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 李海文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
最新增订本
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
九州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九州出版社现当代历史系列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
杨天石 著
《折戟沉沙温都尔汗》
王海光 著
《刘少奇冤案始末》
黄峥 著
《“四人帮”浮沉录》
金春明 著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108-3290-1
Ⅰ.①在… Ⅱ.①师…②李… Ⅲ.①师哲（1905～1998）—回忆录 Ⅳ.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0242号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作者 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印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张 32.25 插页 0.5
字数 520千字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8-3290-1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928年，师哲在莫斯科。
1930年，师哲和同事在黑海疗养院。
20世纪30年代，师哲（前排右一）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时和同事的合影。
1948年，在西柏坡。图中右起为毛泽东、师哲、米高扬、伊万·科瓦廖夫。
1948年，在西柏坡。图中左起为科瓦廖夫、周恩来、师哲、米高扬、伊万·科瓦廖夫。
1949年6月，毛泽东和柯瓦瘳夫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
1949年10月，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图中左起毛泽东、师哲、罗申。
1949 年12 月21 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诞辰大会上。照片左起：卡冈诺维奇、师哲、毛泽东、布尔加宁、斯大林、乌布利希、泽登巴尔、赫鲁晓夫。
1954年在日内瓦。前排左起为陈家康、李克农、周恩来、乔冠华、张闻天、王稼祥、师哲。后排左起为黄华、雷英夫、关冷西。
1984年，师哲（右三）和黛霞（右二）在延安和当地群众交谈。
1984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中自左至右为吴瑞章、李琦、方铭、师哲、赵仲元。
1991年夏，本书作序者、开国上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到家中看望师哲。
1993 年，后排自左至右为本书作者李海文、杰尼索夫、贡恰罗夫、张希。
1995 年于师哲家中，图中左起为李海文、师哲、本书日文版译者刘俊男。
1995年，九十岁的师哲（日本摄影师新井利男摄）。
序
我与师哲同志相交较久。他自1938年8月起在莫斯科担任任弼时同志的秘书，1940年从苏联回国后，我通过任弼时与他相识。
师哲性格直率，思想开朗而深邃。我们一见面就情投意合，从相识到相知，相处甚笃。
他现已八十七岁高龄，五年前患有脑血栓，但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在耄耋之年潜心写作，并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帮助整理下，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帮助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当会补充和丰富有关的史书；不仅会受到国内各界读者的重视和喜爱，也会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
当接到师哲请我为他这本书作序的信后，我便欣然驱车前去看望。师哲比我长几岁，又半身不遂，行走不便，但他思维敏捷，语言清晰，脑力不减当年。我因国事缠身，他因患病，我们已是多年未相见了。久别战友的重逢，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十分欢快的。当年我们受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师哲到列宁的故乡——苏联学习、工作十五年，亲眼目睹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艰苦奋斗，战胜无数困难，进行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日新月异的成就鼓舞着各国的共产党人，也激励着我们中国的同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0年他随恩来、弼时等同志回国后又兼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编译局局长等职，协助主席处理中苏间的事务，一直到1957年他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前后历时十八载。他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过程，熟知苏联的情况，因而在延安时，我们常常一起纵论苏联的形势和德苏战局。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反攻终于取得全胜。1944年在延安时，我们出席了塔斯社记者孙平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为苏军的胜利反攻，为即将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欢庆。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带兵上了前线，师哲留在后委、中央工作。我们时有见面，但戎马倥偬，没有时间畅谈。直到全国解放，我调回北京后我们才得以见面畅谈。
师哲也命运多舛，从1959年起就受康生的迫害，被流放、关押先后达十八九年，1979年末才被调回北京。我熟知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因而向中央组织部建议分配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
他历经磨难，非但丝毫未改初衷，而且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更加深厚。师哲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950年陪毛主席访苏时更是跟随左右、形影不离，对主席不仅了解甚深，而且也体贴入微。主席对他也关心备至。我们一起回忆了主席敏锐有神的目光，深入浅出而风趣的谈话，精辟深邃宏大的思想。我们这代人都是在毛主席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稳步前进的。
我们不仅回忆往事，而且交换了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我们谈到了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谈到了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地实现新老合作与交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工作卓有成效，并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对此，我们感到欣慰。我们还十分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前途，希望苏联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九曲黄河，最终奔注大海。宏伟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我们始终坚信，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王震
1991年8月
师哲自序
我的一生可以这样来概括：二十岁以前在陕西省读书；1925年起，在苏联学习、工作共十五年；1940年随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回国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一直到1982年，才由中组部做出了“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
人生道路虽然坎坷，但我从不后悔。我有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有幸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使我深深认识到，他们都是伟大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虽然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每当回首往事时，我就有讲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在这种浓厚感情的支配下，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拿起笔，忠实客观地把他们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能、光辉的战略思想、灵活的策略原则、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记述下来，献给读者，也算尽了一项义务。
正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用斧子砍树，难免木屑飞溅”一样，写任何人、任何事同样也会涉及其他的人和事。我只能就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择其要点叙述一下，难免有所偏差或挂一漏万了。
我于1980年从外地回到北京，开始写回忆录，得到朱唯真同志的帮助。1986年患脑血栓，虽然脑力未减，但已行动不便，一切都力不从心了。这时，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协助，特别是该室的李海文同志受托帮我整理书稿，出力最大。在成书过程中，吴少京、徐及之（即徐永军）同志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整理和文字工作，并得到了李莎同志的帮助。马列、王焰、何定、张希等同志审阅了有关章节，作了补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师哲
1991年6月
整理者序
“文化大革命”后期，经博古夫人张越霞介绍，我与师哲的夫人周惠年及其子女相识，并了解到师哲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俄文翻译，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出访苏联、东欧、朝鲜，是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之间往来的见证人，便十分想见他。但师哲于1962年后一直隔离审查，当时关在秦城监狱尚未出狱。
1975年5月，得知师哲从监狱出来流放到陕西扶风。8月，听说他为了解决自己的政治结论问题回到北京住在福绥境。我登门拜访。这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动作敏捷，头脑清晰，待人热情，我们一见如故。那时正是和“四人帮”斗争激烈的年月，限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的谈话没有涉及50年代的中苏关系，但是他谈锋甚健，话语中充满乐观、机智。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他送我出门时，叮嘱我说：“年轻人，要警惕啊！”他这句话意味深长，包含了多少经验和教训。这次见面，他那鲜明的性格，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1月，政治形势突变，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无果而返，不得已回到扶风。
1979年听说他回来了，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他，室内陈设十分简单，连坐的椅子都不够，孩子们席地而坐。久别重逢，大家格外高兴。师哲仍然如故，精神矍铄。
1982年，师哲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他终于有条件可以回溯那段历史。他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提出此要求，得到同意，但是批示上说，写好后存中央档案馆。
回忆录很快写好，交中央档案馆保存。1986年师哲患脑血栓，脑力虽未减，但行动不便，一切力不从心了。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问世，便将他保存的回忆录的草稿交给我。
原稿有二三十万字，按人物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许多重要活动，不少内容是重复的。由于我工作繁忙，延宕到1988年才有时间开始整理，将书稿按专题进行分类，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当时我任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工作繁忙，整理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主要集中在1989年后半年和1990年一年，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
师哲耄耋之年，虽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细节，独到之见，机智风趣的语言，引人入胜。
我以他的文字和口头的回忆为基础，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相助，得以查阅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档案资料，查阅当年的报刊，核对史实，订正、补充、丰富史实。并对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对人物、事件分析的阐述。使史料更加准确、翔实，增加了系统性和理论性。这也保证了本书的质量，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已公布了大量的档案、回忆录，但是师哲的回忆录仍不失其价值，因而能有第四次出版。
本书是回忆录，首先要尊重史实，保持师哲独一无二的经历、见闻、观点。他受经历所限，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师哲是个性情中人，他时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语。我们从内容到叙述都不能求全责备，但是所述事实力求不违背历史；不发表不当的、过激的观点。
我尊重师哲本人历史实际与意见，凡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查到资料也不增加，凡是他不同意的观点和史实都不用。例如：他坚持苏联从未劝过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现已被外交部接受，见《外交风云录》余湛等人的文章。他回忆1950年10月周恩来访苏，向斯大林提出不出兵朝鲜，已为彭德怀传记组同意。他认为林彪1942年回国后直接从西安到延安，而事实是林先回到延安而后才去重庆。对于与事实不符而他又坚持的，我们都尊重他的意愿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我在文章结构上下了较大功夫，使之前后贯通，成为完整的篇章。同时，注意章节之间的衔接，删掉离题的枝蔓，力求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
整理好后，将第一稿送师哲审阅。问题少，他自己动手修改。问题比较多或者问题比较大，就同我谈。如他记忆（时间、地点、过程、情节）有误，我拿出档案等文字证据，他都心悦诚服接受。我对某些人物的性格、思想的理解与他不同，他详细地和我谈，为了说明问题一一举例，直到我完全理解为止。他讲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因是他的口述史，作为整理者，我只能忠实原意，照录无误。如此根据他的意见修改、补充后，由徐永军、吴少京抄正，再送他审阅，各个篇章都留下他修改的笔迹。每篇都至少往返两次才能定稿。在此期间，我与师哲交谈了三十余次。
师哲虽然从1962年失去自由、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但是他纵观历史，充分肯定毛泽东功劳。我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综合他对毛泽东的叙述和看法，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了《毛泽东神韵》一章，得到他的认可。
我将第二稿分送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马列，彭德怀办公室主任、彭德怀传记组组长王焰，彭德怀传记组成员、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张希、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组长赵福亭、刘少奇研究组组长刘崇文、任弼时研究小组组长章学新审阅了相关的章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秘书长何静修审阅了全书。
第三稿偏重于文字的加工润色，核对引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还做了少量的注释。人物注释大都由徐永军所写，最后由我定稿。此次出版，考虑到随着时间流逝，一些人物、事件已不为人知，又增加了注释。
但是，之前有的章节没有发表，如：关于师哲在延安保卫处工作期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人数众多。当时无法一一查正、核实。征得师哲同意暂时不发表。八一厂的编剧郝在今同志用了十四年的时间，看了大量档案，采访了众多当事人，于2005年出版了《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1] 。从他的书中印证了师哲当年的回忆基本正确，因师哲于抗战胜利后离开了保安处，后来有的甄别，有的有内情。这次，保留原文，只在他记忆不全面的地方加上注释说明。
另外，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当时整理成文却并未发表。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决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法院刑事庭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师哲在此节的文稿上批写：“江青是人民打倒、唾弃的一个罪人，不能把这样的人和毛放在一起。”为了尊重师哲，考虑到粉碎“四人帮”的时间仅过了十几年，读者对江青难以接受，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没有把这一节放进回忆录中。现在，关于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并有许多误传，如有人认为江青不是康生介绍给毛泽东认识的等等。师哲是历史见证人，他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还原历史真相，现在把当年整理的内容公开，以飨读者。为慎重起见，本节内容已在《湘潮》2014年第七期全文发表。
本书作为回忆录，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即是师哲本人。由于师哲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如半文半白，形容词、定语使用频率高（俄文的特点），倒装句较多、口语化等，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尽量予以保留，同时力求使本书的语言朴素流畅，采用白描手法，同师哲的身份更加贴切。
他作为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党性很强。在审查时，有人提出删节对一位领导人评介的内容，他一方面尊重组织的意见，另外他专门写了一段话，陈述、保留自己的看法。
我从事专业党史研究三十多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他在耄耋之年，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他常常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地勾画出人物形象。他那特有的思路，睿智诙谐的语言，和那随口而出的一个又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使我常常听得入迷，忘了记录。
他，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是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这样的老同志很多，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还有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八百多名，为什么他会与众不同？
随着我与他交往越深，对他、对党史越了解，才渐渐找到答案。首先，这固然和他的天性，陕西人倔犟、耿直的性格有关，更主要与他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的经历有关。二十岁到三十五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确定世界观、蓬勃发展的岁月。他长期在国外生活，深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养成了西方的思维习惯。这就是民主、平等、开放。
其次，他那独特的视角，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十八年的经历有关。1938年秋，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参加七大，准备七大后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年春，他随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回到延安。因战争原因，七大召开的时间一推再推，他以任弼时秘书的身份留在延安，在毛泽东、任弼时的领导下负责中苏两党往来的具体事务，翻译来往电文。他参加延安整风，在中央社会部、陕甘宁保安处工作，任一室主任等职务。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这十八年在毛泽东、任弼时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熟知他们的性格、思维特点、行事方法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经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产生分歧的过程。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分歧，1957年1月他主动向邓小平、刘少奇提出离开中央，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拿到火车票，才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对苏联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是亲苏派。其实，他对苏联、斯大林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因在苏联生活十五年，对苏联的优点、缺点有较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在中苏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不少缺点；在中苏关系恶化时也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许多好话。只有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才能出版。1990年、1991年正是恰当的时机，真是天助人也。
第三个原因，他在苏联学习时，能用俄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建国后他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领导筹建俄语学院（第一外语学院的前身）。当时，中央编译局的任务是编辑、翻译马列著作，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革”前印了几十本，没有出全）、《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
建国前由于战争环境十分残酷，全党集中力量打仗，战胜敌人，解决生存问题。由于敌人包围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中国共产党没有人力、物力出版马、恩、列、斯全集。延安整风时指定全党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马列著作只有很少几篇。那时各个根据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的单行本屈指可数。
建国后，有了条件，中央马上着手成立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共三十九卷，到1963年才出齐。1962年，师哲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罪名，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他利用受审查的时间，认真研读、校对《列宁全集》中俄本。像他这样认真地通读过《列宁全集》的人在党内甚少，就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找不出几个。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这是他能够坚持、敢于坚持自己看法的思想基础。
他流放、坐牢十九年。在牢房里单独囚禁，在穷乡僻壤，他一人枯坐，有时间不断思考、回味、反省。他坚定信仰马列主义，自觉地以马列主义立场、方法观察社会，常年地、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思考政治问题，他虽身处逆境，但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一直保持着清醒、冷静、敏锐的目光。
198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不久，出席宦乡召开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为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做准备，为报告的国际部分征询意见。他首先发言，直言不讳地提出：“苏联不是修正主义。”一语惊四座。他不在乎人们惊异的目光，侃侃而谈，理由充分，难以驳倒。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没有改善，对苏联仍然沿用“苏修”的称呼。即使主持人内心认为他讲得很对，也不能违背中央决定，从此会议再没有开过。会后，宦乡登门拜访，当面请教。师哲直抒己见，讲了一天，将这么多年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只批评了苏联执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没有涉及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再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
师哲锐气不减当年。有人说他骄傲自大，有人说他固执己见，有人说他坚持原则，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仍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他二十岁投身革命，经历过战争、肃反、党内争论，也犯过错误。他有过辉煌，也下过地狱，经历丰富多彩，大起大落，命运多舛。从1959年起受审查，后下放到陕西扶风农场，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进秦城监狱，狱号：6601，是1966年关到秦城监狱的第一个人。1975年出狱后流放到陕西扶风，1979年才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1982年做了结论：“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不平凡的经历磨炼了他，使他更加坚强、刚毅，百折不挠。他1986年患中风，行动不便。这一个接一个的打击，都没有将他打倒。他永远有老共产党员特有的达观、积极、奋进。真是生命不息，奋斗不已。
以上所说，使他一生一直保持特立独行的个性，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真知灼见，形成一家之言。
经过整理后，1991年，回忆录以《在历史巨人身边》为名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前后两次印刷，共印六万七千册，引起轰动。一时间以“巨人”为名的书籍、影像不绝于耳。1995年，在日本由刘俊男、横泽泰夫翻译的日文版问世。中国、俄国、乌克兰、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研究中国外交史、关注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学者纷纷登门请教，各国记者采访，络绎不绝。每次他接受国外学者的采访，总通知我参加。他的观点、史料广为史学界接受。
1998年，该书增加三万字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将此书的解放后部分以《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为名出版。这两次共印近两万册。
师哲已于1998年8月去世，他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同众多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曾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述的。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借鉴，因而他本人也成为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一般的书有十年寿命就很不错，而师哲的回忆录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已成为历史文献，成为经典，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备的参考书。
我有幸与他结识，帮助他整理回忆录，与他的合作是我历史工作生涯中的重要一笔，特别是我步入史学界仅十余年时，直接得到他的教诲，使我的学识、写作能力、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受益终生。
他一直怀念苏联老朋友，但是行动不便，一直没有机会见面。1993年10月5日，我和皮声浩、张希陪同俄罗斯的朋友贡恰罗夫、杰尼索夫看望师哲。师哲一一询问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的情况，得知罗高寿的儿子小罗高寿任俄罗斯驻华大使，十分高兴。拿出三本《在历史巨人身边》送给两位俄罗斯友人，一一签名留念，并请他们转交罗高寿大使。那时他已是九十一岁高龄。两年后，他因病逝世。
2003年12月19日在俄罗斯大使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聚会上，罗高寿大使是晚会的主人，繁忙地接待客人。我想到师哲的遗愿，师哲青年、壮年一直为中苏友好工作，到晚年他以写回忆录的方式依然致力于中俄友好。俄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他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俄罗斯，没有能再见到俄罗斯的老朋友。我主动走过去，向他谈起师哲和《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他知道我是这本书的整理者时，热情地同我握手。我知道罗高寿大使借此表达他对师哲的敬意和怀念。我的朋友叶利亚、王元将这个瞬间拍摄下来。
此次出版以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版本为底本，此本印数较少，市场上难以见到。1991年以来，中国、俄罗斯公布了大量档案，在很多地方同师哲的回忆录都可互为印证，但也有个别不一样的地方，此次出版一一做了注释。我重新看了原稿，进行核对，增加了一万多字，“整风运动”一节请《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的作者郝在今审阅。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次出版根据《俄语译名手册》（辛华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对俄文姓名进行了校正。第一次公布了由师哲审定、新华社对外部俄文编辑室资深翻译李树华译审校正的中俄文人名、地名对照表，另在书后做了人名索引和大事记。
有的书再版，为了吸引读者，就另起个书名。我主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所以仍然用原来的书名。
李海文
2014年12月于北京
注 释
[1]. 《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郝在今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
这是第一篇在苏联留学