性情的“缘情之作”曾为人“所共非”，因收受女弟子之事章学诚把他骂作“无耻妄人”、“邪人”。在他辞世后，更被许多人目为“进退六经，非圣无法”的“名教罪人”而大张挞伐。然而，袁枚是清醒的，坚定的，绝不会因为“孤立”而动摇。他于生前身后事饶有自信：“古来真才人，俎豆非儿女。诸公莫相关，我自有千古。”（《遣兴》）诗人登独秀峰而兴叹，发出“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的感慨，正与此意相通，其中既表明了自己秉性正直、特立独行的生活旨趣，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体味到其感会人生的微微怨嗟，可谓寄托遥深，意味隽永。
作诗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独秀峰》一诗由登山而兴慨，诗人即景生情，兴会所触，顿张灵机，发而为灵气飞动之华章。细味此诗，意境阔大，蕴藉深慨，而真致毕凸，堪膺“性灵”风趣之上品。
（尹芳林）
注 释
[1].来龙去脉：旧时堪舆家（俗称风水先生）以山势为龙，称山势起伏连绵为龙脉。
[2].南斗：星宿名，在南天。
[3].烟水：云烟缭绕的山水胜景。一本作“烟火”，指人烟、房舍。
[4].直如弦：汉桓帝时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里形容峰势峭直。
[5].伤：妨碍。
自 嘲
袁 枚
小眠斋里苦吟身，才过中年老亦新。
偶恋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马结芳邻。
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
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
【赏析】
上面这首诗在袁枚集中不算最上品，它的可贵，在一个“真”字。诗人能坦露自己真实的心迹，不掩饰，不矫情。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我”，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不多见的。
诗开头写诗人“小眠斋里”时，对自己一生的审视和反思。此时，作为一个诗人的苦吟之身，在人生道路上已经开始进入垂暮之年了。对此，他没有为失去年华而悔恨，而是幽默地说：自己“才过中年”，即使可称之为“老”，也是“新老”呀！诙谐，乐观，不愧古之达人也！
回顾这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呢？———“偶恋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鸟结芳邻。”袁枚对生他育他的“故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随园诗话》中有一段记载：“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苏小，六朝时南齐著名歌妓，家住钱塘，常坐油壁车。六朝乐府中就有《苏小小歌》，唐代李贺、温庭筠、张祐都有歌咏她的诗。袁才子也是钱塘人，颇以故乡的人文胜迹自豪，对那位六朝时代的苏小也投以深情的一瞥。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料到，如今为了“恋云山”，竟然去同山猿林鸟做邻居，忘却了钱塘故土，连自己当年在上官面前极力袒护的可爱的“乡亲”苏小小都丢到脑后了。
原来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袁枚本来也是走“读书做官”的传统道路，二十四岁中进士，被派到江南地区做知县。可是，七八年官衙生涯，使他深深感到“官苦原同受戒僧”，而自已是个“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好名人字画、又好书”的人，做官那一套与自己的个性太不相合了。于是，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南京小仓山北巅一座私人花园，加以修葺：“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名曰：“随园”。竣工后，便告辞官场，退居园中，过他“同猿鸟结芳邻”的生活了。
“有官不仕偏寻乐”，就是指自己退居随园这件事。意味深长的是：他修葺随园，处处突出一个“随”字，即顺应自然景物本身的特性，实际上这也是表示他的人生态度，同样重在一个“随”字，即顺应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千万不要违反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为铭记这一点，他干脆自号“随园”了。当然，果真要“随性所适”地去生活，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袁枚就曾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园居三年，积蓄用光了，开始闹经济恐慌。在亲友妻室的怂恿下，他怀着“入山愁我贫，出山愁我身”的矛盾心情，又到陕西去做官。但不满一年，与陕西总督不合，又告长假回归随园，这才永远离开了仕途。此后，袁枚居随园而常出游，往返于南京与扬州、苏州、杭州之间，更有几次远游桂林等地，到八十老翁时，仍徜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诗人赵翼称他：“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赵翼说得不错，袁枚除了流连山水外，还时传金屋藏娇的艳闻，他在这首《自嘲》诗中，也坦白暴露自己的思想：“无子为名又买春。”有趣的是，这位公开宣称“六经尽糟粕”的风流才子，对孔老夫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却奉若神灵，打起“传宗接代”的堂堂正正之旗，“千金尽买群花笑”，聘娶了一个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本来这类事在封建社会司空见惯，包括那些名儒、大儒、纯儒，有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偏偏这位袁才子不仅这样做了，还要张扬出去，并且把自己的真实动机公之于世，说什么“无子为名又买春”，坦白承认传宗接代是假，“寡人好色”是真。
袁才子在这方面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人欲当处，即是天理”。他还说像周文王这样的大圣人也有男女之欲，《诗经》第一篇不就说他“优哉悠哉，辗转反侧”么？言下之意，何况我袁某人呢！实际上还是那一套生活准则：一切顺应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他有一位爱妾聪娘，袁枚赴陕西任职时，心中怎么也丢不下她，连写了六首《寄聪娘》，其二云：“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这也是“做官”与“寻乐”的矛盾，他感到“人间万户侯”不如“一枝花对足风流”。这大概也是他坚决离开仕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官不做了，每天在随园里看看风景，谈谈爱情，写写诗，他自我解嘲地说：“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他曾自负有匡时济世之才，现在感到好笑了。乾隆时代，盛行汉学考据，宣扬程朱理学，使人感到很压抑，袁枚《遣兴》诗写道：“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他认为自己天生的个性既不适宜做官，也不喜空谈道学，更不愿埋头饾饤考据，自己只适宜做个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这位诗人是“被天强派”的了！
作为一个诗人，袁枚在清代乾嘉诗坛驰骋五十个春秋，写下近五千首诗，成为一代骚坛主。特别他倡导性灵说诗歌理论，使他成了“文坛革命家”（朱自清语）。自晋代陆机“诗缘情”之说出，历代主张诗歌抒写性情者不乏其人，但“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不能出轨的。而袁枚性灵说，则极力强调写诗者的“真性情”，作诗必须有诗人之“真我”，而这个“我”又必须是不失赤子之心的“真”人。否则，诗便无性灵可言。袁枚为什么对“性情”只求其“真”？显然，他不能让“性情”受到儒家礼义的约束，当“性情”与“礼义”发生矛盾时，他一任“性情”自然流露。像《自嘲》诗中“无子为名又买春”这样的句子和《寄聪娘》中那种“爱情至上”的意味，都表现出一种不拘礼法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袁枚的诗歌主张和他的人生哲学一样，都是强调个人的感情和欲望，具有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的进步意义，是当时诗坛一股清新的空气。
正因为袁枚直抒胸襟的性灵诗“惟我所适”的自由个性，无所忌讳地表现“真我”，以致在当时就引起许多非议。有人劝他删去集中“缘情之作”，袁枚可怎样想呢？他在《答家惠纕孝廉》中说：“瑕瑜不相掩者，玉也；粹然一色者，碔砆也。仆耻为碔砆，方欲暴平生得失于天下，然后天下明明然可指可按，而后以存其真。”他一生深恶伪君子、假道学，决意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让世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高 原）
遣 兴（二十四首选一）
袁 枚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赏析】
《遣兴》二十四首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这是一组论诗诗。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形式，上乘的论诗诗，要既能表现关于诗歌创作的精辟见解，又不失其诗歌的艺术特征；或者说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诗歌创作的见解。这首七绝即是一首比较好的论诗诗。
此诗以自己的创作为例，倡导诗人创作应该具有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否勇于修改作品，这是古代许多诗人与理论家所注重的问题。曹植曾云：“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与杨德祖书》）这是指出创作要修改的必要性。杜甫自称“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则表现了改诗之乐趣；明人谢榛亦云：“诗不厌改，贵乎精也。”（《四溟诗话》）这里说修改的目的在于“精”。袁枚对此有其真切的体会，诗头两句云：“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爱好”，即追求诗歌的高境界；正因为立志高远，所以创作态度要谨慎严肃，不可掉以轻心，草率从事，即“下笔难”。当诗的草稿写出后要“千改”，即对诗的构思、遣词、用韵等各因素反复推敲。因为“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知一重非，进一重境”（见袁枚《续诗品·勇改》）。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只有经过这个加工过程，诗歌才能进入艺术的高境界。
如果说前两句的体会前人已说过，不算新鲜；那么后两句的比喻却独出心裁，令人耳目为之一新：“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阿婆”系作者自比，因为此时作者已76岁高龄。“初笄（jī）女”，即刚成年的女子。老“阿婆”为何似“初笄女”呢？原来她非常爱美，又颇自尊，蓬首乱发是决不出头露面的，一定要把头发梳得云鬟高耸，一丝不乱，打扮得漂漂亮亮，才允许别人观看。这是比喻自己虽然是功力纯熟的老诗人，亦要像初学作诗者一样认真严肃，对诗稿要“反复改正”，以去掉“瑕疵”（见《随园诗话》卷三），才可供人欣赏。这两句诗的比喻，不仅使前两句的感受形象化，同时增添了诗的情趣，避免了以议论为诗的枯燥乏味之弊，从而使读者易于接受。
袁枚尝论诗云：“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发而兴起；倘率直庸腐之言，能兴者其谁耶？”（《随园诗话》卷一）这是主张诗须通过巧妙形象的语言艺术地抒情言志，这样才能有感发人心的魅力。这首诗前两句比较平淡，但后两句关于“阿婆”与“初笄女”的比喻，却生动有味，即属“工巧之言”，从而为全诗增添了魅力，令人读了当发出会心的微笑。
（王英志）
鸡
袁 枚
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
主人计自佳，不可使鸡知。
【赏析】
这首咏物小诗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袁枚于咏物诗主张“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随园诗话》卷七）；又云：“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随园诗话》卷二）他强调咏物诗不能单纯为某物写照，而应寄寓某种深意，力求能予人思想上的启迪。这首《鸡》就是一首既咏鸡，又含“寄托”的佳作。
此诗着眼于“鸡”与“主人”的关系上构思立意。它的表层涵义很浅显：鸡的主人“养鸡纵鸡食”，即任凭鸡吃饲料，不加限制。但“主人”之慷慨大方，为的是“鸡肥”；而把鸡养得肥肥的，最终目的则是“烹之”，即把它烧煮了美餐一顿。养鸡者的“计自佳”，即其策略自然是十分高明，但此计又“不可使鸡知”，否则它是不肯敞开肚子催肥的。诗称“主人计自佳”寓有讽刺意味，“佳”者，阴险毒辣也。其计“佳”在使鸡能安于其暂时的“优裕”地位，而对其最终被“烹”的命运却懵懂无知。“鸡”被蒙蔽，则只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是可怜复可悲。这本是日常生活之小事，不足为奇。
但此诗之“吸取题神”，却旨在表现其对封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一种深刻认识，自有其深层涵义。这种“主人”与“鸡”的关系会使人悟出一种人生哲理，从中约略可看到了封建社会中许多君与臣、主与奴之间欺骗与被欺骗，利用与被利用的可憎的关系，可以说，其中也积淀着老诗人六十余年的人生经验与教训。
此诗体现了作者所谓“意深词浅，思苦言甘”（《续诗品·灭迹》）之旨。尽管全是口头语，大白话，但对现实中人与人之关系的洞察可谓深入骨髓。凡有一定人生体验的读者都会从中有所醒悟，有所警惕，有所启发。所以后来刘大白《旧诗新话》惊叹道：“一切资本家豢养劳动者，男性豢养女性，军阀豢养兵士……的阶级豢养底背景，都被这几句诗道破了。不料旧诗中竟有这样的象征文字！”
（王英志）
雨过湖州
袁 枚
州以湖名听已凉，况兼城郭雨中望。
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
打桨正逢红叶好，寻春自笑白头狂。
明霞碧浪从客问：五十年来得未尝？
【赏析】
这是一首能体现袁枚诗歌和为人方面某些特色的作品。诗写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袁枚时年五十，此年他颇多出游，足迹所至，计有苏州、常州、湖州、无锡、杭州等地。
本诗所见袁诗特色，即是其中所用的双关语，具体来说也即是四、五、六三句。袁枚于诗倡“独抒性灵”，这“性灵”之“灵”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是“性情”加“灵机”（《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璵沙先生诗序》），“笔性灵”而非“笔性笨”（《随园诗话补遗》卷二）。而双关、隐喻正是他显示“灵”的较常用的手段。湖州人以农桑为业，以“生涯总是桑”言之，很有地方特色。然而前面加“儿女”，就使诗意暧昧起来，使人想起古代男女密约偷期的代名词“桑间濮上”。“寻春”本是寻觅春光春景，但袁枚此游在秋天，故此“寻春”含有另一层———寻觅中意的女色之意。以“看花”“寻春”喻寻女色，在袁诗中很常见，如《次日侍讲纳姬索诗》：“寻春甘苦我深尝，此物难于上太行。”“红叶”句的修辞较复杂。袁枚有一首《再赠文玉》云：“霜林红叶好阳春，邂逅横塘赋《洛神》。”文玉是个被婆家赶出的压抑了很久的少妇，富于成熟美，故喻之为红叶，可能指文玉已不是青春少女。而从“霜林红叶”的字面来看，又像是受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句意的启发而把红叶满林的秋天比作红花满树的阳春。本诗这一句虽无“霜林”二字，不易使人联想到杜牧诗，但其机杼很可能与《再赠文玉》相同，所以秋天的“红叶”也能引出下句的“寻春”。当然，“红叶”还可能是用了唐人“红叶题诗”故事，如是这样，那么这里的修辞又是双关，既写景，又借典故之意指寂寞而期望得到爱的女子。一诗而有两重意，是此诗又非仅是此诗，正是袁枚所喜欢的“灵”的效果之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正喻夹写，似是而非”（《随园诗话》卷十二）。
本诗所见袁枚为人方面的特色即是，袁枚一生好色尊情，非但不讳，反而标榜。强调“无情何必生斯世”，寻花问柳，老而不辍。曾作诗自辩曰：“白头人到莫愁家，寄语儿童笑莫哗。若使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解放了情，又滥用了情，这就是袁枚在情方面的态度和行为。这种行为、态度于本诗中恰可见到一斑。
本诗的另外几句也颇能见出袁诗的才情。诗开头先在地名上做文章，一二两句呈递进关系。这种开头和关系安排颇能给人新鲜之感。颔联又增以风物景况描绘，使此地的气候、地理、风物特征以及本诗的题意表现得非常充分。胜似一幅水墨烟雨图。下半首的“红叶”“白头”“明霞碧浪”等景象，色彩明丽优美。结句在前面叙写的基础上以疑问句抒情，轻灵隽永，将雨天游玩湖州的满足感非常活泼含蓄地表达了出来。
（沈金浩）
推 窗
袁 枚
连宵风雨恶，蓬户不轻开。
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
【赏析】
袁枚于乾隆十三年（1748）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与山水为邻，以林鸟作伴，过起了悠闲自在的生活。诗人酷爱大自然，亦因得江山之助而写下大量山水景物诗。自然界朝晴夕阴，风雨多变，这就使敏感的诗人时忧时喜，进而产生创作灵感，常赋诗以抒发之。这首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诗就是写诗人于清晨雨霁风止后推窗之一刹那间的感受。
“连宵风雨恶，蓬户不轻开。”“蓬户”，用蓬草编成的门户，形容住所简陋，亦具有野人之趣。诗前两句写一整夜风雨大作，致使诗人连门户都不好轻易打开。“风雨”迫使诗人与自然的山水隔绝，无法亲近，只能憋在室内，这是诗人之所以言其“恶”的原因。前两句诗重在表现诗人心情的郁闷已久，亦为后二句蓄了势。“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这两句诗暗示“连宵风雨”已停，而自然界阴晴的变化亦引起诗人感情的变化：当清晨发现天气放晴，可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去之际，诗人是何等欣喜！他是那样急不可耐，以至连打开“蓬户”都嫌太慢，而是立即“推窗”，先一睹青山之风采，而青山亦似解人意，它们似早在窗前等候，诗人窗才推开，它们便扑面而来！山本是无情的，是诗人对青山有情而“相思”，但诗人却化无情为有情，令青山亦起相思之意，“山”既然能“相思”，则山就更值得诗人眷念了。又，山本是静止的，而写山能“扑面来”，又化静为动，更显得山具有灵性，这样的山可以交为挚友，也就不足为奇了。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曾有“两山排闼送青来”之句，山亦被拟人化，那是用硬笔描写，以力擅场。而此诗以“活”取胜，富有生活情趣。
吴应和评“随园诗处处虚灵活泼”（《浙西六家诗钞》评语），颇能道出其性灵诗之特色。这首诗写雨后青山，即具“虚灵活泼”之妙。
（王英志）
寄 聪 娘
袁 枚
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
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
【赏析】
那是乾隆十七年的正月。在阵阵爆竹的余响声中，三十七岁的袁枚告别了美丽的江南、年迈的父母，也告别了他心爱的聪娘（小妾），像一只离了群的大雁，孤独地飞向秦中（今陕西境内），飞向那个他要去做官的地方。
此后的数月，他抗拒着不断袭来的寂寞，抵拒着对聪娘刻骨的思念，一个人承受大西北的万丈风尘，也一个人领略古黄河的壮丽与神秘。在异乡，他冷眼看隋堤的柳茂美如堆烟砌玉，冷眼看灞陵上春风里少女们鲜丽的衣袂、飘香的裙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其实从长安回望江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云山空锁九回肠，细数清宵故故长。”“知否萧郎如断雁，风飘雨泊灞桥边？”他在给聪娘的诗中这样凄婉地诉说着。那一封封简短而又温柔的诗函，载着他的多少痴迷与思恋啊！这一刻，他又拿起了笔，呼唤着远方的聪娘，呼唤着心里那一枝芬芳艳丽、永不凋谢的花朵。
“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他喃喃地低语着，仿佛聪娘就在身边，仿佛他们正相对承诺：“碧海青天，誓同白水。”（《聪娘墓志》）诗人是在三十三岁时和聪娘结为伴侣的。三年多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们相互厮守着，宛如一对相依相伴的燕子，“双栖”双飞于“吴苑”的明月之下；也还是那些个夜晚，她伴他读书，红袖添香，直至夜深。在诗人眼里，她是怎样美好的“一枝花”啊！“羹是手调才有味，话无心曲不同商。”“侍疾不教衣带缓，看书常伴烛花深。”（《哭聪娘》）她娇媚如花的容颜，温柔可人的个性，常常使诗人心醉。然而现在，他和他的聪娘却远隔着几千里的路途，半年多的时间，对这两个“寻常并坐犹嫌远”（《寄聪娘》）的情人来说，还有什么痛苦会比“别离”更深呢？“不信秋来看明镜，为谁添上几重霜？”（《寄聪娘》）他热烈地倾诉着，羁旅之愁弥漫着诗人全身。此刻，他只能凭借这热辣辣的诗函，传达他的思念，传达他对聪娘一如往日的爱：人间的万户侯且让别人去做吧，我只要与你相对，便满足了！
在家的聪娘，若听到这滚烫的话语，大约也会想起些两情缱绻的时刻吧，然而那回忆只会使别离显得更加难耐了。诗人仿佛看到了聪娘含愁的眉眼，“上元分手泪垂垂”（《寄聪娘》）的一幕又闪现在眼前，他仿佛听到她切切的哀怨：既是如此，又何必为官、为钱远走他乡呢？———于是在那仿佛已经说到尽头的爱情誓言之后，又有了诗人无奈的诗句：“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
真正的爱，是不容有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在爱人的眼里，金钱也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悲莫悲兮生别离”，有谁愿意用黄金换取那“黯然销魂”的离别之苦呢？然而在袁枚，却又有着他不得不出仕的原因：“父母闻作官，劝行语谆谆。妻妾闻作官，膏我新车轮”……他不得不走了。虽然在西行的日子里他见山觉惨淡，见水亦伤神；虽然他知道现在是“樱桃花淡绣帘孤”，虽然他也“思量海上伴朝云”（《寄聪娘》），然而对聪娘的愁与怨，他却毫无责备之意。他只是告诉聪娘：随你怎么想吧，觉得我为黄金远走也好，觉得我薄幸也好，只要你能知道，我的愁肠也与你一样缠结、盘曲！
这是一封率真的情书，它直抒了诗人对聪娘炽热的爱情。“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鲁迅）读此诗，即可想见袁枚“重性情”的个性，也可知袁枚和聪娘来日的相见必定是十分幸福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似人间无数”！
（张 巍）
纸 鸢
袁 枚
纸鸢风骨假稜嶒，蹑惯青云自觉能。
一日风停落泥滓，低飞还不及苍蝇。
【赏析】
袁枚曾说：“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随园诗话》卷二）又说：“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同上），他喜欢、也善于在咏物诗中别寄寓意，如其《偶作》云：“晴太温和雨太凉，江南春事费商量。杨花不倚东风势，怎好漫天独自狂。”三四句可为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七十回中替薛宝钗写的《柳絮词》作注。这首《纸鸢》也是言内见物、言外见人之作，且与上诗有相通处。
与许多运用隐喻手法的咏物诗一样，这首诗的“言外见人”的效果，也是通过抓住物与人的对应性特征，借助谓语把无生命的名词变为有生命的主体，再辅之以一定的借喻手法来获得的。纸鸢即风筝，古多以竹制，其架可称“骨”，但称“风骨”，又言“稜嶒”（瘦劲、刚硬、威严），其意即超出纸鸢骨之外。“蹑”（踏）“自觉”这些动词都是形容描写人的，此作“纸鸢”的谓语，使“纸鸢”成了有生命的主体，诗的隐喻效果也更加明显。“青云”喻高位，此已为人所共知。纸鸢升天，须借风力，失去风的托送，它即落地沾泥，还不如苍蝇，因为苍蝇虽不能高飞，但其飞动尚凭己翅之力。
此诗下有自注说：“余前有《憎蝇》之作。”其《憎蝇》诗云：“深秋丑扇尚纷纷，偶据高柯自道真。枵腹可曾餐墨水？恶声偏欲扰诗人。神昏不附追风骥，暑退能留几日身？辜负天教生羽翼，枉钻窗纸费精神。”显然，这里的蝇是指凭炙手可热的背景获取一定地位的人，他们不学无术、天资愚钝却又要附庸风雅，干扰、指责真正有才华的人作诗做事。诗中预料这些人好景不长，必将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其声势。而《纸鸢》诗中作者说掉地的纸鸢比苍蝇都不如，可见其对纸鸢———纸鸢式人物尤为鄙视、厌恶。苍蝇惹厌，但丑态显然，且多少靠点自身能力；“纸鸢”则全仗他人始得高飞，然而还不自知，显出一副高峻威严的样子，这些人栽下来，将比苍蝇入秋更惨。
诗借物喻人，讽刺非常辛辣。惜乎现实中又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说，一些“纸鸢”栽下来，虽不在“青云”，却仍在“假稜嶒”、“自觉能”，这大概又是袁枚始料而未及的了。
（沈金浩）
湖上杂诗（二十首选一）
袁 枚
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
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
【赏析】
诗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春重返故乡杭州，遍游西湖山水。其间或绘景，或怀古，或抒情，写下与杭州风物有关的《湖上杂诗》二十首。这里所选一首重在描写杭州茶山景色与采茶女的风采，显示出盎然的春意、鲜丽的春色。
这一天，诗人来到西湖南山一带游览名胜风光。他先观赏了著名的“烟霞石屋”二洞。烟霞洞在烟霞岭下，先“洞内有罗汉六尊”，后吴越王钱镠又“补刻一十二尊”，今俱废。石屋洞在南屏山下，洞内“高敞虚朗，衍迤二丈六尺，状如轩榭，可布筵几。其底邃窄通幽，周镌罗汉五百六十身”。（均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平章”原意为品评，此处兼有观赏之意。诗人曾分别于二洞内仔细“平章”这造化的奇观，一定耽搁了过多的时光，因此当他游毕二洞，天色已晚，斜阳西下了。但诗人却没有归去休憩的意思，竟“渡水穿花趁夕阳”，即趁着夕阳余晖未褪，又忙着涉溪水，穿花丛，贪婪地欣赏起洞外的春山之景。这种留连忘返的兴致，使年逾花甲的老诗人显得如同贪玩的孩子，充满了天真的童心。
果然，老诗人竟有了意外的发现，他于春山上惊喜地看到了一幅别致的“图画”：“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这幅图画以“万片绿云”即万丛茶树为背景，以“春一点”即“红一点”为主体。“春一点”乃化用王安石名句“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意，这里指那采茶姑娘的红布裙。试想：在茶丛的一片翠绿色中，忽然闪现出一点红色，又是在夕阳的映照下，多似一团火！多么引人注目！这“一点”就是此时天地之间最“动人”的“春色”。“布裙”，显示出采茶女自然朴素之美；而“红出”以形容词“红”修饰动词“出”，既用得十分别致，也写得非常传神，因为在远处望去，“绿云”里“出”的只能是一点“红”，由“红”才能悟到人，此处亦可以看出诗人笔锋之灵秀。这“红”分明是“采茶娘”的青春风采。此诗描写诗人游览南山一带之所见，但详略有致。游“烟霞石洞”是一笔带过，而突出描写茶山所见。在诗人看来，大自然的春色虽佳，但少女的青春却更为美丽，更能代表“春色”的来临。这是诗人独具只眼处，亦是此诗审美价值之所在。
（王英志）
箴作诗者
袁 枚
倚马休夸速藻佳，相如终竟压邹枚 [1] 。
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迟转是才。
清角声高非易奏，优昙花好不轻开。
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
【赏析】
袁枚字子才，常隐然以才子自许，当时的人也都承认他是才子，甚至有比之于“谪仙”者（汪乔年，见《随园诗话》卷三）。也许因自己有才之故，他非常强调人的“天分”、“才”气。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好诗人，关键在其天分。但在有天分的人中，他倒并不很推重挥毫万字，援笔立就者，而对谨慎下笔、勇于修改这一点倒颇多强调。五十二岁时，袁枚作《续诗品》三十二首，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写法，以四言诗谈论作诗之法。其中《精思》、《知难》、《矜严》、《勇改》、《割忍》等篇，都讲到作诗不贵多不贵快，而应覃思精研，仔细推敲，不厌修改。六年后，他又写了这首《箴作诗者》，以七言律诗的形式，再次讲了这个道理。
诗首先以典故引出本诗所欲议论之事。“倚马可待”是人们常用的习语，事出袁宏倚马草檄；“速藻”本自刘宋时沈璞作《旧宫赋》不如以往敏速的典故。袁文好坏，《旧宫赋》与沈璞前此之作孰胜，史未明言。袁枚本诗用此两事，只是借指快速作诗文者。“休夸”即是袁枚要提供的“箴”。为何“休夸”？首联次句即以历史事实来说明：枚皋是西汉著名的作赋快手，邹阳也才思敏捷，司马相如则写得较慢。但相如作品虽不如枚皋多，论作赋之成就，相如终在枚皋之上，这是历史定评。
次联是两句议论，紧承上联，正面表达观点。上句言诗与其多而粗，不如少而精。下句言不率易落笔，能反复推敲者才是真正有才的人。袁枚的这种见解，是他观察物理、总结历史现象所得，也是他自己的创作体会。《续诗品·矜严》说：“我饮仙露，何必千钟；寸铁杀人，宁非英雄。”他清楚地看到了物以少为贵这一世间常理。在《随园诗话》卷七中他又以李白、苏轼为例说明才大者实际上也不恃才自放。在《答祝芷塘太史》信中，他还讲了诗少见贵的理由：一是真能写出新意的题材现已不多；二是天下诗人太多，平凡之作留多了没人要看，多了又不易流传；三是语多生烦，韵多必凑。所以他要祝芷塘对自己的诗“宜加烹炼”。又以“精兵三千，胜羸师十万”这类事例作比提醒他。从袁枚所列的几条贵少的理由来看，他的这种贵少的观点对创作应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关于作诗不贵速问题，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四中曾以自己和蒋士铨的一段创作经历加以论证。其言曰：“作诗能速不能迟，亦是才人一病。心余《贺熊涤斋重赴琼林》云：‘昔着宫袍夸美秀，今披鹤氅见精神。’余曰：‘熊公美秀时，君未生，何由知之？赴琼林不披鹤氅也。’心余曰：‘我明知率笔，然不能再构思。先生何不作诗以示我？’余唯唯。迟半月，成七绝句，心余以为佳。余乃出簏中废纸示之曰：‘已七易稿矣。’心余叹曰：‘吾今日方知先生吟诗刻苦如是，果然第七回稿胜五六次之稿也。’余因有句云：‘事从知悔方徵学，诗到能迟转是才。’”由此亦可看到，袁枚所重的“迟”不是天生迟钝，而是有才而不炫才，精益求精。
诗颈联连用两个比喻，在内容上承上启下。角是古代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一，其声音调很高，但奏之不易；昙花很美，又被看作祥兆，但它很少开，即使开了也因时间短而很少让人看见。两句都比喻好诗不容易得到。因“非易奏”故需多练，因不轻开故需耐其迟。所以，诗之尾联又用了一个比喻，伸足了“非易奏”而需多练之意，也点明了贵少耐迟所能达到的境界。
应该附带一说的是，袁枚论作诗常很辩证，他在强调本诗所言的观点的同时也指出，有时“天机一到，断不可改”，又说诗过分多改“则机窒”。用他在《续诗品·勇改》中的话来说，即“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这样看问题，应该说是很全面的了。
（沈金浩）
注 释
[1].倚马：晋桓温北征，袁宏倚马前草拟文告，顷刻写成七纸。事见《世说新语·文学》。速藻：谓为文敏速，挥笔立就。语见《宋书·自序》。“相如”句：《汉书·枚乘传》：“（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者少而善于皋。”又《汉书·邹阳传》：“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哭 聪 娘
袁 枚
记得歌成《陌上桑》，罗敷身许嫁王昌。
双栖吴苑三秋月，并走秦关万里霜。
羹是手调才有味，话无心曲不同商。
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
【赏析】
人生如梦。每个女子都有青春消逝、两鬓染霜乃至红颜老死的时候。然而在情人的心里，她也许还是那个明媚而羞赧的少女，可爱又可笑的黄毛丫头。乾隆三十八年秋（1773），当四十九岁的方聪娘溘然长逝时，年近花甲的袁枚无疑是十分悲痛的。然而他这首本该是如泣如诉、一字一泪的悼亡诗，却是从一阵悠扬婉转的渺茫歌声中开笔的。
“记得歌成《陌上桑》，罗敷身许嫁王昌。”写下这句诗时，袁枚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时他正在杭州胥江的友人家里小住。盛年得志，风流倜傥。热心的朋友们忙着为他作媒纳宠，一时间“车如流水”，“罗繻门排”，美女如云。然而诗人都不甚满意，以为“衽若交竿，绝少系纱之臂”。就在这时，一个偷偷爱慕着诗人的姑娘出现了。她“清胪窥牖、绮语踦闾”，顾盼之间，那光彩照人的容貌，宛若《陌上桑》中的美人罗敷，使潇洒的诗人不禁目眩神迷。觉得她的到来，恍若“月乍入而室明，珠旁悬而星避”，使满屋的佳丽顿时都黯然失色了。当主人告诉他：“此吾家侍婢方聪娘，君以为姝乎？”他欣喜异常，立时就应允了。于是在“相招以文”，“丹心寸意，藉唱繁霜”之后（以上引文均见《聪娘墓志》），这两个一见钟情的年轻人，便结下了美好的姻缘；当年，萧武帝《河中之水歌》里的莫愁女，虽说是身在“郁金堂”、“玳瑁梁”，却终日为未嫁得东家王昌而愁眉不舒，相比之下，聪娘可幸运多了，如愿以偿嫁得个如意郎。
这段浪漫而又甜蜜的爱情故事，大约会打动许多人的心吧。而作为男主人公的诗人，在聪娘病故的哀伤中回想起来，也许就更有一种忆念不尽的亲切感了。此刻，在轻柔的《陌上桑》的余韵中，他全然忘却了聪娘已经逝去，他的心深深地沉浸在如烟的往事之中，沉浸在对聪娘温馨的回忆之中。
“双栖吴苑三秋月，并走秦关万里霜。羹是手调才有味，话无心曲不同商。”———如果说开首两句所描写的，是诗人一生中最幸福也最难忘的一幕，那么这四句则深情绵邈地展现了他们婚后二十多年中，不断生长、更新而又始终如初的爱情生活。
二十多年的岁月，二十多个春与秋的交替，七千多个日日夜夜；从最初相见的胥江，到后来短住的江宁（今南京），再到小仓山下定居的“随园”；从充满激情的相爱，到真挚默契的相知，再到平淡如水的相伴；从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期间，没有人数过，又有谁能数得清，他们曾多少次“双栖”于“吴苑三秋”的“月”下呢？那远走“秦关”的乾隆十七年，他其实是独自一人去秦中做官的。然而有一颗心，却始终在陪伴着他，长途跋涉、踏霜走雪、同喜共忧———他知道那就是聪娘的爱心。二十年来，聪娘总是和他灵犀相通、心心相印：从简单的生活习惯，到复杂的内心感情，她都能了解得清清楚楚。“羹是手调才有味，话无心曲不同商。”诗人从她妙手调出的香羹里品尝到的，哪里只会是一般的“可口”？更多的，大约还是她浓浓关爱的醇厚滋味吧！至于倾吐心曲的话题，他们又何尝刻意地去寻觅过，然而，哪一次的交谈，不是默契得宛如一首两颗心共同谱写的协奏曲呢？
二十多年的旧事，至今想起来，仍是那样的新鲜与生动，就像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一枝花对足风流”（《寄聪娘》）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响着，“看书常伴烛花深”（《哭聪娘》）的倩影也仿佛还在眼前晃动。然而他的聪娘呢？他的聪娘现在竟在哪里？———如醉如痴的诗人，蓦然从回忆中惊醒，便不禁黯然神伤、悲从中来，终于冲口喊出了：“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
这愁惨欲绝的结句，顿时使全诗的氛围彻底改变，读者猛然受到了诗人心中哀慨风暴的袭击：爱情可以酿出甜蜜的幸福，但当生死诀别到来时，却也会留下无可消解的伤痛和哀怨：聪娘溘然消殒了，二十多年的漫长夫妻生活，在诗人心里，竟只如短暂的“春宵一梦”！种种缱绻的回忆，在此刻，似乎都在增添着终于死别的悲痛：渺茫的《陌上桑》歌声，恍似依然响着，只是早已变得如泣如诉了。此后的岁月，还有谁再会伴他同赏明月、共吐心曲？还有谁再能为他调制出那样情意浓浓的羹汤？“韦郎两鬓衰如许，就使相逢已隔生。”（《哭聪娘》）聪娘的灵柩，是按着她的遗言，葬于杭州先人的墓侧了。一抔黄土，从此将诗人与聪娘分隔在两个世界———“我是人间惆怅客”，“断肠声里忆平生”。纳兰性德的这两句悼亡词，或许正是诗人此刻伤痛心境最哀切的写照吧。
（张 巍）
别 常 宁叔家青衣
袁 枚
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远出城。
知己那须分贵贱，穷途容易感心情。
漓江此后何年到，别泪临歧为汝倾。
但听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约》赴神京。
【赏析】
乾隆元年丙辰（1736），二十一岁的袁枚赴广西探望在巡抚金鉷衙门里当幕僚的叔父袁鸿，五月初四到桂林，次日见巡抚，大受器重，居三月，金鉷荐其赴京参加该年秋季的博学鸿词考试。此诗即是袁枚离桂赴京时赠给为他送行的叔父家仆人常宁的。
作为一首赠别之作，本诗的特点不在其表现形式上的新颖，而在其感情的真挚、可贵。
首联写送者的身份与行为。“奴星”指这位叔父家的“青衣”（仆人）常宁，“六千里”是袁枚老家杭州至桂林的距离。不过这一数字不一定是确数，也许是用柳宗元《别舍弟宗一》中“一身去国六千里”这个现成词。言其身份，并非为强调他们的尊卑界限，而是为下文而作的必要交代。言距离之遥，可见诗人与常宁只是邂逅之遇，他们过去不相识，今后能否再遇亦未知。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常宁能殷殷相送，也更加可贵。“依依”语出《诗·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一向是用以状描别情的首选词汇。常宁舍不得诗人离去，所以送行一直远出城门之外。
次联是本诗中的闪光点，它道出了人际间一种十分可贵的感情。袁枚和他叔父家虽然也都是贫寒的读书人，但在常宁面前毕竟是主。然而诗人并不把这层主仆关系看得很分明，把常宁的远送看作仆人对主人的忠诚或应尽义务，而是将此看作是两心相知的外化表现。诗人在临别之际深为常宁的情谊所感动，更加感受到心灵相通的可贵，因而喊出了“知己那须分贵贱”这一摒弃了等级习见的充满人情味的可贵声音。次联的下句既是当时情状的反映，也是对常宁的含蓄的赞美。袁枚此次来桂林时，年方弱冠，既未有什么地位，生活也极穷困，来时的路费也是别人借给他的，刚到时自己的叔父都瞧不起他，可谓是穷途之客。这次虽然北上应考，成败亦未能逆料。在这种境遇中，常宁能与袁枚建立深厚的情谊，可见他不是个势利的仆人，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地感动着青年诗人的心。
第三联感伤后会难期，直抒惜别之情。写法可能化自前人，唐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中“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和卢纶《送李端》中“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等句都为类似的抒情方式。所不同者，袁枚之泪，是为这位仆人而洒。
惜别而至倾泪，这种别情应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了。然而诗到这里并不歇笔，在挥手道别的最后时刻，诗人又留给常宁一句话，要他等待自己的好消息。“郎君”是诗人自指；《僮约》是西汉王褒写的一篇游戏文，内容是与仆人订的契约，其中规定如果仆人愿意来，当完成哪些事。袁枚在这里是取其题意，谓一旦自己考试获售，便要把常宁接到京城去，在自己身边做事，以便朝夕相处。这一许诺不仅进一步体现了两人的相知相得，也使上文对别愁的抒写在几已饱和的基础上又拓进了一层。
（沈金浩）
上官婉儿
袁 枚
论定诗人两首诗，簪花人作大宗师。
至今头白衡文者，若个聪明似女儿？
【赏析】
上官婉儿是初唐宫廷杰出的才女。她一生经历十分不幸。还在襁褓中时，祖父、著名诗人上官仪就以论武后废立事获罪，累及儿子庭芝（婉儿的父亲），一同处死，全家籍没，婉儿随生母郑氏配入宫廷作女奴。等她长大后，以天性颖悟，“有文词，明习吏事”，被重视人才的武则天所召用；又因忤旨，差一点被诛杀，最终受了“黥面”的肉刑。到晚年，她卷入了韦后乱政集团。中宗暴死，临淄王李隆基（中宗侄儿，睿宗之子，即后来的玄宗）发动宫廷政变，举兵除诸韦，婉儿被斩于旗下。但就是这位累遭不幸的女性，凭她超绝的才智，由女奴而成为武则天母子当政时的幕后运筹人物，曾被中宗册封为“昭容”（正二品女官），代皇帝草拟制命。在诗坛上，她也曾管领一代风流。初唐几位帝后，大多有文学修养，喜欢作诗。每当皇帝赐宴赋诗，群臣奉和之时，婉儿常为武后、中宗以及几位公主捉刀代笔，并负责评骘臣僚的诗作，指点文字，抑扬人物。《唐诗纪事》有一则记载说：正月晦日（每月最后一天叫晦日），中宗游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奉和者一百多人。殿前结起了彩楼，命婉儿居楼上，在一百多首和诗中精选一首作为配乐的歌词。当时臣僚呈上诗作，聚集楼下，听候婉儿评断。这自然有赛诗的意味，也是在考验婉儿评诗的识力。落选的诗篇一张张扔下来了，最后剩下沈佺期、宋之问两篇，迟迟未决。过了好一会，沈诗飘落，独留宋诗入选配乐。婉儿的评论是：沈宋两诗工力差不多，只是宋的结尾比沈好。沈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结篇，是两句空洞的谦虚话，而且语出题外。宋的结联“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紧扣晦日时令（晦日自然没有月亮），又用传说汉代昆明池边有神鱼献夜光珠的典故，切合地望；同时写出了帝家豪华气象，而且辞意不尽，确实远远超过沈诗。这件文坛韵事，尽管出于小说家之言，却为历代诗人所艳称，上官婉儿也就因此名传千古。袁枚写这首绝句，题咏这则故事，除了赞扬上官婉儿外，又暗暗借古讽今。“至今头白衡文者”，俨然有所指，极有可能是讽刺与他同一年成进士、年龄却比他大四十多岁的诗论家沈德潜。当时，袁与沈同为诗坛领袖。袁主性灵，沈主格调；袁进取，沈保守；两人议论判若水火。袁枚强烈反对沈拘泥诗律诗法，以格调论诗，以时代限诗（尊唐抑宋），以温柔敦厚取诗；以及“菲薄艳情”，强调“诗本乎学”等等带有浓厚儒家迂腐思想的议论。为此他两次致书沈德潜，反复驳难，信中口口声声称沈为“大宗伯”，“宗伯”原是沈曾任的礼部侍郎的古称，但此语又含有为人尊仰的文坛宗师这层意思。这首诗里的“簪花人作大宗师”从字面说，无非赞扬婉儿以女性而成为诗坛宗匠，暗中却把“大宗师”与致沈德潜论诗书中的“大宗伯”遥相呼应。袁枚曾说沈论诗“有大袑（袑，裤裆，大袑即大裤，语出《汉书》“褒衣大袑，不中节度”。这里指冬烘迂腐之人）气象”，就是说他有道学先生气味。这首绝句结尾“若个聪明似女儿”，字面上泛指哪一个比得上婉儿聪明，其实也含有讥讽沈德潜白头论诗，思想顽固，天资鲁钝这层深意。他在《随园诗话》中引用杨诚斋的话说：“‘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余深爱其言。”沈德潜正是以格调论诗的人。把这段话与本诗对参，便见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了。
袁枚这首绝句，正面歌颂了唐代一位压倒须眉的才女，又暗中讥讽了当代诗论保守的“头白衡文者”沈德潜之流，表现了他尊重女性的民主意识和诗歌理论中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这首诗的价值首先就表现在思想识见高人一等上。袁枚反对封建的男尊女卑之说，尊重女性的才华，收录女弟子，为她们改诗编集，对她们的诗作尽力揄扬。这首《上官婉儿》是这种进步思想的又一次闪光。其次，在诗艺上，信手写来，炼如不炼。起句“论定诗人两首诗”，是任何诗人都忌讳说的大白话，袁枚却不避俚俗，径言直遂，畅晓明白。四句诗如弹丸脱手，流转清新；却又巧妙地把讽刺的微意藏在这平易的语言里，词旨隐约，使人读后自知其锋芒所向，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就是诗艺中不巧而巧，寓巧于拙的手法，其中透露出诗人特有的睿智覃思与轻松幽默。
（赖汉屏）
养 马 图
袁 枚
养马真同养士情，香萁供奉要分明。
一挑刍草三升豆，莫想神龙轻死生。
【赏析】
这首题画诗，字面意思是很容易懂的。诗人玩味了《养马图》的画意，认为要养好一匹马、一匹好马，马主人就得怀有像古时孟尝君、信陵君之类人物“养士”的心情：养士，就是不但要使门下的士食有鱼、出有车，还要以“国士”相待，尊重其人格，如此缓急之时就可得其死力相助，孟尝君之于冯谖、信陵君之于侯生，莫不如此；养马，则要喂给它香喷喷的“萁”（豆秆），对马的态度是恭恭敬敬的“供奉”而不是随随便便的畜养———扔给马一挑干草、三升豆子，让它填饱肚子拉倒———若是这样，这马就算有神龙之姿，主人也休想它为你出生入死。
不过，本诗的含义若仅此而已，那就算不得佳作了。下面我们再透过诗的字面，来窥看其中的精义。图以“养马”名，画中该有人有马。但此画的核心既非人，亦非马，却是“养”———人与马的关系。诗人十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这首诗也就不同于以往题画马图或咏画马的诗的写法。杜甫咏曹霸画马，元朝人题赵孟頫、龚开、任仁发的马图，清朝人题张穆的马图都围绕马和画家来写，而本诗则紧紧扣住养，由养马联想到养士，并用隐喻的手法转移了本诗的真实主题，没有思维能力的马（神龙）成了有思维能力的士的代名词，香萁、刍草、豆也成了养士者对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付出的比喻。袁枚诗集中有一首引人注目的《鸡》诗说：“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固佳，不可使鸡知。”着眼点也在“养”，主旨是揭露养者的阴险。这首《养马图》言养，强调的则是要收获须付出，要以心换心，诗里充满了重知遇、求平等的精神，否定了下级为上级、奴为主、臣为君无条件效劳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这样的思想在袁枚的文章和行为里是有一贯表现的。他一生中，对曾帮助过他的人如广西巡抚金鉷、主考官邓逊斋甚至建筑工武龙台都铭心不忘。但他公开反对单方面的忠诚。他非常推崇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认为别人如果对自己不好，那么自己也不必死心塌地对他好。他说父子间于“死生之际不可以私害公”是谬论，说那些自称“我但恩报不怨报”的人是“矫情”、“伪”“淆黑白而蔽天良”（《驳唐鉴李德裕论》）这种对自我的强调、对奴性的否定与他在本诗中所强调的养士必须敬士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沈金浩）
卓 笔 峰
袁 枚
孤峰卓立久离尘，四面风云自有神。
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
【赏析】
卓笔峰是浙江雁荡山中一座状如毛笔的山峰。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十七岁的袁枚，游浙江诸名胜，观卓笔峰而作二绝，本文所选为前一首。
袁枚曾说：“诗有正喻夹写，似是而非之语，最妙。”（《随园诗话》卷十二）因为这种写法是袁枚创作的一大追求，故其集中这类诗甚多。本诗是又一次表现了这种追求，诗的词句安排都能扣住卓笔峰的特征，而诗的立意，又不仅是描摹这座山峰，山峰在这里只是诗人兴会的触发机制。诗人实际上是在以山峰比喻自己的生平和创作。相对于家居不仕而言，入世做官可算是一种“尘俗”。袁枚三十八岁后就不再出仕，现在已经六十七岁，至今三十年优游林泉，也可谓是久离尘俗了。卓笔峰的特征是孤峰耸立，不与他峰相连，如何让卓笔峰喻人呢？诗人找到了“尘”字，因为它能担负起表达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双重使命。而当“尘”字沟通了这两种意义后，“卓立”在形容峰的同时自然也就形容人了。第二句的意思紧接第一句而来，并加强了描写中的主观因素。因为是“孤峰卓立”，故有“四面风云”，但谓风云有神，则是诗人的感觉和判断，因而这里的“风云”和“神”也就包含了诗人想说的另一种意思，袁枚《静里》诗云：“静里功夫得性灵，井无人吸夜泉生。蛛丝一缕分明在，不是闲身看不清。”“离尘”的生活使他获得了很多悠闲，悠闲又给他带来了许多忙碌中得不到的性灵和锤炼诗艺的机会，这应是他风云有神的一个方面吧。袁枚在诗创作、评论中又强调诗不分朝代，写诗应该无宗无不宗，学一切好诗而不为所囿，独抒性灵。在思想上他反因循而主独创，强调人须有识，“大概著书立说，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寄奇方伯》）因为能冲破束缚，专求个性，而其才力又相副，于是其著书作文，常能驱遣万物于笔下，这大概也是他风云有神的又一个方面吧。
相对于前两句而言，诗的后两句的“喻”更加明显。前两句的字面尚是写峰，后两句，则在峰的名称上巧做文章。峰的实质在这里更是次要的了，这座孤峙卓立的卓笔峰，在此只成了一枝绝地通天的卓笔。通过这一移花接木的写法，诗的真正用意———提倡写诗要独抒性灵、标榜自己作诗不依傍任何人，也就很轻巧自然地表达出来了。
（沈金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